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饮了一大杯咖啡而去。心里想着二十八？二十六？三十？实在记不清，况且二十六期是否十月一日出版，也不甚了了。回到家中，找存书，遍翻不得，二十七至三十期皆有，都不见有那篇《学究与贼》。偏偏二十六期缺了。打电话问时代公司，请即刻派人送一本二十六期来。时代的人慌忙，以为二十六期出了什么祸。我说“没有什么，我神经错乱而已，反对的人都把期目记清了，我反正记不得。但愿天下都反对幽默。”

“什么！？”是电话上惊惶的来声。

“即刻把二十六期差人寄来。”我戛然把电话挂上。

方巾气研究

在我创办《论语》之时，我就认定方巾气道学气是幽默之魔敌。倒不是因为道学文章能抵制幽默文学，乃因道学环境及对幽默之不了解，必影响于幽默家之写作，使执笔时，似有人在背后怒目偷觑。这样是不宜于幽默写作的。惟有保持得住一点天真，有点傲慢，不顾此种阴森冷猪肉气者，才写得出一点幽默。这种方巾气的影响，在《论语》之投稿及批评者，都看得出来。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唷杭唷文学，皆在鄙视之列。今人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水，练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是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所以这班人，名词虽新，态度却旧，实非西方文化产儿，与政客官僚一样。他们是不配批评要人今夫天下的通电的。西洋人讨论女子服装，亦只认为审美上问题，到中国便成了伦理世道什么夷夏问题。西人看见日蚀，也只当作历象研究，一到中国，也变成有关天下治乱的灾异了。西方也有人像李格，身为大学教授，却因天性所近，好写一些幽默小品，挖苦照相家替人排头扭颈。作家读者也没有想到“文学正宗”“国家兴亡”上面去。然而幽默文学，却因此发达，假如中国人如老舍作一篇《吃莲花的》便有人责问，你写这些有何关于世道人心，有何益于中国文化？这不是桐城妖孽还在作祟是什么？因此一着，写作的人，也无意中受此辈方巾气之压迫，拿起笔来，必以讽世白命，于是纯粹的幽默乃为热烈甚至酸腐的讽刺所笼罩下去。

办幽默刊物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办一幽默刊物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原来在国外各种正经大刊物之内，仍容得下几种幽默刊物。但一到中国。便不然了。一家幽默，家家幽默，必须“风行一时”，人人效颦。由是誉幽默者以世道誉之，毁幽默者亦以世道毁之。这正如一个乳嗅未干专攻文学三年的洋博士，回到中国被人捧为文学专家一样的有苦难言，哭笑不得。其实我林语堂并无野心，因只生性所近，素恶《东方》杂志长篇阔论，又好杂沓乱谈，此种文章即无处发表，只好自办一个。幸而有人出版，有人购读，就一直胡闹下气。充其量，也不过在国中已有各种严肃大杂志之外，加一种不甚严肃之小刊物，调剂调剂空气而已。原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当强普天下人皆写幽默文。现在批评起来，又是什么我在救中国或亡中国了。

《人间世》出版与《论语》出版一样。因为没人做，所以我来做。我不好落人案臼。如已有人做了，我便万不肯做。以前研究汉字索引，编英文教科书，近来研究打字机，也都是看别人不做，或做不好，故自出机杼兴趣勃然去做而已。此外还有一什么理由？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我办刊物来登如在《自由谈》天天刊登而不便收存之随感，他人尽管办一刊物专登短篇，我能禁止他么？倘使明日我看见国中没有专登侦探刊物，来办一个，又必有人以我为有以奉侦探为文学“正宗”之野心了。这才是真正国货的笼统思想。此种批评，谓之方巾气的批评。以前学者名流，没人敢办幽默刊物，就是方巾气作祟，脱不下学者名流架子，所以逼得我来办了。

今日“大野”君在《自由谈》劝我“欲行大道，勿由小径，勿以大海类于牛迹，勿以日光等于萤火”，应先提倡西洋文化，后提倡小品。提倡西洋文化，我是赞成的。但是西洋文化极复杂，方面极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笼统，我们应该随性所近分工合作去介绍提倡吧。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近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派及杭唷杭唷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去吧。近有感想，因见上海弄堂屋宇比接，隔帘花影，每每动人，想起美国有自动油布窗幔，一拉即下，一拉即上，至此无人“提倡”“介绍”，也颇思“提倡”一下。倘得方巾气的批评家不加我以“提倡油布窗慢救国”罪名，则幸甚矣。

在反对方巾气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在介绍西洋文化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这句话也是我自幼念惯“今夫天下”之遗迹。我生活之严肃人家才会诧异哩。

因为西方现代文化是有自然活泼的人生观，是经过十九世纪浪漫潮流解放过，所以现代西洋文化是比较容忍、比较近情的。我倒认为这是西方民族精神健全之征象。在中国新文化虽经提倡，却未经过几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炼。人之心灵仍是苦闷，人之思想仍是干燥。一有危艰，大家轰轰然一阵花炮，五分钟后就如昙花一现而消灭。因为人之心灵根本不健全，乐与苦之间失了调剂。叫苦固然看来比嬉笑或闲适认真爱国，无奈叫苦了喉干舌燥。这一股气既然接不上去，叫苦之后就是沉寂，宛如小孩哭后想睡眠。虽然偶然在沉寂中哼卿一两声，也是病榻呻吟，酸腐颓丧，疲靡之音。现在文学中好像就没听见声音宏亮的喊声，只有躲在黑地放几根冷箭罢了。但人之心理，总是自以为是，所以有吮痈之癖。自己萎弱，恶人健全，自己恶动，忌人活泼，自己饮水，嫉人喝茶，自己呻吟，恨人笑声，总是心地欠宽大所致。二千年来方巾气仍旧把二十世纪的白话文人压得不能喘气。结果文学上也只听见嗡嗡而已。

所谓西洋自然活泼的人生观，可举新例说明。譬如游玩是自然的，以前儒塾就禁止小孩游玩，近来教育观念解放了，近乎自然了，于是间不但不禁游玩，并且在幼稚园，小学，中学利用游玩养儿童的德性。西洋夫妇卿卿我我，携手同游，也不过承认男女之乐为人类所应有，不必矫饰，于是慨然携手同行于街上，忝不为怪。由中国人看来，也只能暗羡洋鬼子会享艳福。一旦中国人也男女解放起来，却认为不可，说是伤风败俗。看见西人男女裸身海浴水戏，虽然也会羡慕，但是看见中国男女裸身海浴，必登时骂其为世风不古。西洋女子服装尽管妖艳，西洋现代的批评，却没见有人说她们是有伤风化，因为他们已有浪漫派容忍观点。然在中国看见西洋女子妖装鲜服，虽然佩服，看见中国女子一样的服装，便要骂其为摩登。西洋舞台跳舞，如草裙舞，妖邪比中国何只百倍，但是未闻西方思想家抨击，而实际上西人也并未因看草裙舞而遂忘了爱国，中国人却不能容忍草裙舞，扳起道学面孔，詈为人心大变天下大乱之征。然而中国人也并不因生活之严肃而道德高尚国家富强起来。全国布满了一种阴森发霉虚伪迂腐之气而已。所以这种方巾气的批评家虽自己受压迫而哼几声，唾骂“文化统一”，哀怨“新闻检查”，自己一旦做起新闻检查员来，才会压迫人家的利害。我看见女儿见两只臭虫在床板上争辩。甲骂乙“你是臭虫！”，乙也回骂甲“你是臭虫！”我却躲在旁边胡卢大笑。

因为心灵根本不健全，生活上少了向上的勇气，所以方巾气的批评，也只善摧残。对提倡西方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只能诋毁，不能建树。对《论语》批评曰“中国无幽默”。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况且《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除非初出茅庐小子，还在注意宇宙及救国“大道”外，都对于幽默加一层的认识，只有一些一知半解似通非通的人，还未能接受西方文化对幽默的态度。这种消极摧残的批评，名为提倡西方文化实是障碍西方文化，而且自身就不会有结实的成绩。《人间世》出版，动起杭唷杭唷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连一篇像样的对《人间世》的内容及编法的批评，足供我虚心采择的也没有。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总而言之，没有一个我认为够得上批评《人间世》的文字。只有胡鲁一篇攻击周作人诗，是批评内容，但也就浅薄的可笑，只攻击私人而已。《人间世》之错何在，吾知之矣。用仿宋字太古雅。这在方巾气的批评家，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案。

二十二年之幽默

编者命令我做文章，以廿二年之幽默为题。据我看来，这并不是讲廿二年幽默有什么好文章好成绩，因为子路岳母忌辰初过，墓木未拱，幽默文章也只在萌芽时代。大概待其墓木已拱时，幽默自然也跟着辉发光大蔚然可观了。这里只讲在廿二年间幽默所取得之地位及其发育而已。

第一是关于幽默普通之认识，即幽默感之普遍化。幽默之事实时时排在我们面前，自道学家见之非常严重，而自具幽默感者见之，自是天衣无缝的现成幽默文章。即如道学家之严重对待幽默事，事实已是一副绝好的幽默景象。试随翻《论语》古香斋及半月要闻所载，皆无需文人笔下之点缀，自然为幽默上乘材料。此种幽默材料，廿二年极其富丰，其实中国年年月月有此事，未经点破而已。其见于半月要闻者，如陈绍宽作五年海军计划；如莲花并蒂，国府否认；如楚有舰在吴淞试炮，炮弹向后出，如青岛舰队，三天不见；如黄郛言：“不妥协，不求和，只在互相谅解之下谋和平”；如汪精卫长期及一面忍耐抵抗之演变；如蒋介石劝刘珍年“养浩然之气”，如蒯叔平质问袁良启事。其见于古香斋者，如四川某县禁男人穿长衫，广西禁女子服短袖，如金山女子脱裤穿裙之“鸡笼罩驱疫”；如“仁王护国般若法会纪念”碑文；如陈总司令招考记室之四六布告等。这恰似美国孟肯所办americanmercury中之《亚美利坚杂拌》americana奇理异态，层出不穷，真有令人不可思议之慨。

其次关于国人对于提倡幽默之《论语》的态度。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而且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这由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济南东门某夫妇因争读《论语》而半夜吵架，几至离婚涉讼，这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之可能；南京某校学生为《论语》定户，每值邮使将《论语》投入信箱时，如不立刻取出，即自不见；河南某君与情人共读《论语》，为妻撞见，因而发见《论语》是否离间夫妇之媒介的伦理学问题，此亦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共读之可能；苏州政治犯监狱（反省院？）有狱吏犯私贿狱购阅《论语》卒被发觉，以致罚关黑屋，此本大约有十余人共读之可能；华盛顿公使馆图书馆员来函，因《论语》被偷，请补缺本；北平书店伙计，因读《论语》，怠慢主顾被斥，这也可以证明买《论语》的人，并不一定是先读该本《论语》之人。诸如此类，或由来函相告，或由道路传闻，虽间有失实，而每期二万本《论语》有六万读者，似可充分证明了。这可以推知苦闷之中国人是不甘自弃，能于苦闷中求超脱，取不管他妈瓦上霜之态度了。

然而《论语》颇有人不满者。此又可分为二派，一是赞成幽默而鄙夷论语，其意思是要《论语》愈办愈好，可以不论。又一派是愤《论语》为亡国之音？对于亡国责任，向来武人推与文人，文人推与武人，谁都是爱国志士，不愿自己受过。即如我个人，忝居文人之后，亦不能免俗，认为中国弄到这个田地，是武人弄坏的。然而武人必不承认，吾亦不期望其承认，这账是算不清的。西人有言曰，半夜里的乌鸦一般黑。中国畏葸之国民，又何尝是健全的国民？所以在阴历三十夜子时非洲林中，认出哪一个是捉乌鸦之黑人，哪一个是被黑人捉到之乌鸦，本是不可能之事。大家归罪于月亮之晦暗，你也不必怪我，我也不必怪你，此“天祸中华”说也。所以文武都是好人，只有上天不是，其过在天。然责任问题而外，亡国之音之说，仍含有道学气味。此等庸人，与我道不同不相为谋虽袒裼裸裎于我侧，焉能浼我？故可以不理。舒梦兰描写庸人一副形容极好：“若李太白避结交叛藩之难，正当潜踪思过，乃反高居五老，纵酒赋诗，卒不免夜郎之流，庸人必讥其昧于明哲。白香山谪居江州，礼宜避嫌勤职，以图开复，乃敢夤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弹琵琶，侑觞谈情，相对流涕。庸人曰，挟妓饮酒，律有明条，知法犯法，白某之罪的决不贷。乃香山悍然不顾，复敢作琵琶辞，越礼惊众，有玷官箴，今时士大夫绝不为也。即偶一为之，亦必深讳，盖未曾宣之于口，又何敢笔之于书。人之庸者，且义形于色，诟詈香山犯教而败俗，其琵琶之辞必当毁板，琵琶之亭及庐山草堂胥拆毁而灭其迹，庶乎风流绝种，比户可庸矣。……彼诸庸人必且不层行此之乐，不暇行此之乐，不肯行此之乐，不敢行此之乐，独必轻笑鄙薄古之人行此乐者。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以为有伤盛德……”据庸人看来安禄山之乱，亦应挟妓饮酒之李白尸其咎，不应由安禄山负之。天下庸人如此之多，则《论语》之受一部分鄙夷亦“应有之义”。中国道统之积习甚深，所以如黎锦晖之《毛毛雨》，其乐美于党歌其辞雅于桑中亦被士君子骂得狗血淋头，被三房六妾而同时提倡读卫风郑风之诗经的武人所禁止。吾知卫风郑风幸系至圣大成之孔子所手定，不然亦将被三房六妾之卫道武人所禁止矣。其实西人歌曲之曲辞，不知比《毛毛雨》淫放几百倍，而西方道德似不比中国沦丧。试以《毛毛雨》译成西文，恐未必有一洋人予以淫放之讥也。《论语》读者有鄙夷《笑林广记》者，亦系道学派。吾未尝鄙夷《笑林广记》也。尝思试将美国之《纽约客》，法国之《巴黎生活》，《笑》，法国之simpliccismus中之图画文字和盘翻印译出，使中庸之貌木讷之形之伪君子见之膛目结舌而降心相从认《论语》为惟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也。且吾岂为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者办《论语》哉？彼读东方杂志，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