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忍，”他写道，“远远不是罪恶，它是自然赐予我们最早的情感；婴儿打破拨浪鼓、咬坏乳娘的奶头、掐死宠物小鸟，这远远发生在他具备理智之前。”身为法国革命之子，萨德并非以理智女神取代了亚伯拉罕的上帝，而是以自然取代了它，后者更具有狂野的神性。对萨德而言，人类的激情只是“自然操纵的手段，以完成自然的设计。”自然向我们猛然掷出从出生到死亡的进程，令人眩晕，它要建立一种秩序，我们只是这残暴机器中的一分子，最后为这机器摧毁；萨德怪异的性发明自然就如同机械而无感情的设备，对此详细的描写与其说为了兴奋毋宁是为了临床说明。罗兰巴特(rond

barhes)在一篇引人争议的文章中反对将萨德划为色情作家，因为“色情只能由一种长久隐喻的语言来界定”，他认为这种对清楚的自然秩序的追求即使陷于***，也一直主宰着萨德所有的作品。萨德的主角因为有寻找自然秩序的欲望而寻求残忍的恐怖。其他人，如坡、卡夫卡和超现实主义者，如同解剖时钟玩具的孩子，寻求的是混乱，他们把事物分解开，希望揭示世界的秘密。残忍——比如，在超现实主义原型电影《一条叫安达鲁的狗》(un

chien

andalou)里被剃刀切碎的眼睛——来自对混乱状态极度的渴望。这些框架、上下文和概念允许我们将对恐怖行为的描写读成是美学或哲学理论的阐释，但这些在埃利斯的书里都找不到。萨德、坡和其他成百的作家的书里，有些片断单独读起来(在学校里我们把它们叫作“脏段子”)要么令人愉快，要么惹人厌恶，但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奥维德的《变形记》(meamophoses)里马斯亚斯被活活剥皮，《内战》(he

civil

war)里路肯的女巫咬断她一直亲吻着的尸体的舌头，麦克白夫人谈到把***从婴儿无骨的齿龈里拔出再掷出脑浆，卡夫卡的犯人在《刑事殖民地》(he

penal

colony)里被用一根针在身体上刻出未说出口的罪行性质而被慢慢折磨死，奥威尔《一九八四》(1984)里的温斯顿面对攻击其眼睛的老鼠的威胁，叫道：“给朱莉叶也来一下!扯她的脸，啃她的骨头!”蒂莫西芬德利(imohy

findley)的《旅途上不需要》(no

waned

on

he

voyage)里，诺伊斯用独角兽的角强奸继女——即使读者也许会忽略上下文，在描写中发现色情成分，但上下文总是存在的：它给暴力带来色彩、赋予意义、允许救赎、帮助理解。暴力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对地狱的一瞥，也许是叶芝在写作《马戏班动物之逃亡》(he

circus

animals

deserion)时内心的出发点，这首诗是关于灵感的源泉：我必须在所有阶梯的开始之处躺下，在那污秽的心灵的旧货店里。旧货店是事实，不同的作家以多少不一的天分访问过它。许多人失败了，但没有天分并不是罪过，写得糟糕的书总是存在，这也考验我们的仁慈之心。出版商和虚假广告、将一本书包装在另一种封面下销售，这才是伦理犯罪，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有道德感。正是我们读者才具有最后的责任。语言最惊人之处在于它的多功能性：它可以是胡言乱语，也可以是恶言谩骂，可以是笑话，也可以是寓言。它可以是一种启示来升华我们，也可以是色情文学来监禁我们。请记住：每一次我们选择就寝读物时，我们也在天堂的暗示与地狱的许诺之间选择我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