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事物最后的庄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93年8月23日1967年10月8日，一小队玻利维亚军人在苏克雷东郊距离拉海格拉村庄不远的一处树丛繁盛的溪谷里诱捕了一群游击队员。两人被活捉：一个是名叫威利(willy)的玻利维亚战士；另一个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o

che

guevara)，他是古巴革命的英雄，被玻利维亚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gerneral

rené

barrienos)称为“代理卡斯特罗共产主义外国侵略”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塞里克(andrés

selich)上校一听到消息便匆匆登上一架直升机飞向海古尔拉。在摇摇欲坠的学校教室，塞里克和他的俘虏进行了一场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谈话。直到现在，关于切的最后几小时也几乎不为人知；在沉默了二十九年之后，塞里克的遗孀最终同意美国记者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参看塞里克有关这场伟大谈话的笔记。在历史记录的重要性以外，这同时也是一个尖锐的事实：一个人最后的言论由他的敌人尊敬地记录下来。“司令官，我发现你有些沮丧，”塞里克说。“能解释一下是什么让我有这种印象？”“我失败了，”切回答道。“完结了，这就是你看到我这样的原因……”“你是古巴人还是阿根廷人？”塞里克问。“我是古巴人、阿根廷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厄瓜多尔人，等等。你知道。”“什么让你决定到我们国家来作战？”“你难道看不见农民的生活状态吗？”切问道。“他们几乎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在令人痛心的贫困中，只有一间房睡觉、吃饭，无衣可穿，像动物一样被遗弃……”“但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古巴，”塞里克反驳道。“不，那不是真的，”切回击道。“我并不否认在古巴也存在着贫困，但［至少］农民怀着进步的幻想，在玻利维亚生活却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看不见个人条件的改善。”中央情报局希望让切活着，但也许他们的命令从没传达至总管这场行动的古巴裔中情局代理人菲历克斯罗德里格兹(félix

rodriguez)那里。切第二天就被执行了死刑。为了让俘虏看上去是在战斗中被杀死的，行刑人对着他的手臂和腿开了枪，切在地上翻滚着，“明显地咬着一只手腕避免喊出声”，最后一枚子弹射进他的胸膛，使他的双肺充满了鲜血。切的遗体被飞机送到维尼格兰德，在那里停放了几天，官员、记者和城里的居民都去观看。在遗体消失在维尼格兰德简易机场一个秘密墓地之前，塞里克和其他官员均站在他头部，在照相机前摆弄姿势。死去的切的相片，必然地和基督之死联系在一起(半裸的瘦削身体、长着胡子、受苦的脸颊)，他成为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偶像之一。当1959年古巴革命发生时，我们这代人将近十岁。切格瓦拉之死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的第一年也是唯一的一年大学生活已快要结束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十月(1967年的夏天开始得很早)，我和朋友们正在计划着去南方旅行并在安第斯山脉巴塔哥尼亚扎营。我们对那块地很熟悉。高中时我们大多数夏天都去巴塔哥尼亚远足，领导我们的是热情的左翼班长们，他们的政治信条从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到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从忧郁的托尔斯泰主义到阿根廷风格的阿尔弗雷德帕拉西奥(alfredo

pacios)社会主义。我们常在篝火边翻看他们的书袋，其中包括毛泽东的诗集、布拉斯德奥特罗(bs

de

oero)和聂鲁达(neruda)的作品、沙纪(saki)和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短篇、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ier)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科塔萨尔的故事中有一行引文摘自切的日记，它让我们讨论起古巴革命的理想。我们唱着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反击战的歌曲、鼓舞人心的“伏尔加河纤夫之歌”、粗糙的伦巴曲“我的普康奎塔有丰满的大腿”，以及各种各样的探戈和大量的阿根廷桑巴曲。如果不折衷这点，我们一无是处。南下扎营并不仅仅是旅游活动。我们的巴塔哥尼亚并不属于查特文。带着年轻的热情，班长们希望给我们展示阿根廷社会隐藏的一面——这一面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舒适的家里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对我们繁华社区周围的贫民窟有些模糊的印象——我们叫它们“可怕的地方”或者“不幸的村庄”——但我们对奴隶样的生活环境一无所知。如切向塞里克描述的那样，我们国家广大土地上的许多农民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更别说30年代被军方系统地正式加以种族灭绝的土著人。带着多多少少的热切目的，班长们希望我们看到“真实的阿根廷”。一天下午，在靠近爱斯奎尔镇的地方，班长们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又高又多岩石的峡谷。我们排成一行往前走，疑惑这条灰尘扑面、毫无吸引力的石头走廊会把我们带向何处。在峡谷的墙上我们开始看到开口，就像通往洞穴的入口，在开口处我们看到了憔悴、病态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脸。班长们和我们一起走过了峡谷，一句话也没说，但当我们为过夜扎营时，他们告诉我们刚才见过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像动物一样居住在岩洞里，偶尔依靠担任雇农维持生计，他们的小孩大多活不过七岁。第二天一早，我的两个同学便问他们的班长怎样才能加入共产党，其他人的道路也变得更活跃。一些人成为70年代反对军方独裁的战士；其中一人玛利奥弗梅尼克(mario

firmenich)成为嗜血的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员的首领，多年来一直是军方通辑的首名主犯。切的死讯影响巨大，也几乎在意料之中。于我这代人，切是我们知道自己永远不能成为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决断与不羁的奇妙结合如此强烈地吸引我们这代人，甚至下一代人也在切的完美化身中感受如此。在我们眼里他是生活中的传奇人物，我们相信他的英雄主义会以某种方式存活下去。我们并不奇怪，在切死后，背叛他的中情局官员罗德里格兹突然患上哮喘病，好像他继承了死者的疾病。切看到了我们曾看到的，也感到过我们曾感到过的对“个人条件”基本不平等的愤怒，与我们不同的是，他对此做了一些工作。他的方法令人怀疑，他的政治哲学流于肤浅，他的伦理道德残忍无情，他最后的胜利不可能实现，这些比起他坚持向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开战的事实而言都显得(也许仍然显得)不那么重要，尽管他从没特别肯定代替错误的应该是什么。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erneso

guevara

de

serna)(这是他的全名，成名后他被简称为“切”)1928年5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尽管他的出生证明是“6月”，但这是为了掩饰他父母仓促的婚姻。他父亲的祖先早先跟随西班牙征服者来到阿根廷，在密塞欧内斯省的郊区他父亲有一个种植园。埃内斯托一生为哮喘病所困扰，因此他们家搬到了更有益健康的科多巴，后来在1947年又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埃内斯托学习了医学，获得了医生的头衔，开始遍游充满神奇的拉美大陆。他迷恋见到的一切，发现很难放弃这种游荡的生活：从厄瓜多尔他写信给母亲，宣布自己已变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探险者”。在他于这场大游历碰到的人中，其中一个对他有特别的影响：从斯大林血洗中逃脱的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埃内斯托在危地马拉碰到了他。“你死时会拳头紧握、牙关紧闭，”这位远行的提瑞西阿斯（iresias）说，“完全显示愤怒和斗争，因为你不是一个象征，而是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里的真实成员：乱哄哄的场面所富含的精神从你口中说出，敦促你的行动；你和我一样有用，却不明白你对这个牺牲了你的社会有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