“好，既然我们彼此见过面了，”

独角兽说，“如果你相信我是真的，我就相信你是真的。

这可算是公平交易吧？”——《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我七岁的时候，一天下午，从我就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英语高中回家的巴士上，一个我永远也不知道名字的男孩从后排对我叫道：“嗨!犹太人，你爸爸喜欢钱吗？”我记得我为这问题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并不认为我父亲特别喜欢钱，但那男孩的语气里隐含着一种我不能明白的侮辱。首先，我对被称为“犹太人”十分诧异。我的祖母去犹太教堂，但我的父母并不信教，我更没有把自己和一个我认为只为我祖母辈保留的字眼联系起来。但因为用在我们身上的绰号有着隐含的意义，所以(尽管我当时不知道)我被迫作出选择：是接受这个庞大、困难的身份，还是否认它。

法国哲学家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in

finkielkrau)在一本有力的社会随笔和自传交融的书《想象的少数》(he

imaginary

few)里，提到了一个相似的时刻和这种遭遇的普遍性，但他的主题不是仇恨的继承。

“我自己，”芬凯尔克劳特写道，“愿意谈论和思考相反的情况：一个小孩、一个青年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不但自豪而且欣喜，慢慢的，他开始疑惑，是否有一种信仰：个体能作为例外和被放逐者而愉快地生活。”这些有着假定身份的个人，这些自身并没有承受过苦难的继承人，芬凯尔克劳特用一个贴切的字眼称他们为“想象的”或“闭门造车的犹太人”。这个提法对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十分有用，我深深为此打动：我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如何影响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爱丽丝在漫游镜中森林时知道自己是谁(世界认为她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孩)到底有多重要？显然，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认知决定了她与她碰到的生物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忘了自己是谁，爱丽丝可以和一只已经忘记自己是小鹿的小鹿作朋友。

就这样，爱丽丝亲昵地搂着小鹿柔软的脖子，一起走出森林，进入一片开阔地。到了这里，小鹿突然腾空一跳，挣脱了爱丽丝的手臂，欢欣地喊了声：“我是一只小鹿!哎哟!你是人类的孩子!”

它美丽的棕色眼睛突然浮现出惊慌的神情，接着它像箭一样飞快地跑掉了。围绕建构的身份概念，芬凯尔克劳特尽力阐述了一系列犹太人身份意义的问题(或者，我加一句，是作爱丽丝还是作小鹿)，因为每个定义都是有限的，他拒绝给这些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

芬凯尔克劳特讨论的中心是一个貌似陈腐的陈述，即犹太人存在着，无论他们的个人身份或集体身份如何，他们存在着，即使纳粹机器也无法抹去。

这种存在不易承受，更别说归类。“听着，大夫，”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写道，“甚至不要跟我谈犹太教，我不希望它是我最糟的敌人。责备与耻辱：这就是从中得到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不幸。”每个被迫害的犹太人都高叫着“为什么是我？”，想象的犹太人厌倦地叹息。以自己作例子，芬凯尔克劳特承认一方面他传播自己愿意作犹太人的愿望，一方面他将自己去犹太化，把自己变形成他者，成为他的非犹太同伴的使者：从这里我生动地发现了我自己。当他父母谈到大屠杀时，他以越南作为回答；当他们提到反犹主义时，他指出在法国没有犹太垃圾清扫人。

“为什么是我？”变成“为什么我不是其他什么人？”在镜中森林里，想象的犹太人丧失了所有的归属感；对他而言，不可能存在身为犹太人的“我们”。传统偏见把“我们”看作一个秘密社会，满是不光彩的阴谋和统治世界的野心；犹太人的回应是拒绝联合。“没有‘我们’，”他宣称道，“因为信仰犹太教是个人的事。”

即便如此，今天的犹太教再次认识到它自身本是一个共同体。

但是，芬凯尔克劳特尖锐地提出：为什么集体话语必须总是保留政治上的排外呢？为什么任何不是“我”的事物必然成为权力或国家的问题？如果既不躲藏也不声称自己属于过去被屠杀的百万民众，犹太人能成为“我”吗？这些是危险的水域。也许没必要回忆那些先辈所受的令人置疑的迫害，但必须记得犹太人常担负的英雄主义的幻想。那些蔑视同伴们“遗忘历史”的人，也忘记了他们自己不稳定的身份依赖于“历史的幻觉”。飘渺的历史之网赋予所有犹太人一个时间久远、空间宏大的多样大家庭，但年轻的犹太人有时感到自己仅仅是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