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祖母点燃安息日的蜡烛、念着宗教祈祷词、手在摇曳的烛光上空划着反向的圈，我感到我与那个她来自的有着黑暗古老的森林、冬天飘着薄雾并说着古语的地方毫无关联。她是我祖母，但她生命的始终均凝聚在我的现在；她很少提及她的祖先或者她出生的地方，在我的神话里她简短琐碎的故事的意义远远低于格林兄弟和爱丽丝。如果犹太教有中心律令，芬凯尔克劳特说，它就不该是“一个身份问题，而应是记忆问题：不是模仿迫害或者展示大屠杀，而是纪念受害者”，使大屠杀免于平凡老套，这样犹太人才不会被宣告双重死亡：被谋杀和被遗忘。

即使在这里，我与这些恐怖记忆的联系仍旧十分遥远：就我所知，我们在纳粹清洗中没有失去任何直系亲属；我的祖父母们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移民到巴伦希尔施(baron

hirsch)在阿根廷北部建立的几个殖民地之一，在那里有着叫作伊萨克的牧人，亚伯拉罕用意地绪语大声叫唤他的牛。直到青年时期我对大屠杀还一无所知，后来也仅仅是通过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和安弗兰克(a

e

frank)的书得以了解。那么这个恐怖事件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吗？我的历史在共同的人性以外吗？从那遥远的校车里向我猛掷而来的侮辱性绰号准予我成为那古老、封闭、疑问、固执、聪慧的民族的一员吗？

我过去——我现在——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吗？我是犹太人吗？我是谁？爱丽丝、一个人类的小孩，小鹿、被捕杀的动物，他们回应了这最后一个问题。像我一样，他们没有回答出自己知道的身份，而是用外人指点编造的词句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个承受偏见的群体都有这些话要说：我们是被他人言说的语言，我们是被他人识别的形象，我们是被要求记忆的历史，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无法作为。但我们同样是置疑这些假设的语言、是打破固定模式的形象。我们还是当下生活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能缺席。我们有自己的存在，而且我们将不再愿意保持想象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