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起来，有的疲劳对人的幸福的障碍要更大一些。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只要不过度，倒往往会成为幸福的原因之一，这种疲劳使人睡眠酣畅，胃口大开，倍增人们假日里玩乐游戏的劲头。不过，如果疲劳过度，就会对人带来很大危害。除去那些高度先进发达的地区以外，贫穷地区的农民妇女多因过度辛苦劳动，人到30就已衰老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儿童的生长发育受到相当的阻碍，甚至常常因劳动过度而夭折。这类情况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中国和日本仍时有所见，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美国南部各州。

体力劳动过了某一极限便是对人的残酷折磨，而且常常发展到使生活本身变得不堪忍受的程度。然而，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那些地区，由于工业生产劳动条件的改善，体力上的疲劳已经大大减轻。在今日的发达地区，问题最严重的是神经疲劳。奇怪的是，这类疲劳最常见于富裕人家，比较起实业家和脑力工作者来，雇佣劳动者身上要少见得多。

要避免现代生活中的神经疲劳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对城市劳动者来说，在整个工作时间，甚至在上下班时间里，不断受到噪音的干扰，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大部分噪音不去有意识地注意，但是噪音依然在折磨人，而且由于潜意识中竭力去避开这些噪音的紧张过敏，反而使人更为疲乏。

另一个我们未意识到的产生疲劳的原因是，陌生者连续不断的在场出现。

同别的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也习惯于对同类的每一位陌生者进行探究打量，以决定究竟用友好的还是敌视的态度与他相处。这种本能在高峰时间里乘坐地铁的人们身上受到了抑制，其结果是，他们对所有陌生者，对这些非出本愿而被迫与他接触的陌生者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愤怒。

另外，急着去赶早班火车的紧张情绪会引起消化不良。因而等赶到办公室，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这位职员的神经已经紧张疲乏，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讨厌的情绪。他的雇主呢，也带着同样的情绪上班，对雇员身上的这种情绪无意消除打发。雇员出于担心被解雇的恐惧，不得已而显出恭敬驯顺，但是这种不自然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的紧张。要是允许雇员们一个星期有一次机会去捏捏老板的鼻子，或是用其他方式表示对他的真实想法，那么他们紧张的神经就会得到放松。

但是从雇主的角度来说，他也有自己的困扰，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雇员担心的是解雇，雇主担心的则是破产。的确，有的雇主已经足够富裕强盛，不必再为此担忧了，但是在他们取得这样的地位之前，他们一般都得经过多年顽强激烈的奋斗。在这期间，他们得时时警惕、关注世界各地的行情变化，不断地设法挫败对手的计谋较量。这一切结果是，当真正的成功到来之时，一个人的神经已经崩溃了，他已经习惯于焦虑忧愁，甚至在这种焦虑过去之后，他仍未能摆脱这一习惯。

是的，富人们也有子孙后辈，但是他们多半也给自己制造出焦虑来，而且这类焦虑同他们如果不是出身富家时可能遭受的焦虑几乎一样。他们聚众赌博，因而招致与父辈同样的不快，他们牺牲睡眠，通宵达旦寻欢作乐，弄垮了自己的身体，待他们平静下来，也已同其父辈一般，无力去享受幸福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选择或需要，大多数现代人过的是伤神伤筋的生活，长期以来要不是酒精的刺激，他们早已因为过于疲惫而丧失了享受生活乐趣的能力。

对这些愚笨的富人我们不想多加赘述，我们还是来考虑那些为了谋生而付出艰巨劳动的普通人，考虑他们身上的更为常见的疲劳问题吧。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疲劳是由忧虑产生的，但忧虑是可以通过一种更为健康的生活哲学，一定的心理修养而加以避免的。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能力，他们在面对那些自己一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的问题时，依然未能阻止去想这些问题。男人们深夜上了床，在他们本该去好好恢复体力以便对付明天的问题时，却依然在为工作上的事情担忧，他们脑子里翻来覆去，冥思苦想，而实际上此刻他们对这些问题又无能为力，他们这般思虑，并不是去找一个明天可行的方案来，而是带有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而这正是失眠症伴有的思维紊乱的特点。黎明来临，但是半夜里的那种精神疯狂依然紧紧缠着他们，模糊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脾气更为急躁，使得每一个困难障碍都令人恼怒。

贤人们只是在有某种明确目标时才去考虑那些困难，在其他时刻则考虑别的事情，或者，要是在晚上，干脆什么都不去想。我这并不是说，在碰到大的危机，譬如面临破产时，或是一个男人有理由怀疑妻子不忠时，尽管没有对付解决的办法，也不去加以考虑。当然，对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来说，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困难，除了那些必须即刻处理的以外，是可以把它们暂且搁置起来的。在对大脑的思维经过系统训练以后，就既能增进人的幸福，又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因为我们只在适当的时候才去考虑某一问题，而不是不适当地、无间歇地思考。在要作出一个困难的、使人费神的决策时，等到有关的数据信息收集齐备，即给予最充分的考虑并作出决定，在决定作出以后，除非得到新的事实证据，勿去随便加以修正。

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更使人精疲力竭、更无成效的了。

通过对引起忧虑事物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认识，大多数的忧虑是能够加以削弱、克服的。我一生中曾经作过多次公众演说，最初，每一位听众都使我觉得恐惧，神经紧张使我讲得极不成功，我对这一折磨觉得如此害怕，甚至常常在演讲之前，希望自己的腿跌断了才好呢，在讲演结束后，则因神经的紧张而感到精疲力竭。后来渐渐地，我教会了自己这么去想，不管我说得成功与否，都没有什么大关系，无论怎样，宇宙依然在运转。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的讲演成功与否担心越少，我说得反倒越不怎么坏，神经的紧张渐渐削弱得以至于没有了。许多种神经疲劳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我们的作为并非如我们自己想的那么重要，我们的成功或失败归根结底并没有多大关系。巨大的悲伤可以忍受克服，那些似乎使人生幸福永不归来的困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却消失，以至到后来使人难以记起这些困难原先显得多么巨大。但是，在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到个人并不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大部分。

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超越于自我的人，也就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找到宁静安逸之地，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人们对神经卫生的研究是开展得太少了。确实，工业心理学对疲劳作过详细的调查，统计数据证明，在连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专门从事某一活动后，人最终会感到非常疲倦——这一结果其实不需要很多的科学知识也大体可以猜出来。心理学家对疲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肌体的疲劳方面，尽管对学校儿童的疲劳也作过部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这一重要问题。

对人来说，在现代生活中，情绪上的疲劳一直是主要的形式之一。纯粹脑力的疲劳，同纯粹是肌体的疲劳一样，只需通过睡眠即能得到补偿。一个人进行了大量的、不需要情绪卷入的脑力劳动以后，比如，繁琐复杂的计算等——只要在每天工作后通过睡眠即可把疲劳消除。过度劳动带来的危害远非是在这一点上，而是某种形式的忧虑和焦躁。

情绪疲劳会妨碍人的休息。一个人越疲倦，就越觉得难以止息这种疲倦。这种濒临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就是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极端重要，似乎要是去度上一天假就会使事情不可收拾。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会给任何一个认为自己工作重要的病人开个休假的处方。那种似乎是由工作引起的神经崩溃，事实上都是由某种情绪障碍引起的，病人只是企图通过工作来摆脱这种障碍。他之所以不愿意放弃工作，是因为一旦如此，他将无以驱散解脱萦绕他心头的不幸，无论这种不幸是怎样的。

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对破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工作直接与忧虑联在一起，但即使这样，忧虑很可能使他长时间地扑到工作上去，以至于到头来他的判断能力愈加低弱，破产会来得更早一些。

不管怎样，引起神经崩溃的是情绪障碍，而不是工作。

忧虑的心理决不是很简单的。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心理修养，即在适当的时刻思考一定问题的习惯。这一习惯的重要性，第一，在于使我们花较少的时间思考而又能完成一天的工作；第二，它提供了一个治疗失眠的方法；第三，它有助于决策效率和水平的提高。但是这类方法并不能触及潜意识或无意识方面，当某一障碍相当严重时，任何方法如不能深入到意识层次之下，便不能产生什么作用。

在无意识对意识的作用方面，心理学家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意识对无意识作用的研究就很少了。然而后者在精神卫生方面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要使理性的信念作用于无意识王国，就必须认识了解这一作用。这在解决忧虑问题上尤为重要。嘴上说某一不幸万一发生的话并不怎么可怕，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只要它仍停留在意识信念里，这种自慰在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就不会起作用。

我个人认为，一种有意识思维，只要赋予其足够的活力和强度，是可以植入到无意识思维中去的。无意识思维大多是由本来是情绪强烈的有意识思维组成的，现在则隐伏了起来。这种隐伏过程有可能是有目的地去加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无意识思维做许多事情。

例如，我发现，如果我要写作某一较为困难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集中全力予以认真深刻的思考，在这段时间过后，即发出指令，比方说，要求这一工作转到地下进行。过了几个月后，我有意识地回到这一题目上，便发现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我发现这一技巧之前，我常常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因为任务没有进展而忧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忧虑而使问题解决得更快些，而这期间的几个月时间却浪费了，现在呢，我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了。在解决焦虑的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与此相同的过程。

当某一不幸袭来时，我们可以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下，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在正视之后，我们就感到有确切的理由认为，它并不是极其可怕的灾难。这类理由总是存在的，因为，说到底，我们个人碰到的任何事情并没有什么普遍的重要意义。当你认真地考虑了这种最坏的可能性后，并怀着确信对自己说：“嗯，毕竟这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紧要”，这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减小到了最低的限度。这一过程可能要重复几次，但是到最后，如果你面对最坏的可能性都没有退缩躲避，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忧虑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振奋昂扬的情绪。

这是避免恐惧心理的更为普遍的技巧方面的一部分。忧虑是恐惧的一种形式，任何形式的恐惧都会产生疲劳。一个人学会了消除恐惧心理，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疲劳大大减弱了。当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某种危险发生时，恐惧便以其最有害的形式产生出来。

究竟恐惧的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几乎人人都有某种潜在的恐惧。有的人害怕得癌症；有的人担心经济上破产；第三个人担忧不名誉的隐私被人发现；第四个人受着猜忌的怀疑心理的折磨；第五个人则在夜晚想到年幼时听到的地狱之火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而毛骨悚然。或许以上这些人用的是一种错误的对付恐惧的技巧，无论何时恐惧进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都试图去想别的东西，他们用娱乐、工作或其他手段来分散自己的想法。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的做法反而加剧了各种形式的恐惧。

转移自己思考目标的做法是由于鬼怪幽灵的恐怖所致，人由此转移了自己注视的目光。

对付任何一种恐惧的正确方法是：理智地、沉静地对其进行思考，思想须全神贯注，直到对它完全熟悉了解为止。最后，由于对它的熟悉而削弱了它的恐怖可怕，这整个对象就变得令人厌烦，我们的思想由此而转移开去，但不是像以前那样，由意志的作用引起，而纯粹是由于对该事物缺乏兴趣所致。

当你发现自己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沉思默想时，最好的办法是，用比自己平时更认真的态度进行更多的、更严肃的思考，直至最后它失去了令人可怕的吸引力。

现代道德中最为缺乏的东西之一是对付恐惧的方法态度。是的，人在体魄上的勇敢，尤其是在战场上的勇敢，是社会所期望于男子的，但是社会却并不期望他们具有其他方面的勇气，而对女子来说，人们则不希望她们具备任何勇气。一个勇敢的女子要是希望有男人喜欢她，还不得不把这掩盖起来。一个男子除了在身体上受到攻击时应表示出勇敢外，在其他方面如也有这种表示，便会遭人冷眼。例如，对公众舆论的冷漠态度，便被认为是一种挑衅，公众便会尽其所能对敢于蔑视其权威的人予以惩罚。这一切同应该采取的态度恰恰相反。

男子或女子身上体现的任一形式的勇气，同士兵所具有的勇气一样，应同样予以颂扬。年轻男子身上普遍具有的体魄方面的勇气就证明了公众舆论可以激发勇气并加以培养。

勇气越大，忧虑就越少，疲劳也就更为减弱。人们身上出现的大多数的神经疲劳，无论是意识层次还是无意识层次的，大多是由恐惧所引起的。

疲劳极为常见的原因之一是对兴奋的爱好追求。

一个人如果把闲暇时间用于睡眠，他便身体健康，但是他的工作却烦闷单调，他觉得在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需要寻找快活娱乐。问题在于，最容易获得的、表面看来最吸引人的娱乐活动，多半是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追求兴奋的欲望，过了某一极点后，就成了或是扭曲的气质或是某种本能不满的标志。

在从前的幸福婚姻中，大多数男人并没有兴奋的需要，但是在现代世界，婚姻常常得延迟这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经济条件具备时，兴奋变成了一种习惯，它只能在短时间里得到某种抑制。如果舆论允许男子在21岁便结婚，而又不需承担婚姻所要求的沉重经济负担，那么许多人就决不会去要求同他们的工作一样疲劳的娱乐活动了。然而，提倡这么做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或许从林赛法官的命运便可看出来。他尽管长期从事这一荣誉的职业，却因为他希望青年人不再遭受由于他们兄长的固执褊狭而招致的不幸，他因此而受到了诽谤斥责。不过这一问题现在我不打算再谈下去，因为这属于妒忌这一大题目内，我们将在下一节集中讨论。

就单个个人而言，他不可能改变社会法律和制度，因此是很难对付那些专制的道德家们制造和长久维持的局面的。但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使人兴奋的娱乐并非通向幸福之路，尽管只要使人更满足的快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人会发现，除非通过兴奋的刺激，否则生活是难以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稳健慎重的人惟一能够做到的是约束自己，不允许自己去寻找那种有损健康、影响工作的过分而又使人疲劳的快乐。

对付年轻人烦恼的根本疗法是：改变公众的道德观念。同时，年轻人也应该认识到，他最后总要走上结婚这条道路的，如果他的生活方式使得幸福婚姻成为不可能的话，那是不明智的，而神经的紧张和娱乐活动的能力缺乏，很容易造成这类生活方式。

神经疲劳的最严重的特征之一是：它在人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立了一道屏障。它使人得到的印象模糊不清、无声无息。一个人不再去注意周围的人，除非被某些小骗术和怪癖习气所激怒。对他来说，菜肴乏味，日月无光，往往只对少数几件事物表示强烈关注，而对其他一切都漠然置之。这种状况使得人不可能得到休息，疲劳则不断增加，到后来需经医疗才能解除。这一切，说到底，是对我们在前一节讨论过的、与大地失去联系的一种惩罚。

但是在今天城市人口大量聚集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与大地的联系，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这里我们又发现自己处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边缘上，但这类问题我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