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6年春节，我读初三，是一名寄宿生。寒假并没有结束，我们都纷纷回到学校，你知道的，补课。还有半年就中考了，需要抓紧一切时间，上课上课。

回学校的那天是正月初六，刚刚下完了一场雪。90年代的雪似乎比现在要盛大，县城空荡荡的，夜里有零星的鞭炮响，学校门口堆积了一堆鞭炮屑。门口是一排小门脸，从左到右排列着礼品店（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女儿，那时流行千纸鹤和纸做的星星）、文具店（里面有各种笔记本和圆珠笔）、各种小吃（主要是烧饼夹肉，又衍生出烧饼夹藕，兼卖包子）、小卖铺（老板娘总化着浓妆，丰满风骚）、服装店（那时候县城青年们流行穿李宁运动鞋）、照相馆（我们每个人毕业的时候都在那里拍了一套搔首弄姿的艺术照）空荡荡的校园，只有几个毕业班的学生上课。晚自习没有老师盯着，靠自觉。我们当然不是自觉的学生，踩着雪，跑出去喝酒。一群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大家凑了点钱。学校附近的小饭馆都没有开张，每一家餐馆都关着门——县城的餐馆往往要等到正月十五才营业。

我们蹒跚着去远一点的一家东北菜馆，老板没有回老家过年。具体是什么名字我早忘了，位置还记得，在益津市场里，一个不大的二层楼，一层是散台，二层是包房。小馆子是夫妻店，老板娘在前面忙活，老板在后厨做饭。

我们点了糖醋里脊、大拌菜，炖了一只鸡，东北的乱炖，咕嘟咕嘟的一大锅，当然还有啤酒。喝酒，还是青春的忌讳，平时没有机会喝，偶尔哪个同学过生日，悄悄喝一点。但是酒和姑娘一样令人上瘾。很快，我们每个人就干掉了面前的一瓶啤酒。

再每人来一瓶。从第二瓶开始，话有点密，我几乎忘了那天的话题，但是想来也无非是评论老师，聊聊班里的女生，谁和谁好了，过年在家里遇到的种种事情。

十五六岁，我们已经不拿自己当小孩子了，幼稚，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纷纷厌弃。所有人都开始迅速长高，身材高挑，身子板却轻薄，嘴唇边有了浓重的绒毛，开始变声，喉结开始凸起。几本黄色偷偷在宿舍里流传，那几年流行武侠，所有黄色都打着“卧龙生”

的招牌。

后来又上了第三瓶啤酒，这时有的小伙子已经不胜酒力，有点高了。菜已经不够了，又上了一份糖醋里脊，一份可能不够，于是点了两份糖醋里脊。糖醋里脊做起来简单，无非是里脊肉切成条，裹上干淀粉，下油锅炸熟，外焦里嫩，然后再用番茄酱炒。这是1996年的美味，你看，我们连着点了三份。

渐渐地有人醉了，因为每个人又喝了一瓶啤酒。酒量也有情窦初开的时候，第一次醉酒来得太猛，以至于大家猝不及防。许多人都是在那一天第一次醉酒。当然也包括我。

忘了怎么回宿舍了，应该已经很晚了，我们一群青少年醉汉，互相搀扶着，在雪地里走，有时候会摔倒。

一个人丢了鞋子。并排着在雪堆里撒尿。

喝酒是会上瘾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天黑，能够集体出去喝酒，去那家东北小馆，点乱炖、锅包肉和糖醋里脊，喝冰凉的啤酒。喝得有点微醺，控制一下，终于控制不住，继续喝，喝高了，断片了，跑到门口对着一堆脏雪呕吐。

大家日日下馆子喝酒的结果是：我们花光了生活费，连同假期里的补课费。

二

初中毕业那一天，我们都喝多了。我们去的是中心市场边上的一家小酒馆。男生女生去了一堆。小酒馆的杯子不够用了，喝酒用碗，凳子也不够用了，老板从旁边家借来不少椅子。我估计喝到最后，酒也不够了，需要现从小卖部里买酒。

在之前，我们偷摸喝酒的都是男生，并且以住校的男生为主。学校门口有一家小馆，平时做烧饼、焖饼、烩饼、鸡蛋汤之类的小玩意儿，老板姓汪，个子不高，我们管他叫老汪。老汪的店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学校内部，我们下了晚自习，学校的大门关了，就集体溜到老汪的后门，敲敲门，老汪就知道我们来了。他打开门：“今天给你们准备了鱼头。”

他总能捣鼓一些有意思的吃食，有时候是沙锅炖鱼头，有时候是陈皮牛肉，做得没有多精彩，只是个心意。我们坐在小屋里陪他喝酒，有时候还会抽根烟。

在中心市场的小酒馆，我们都喝多了。平时在班里总考第一的女生也大口喝酒，这令我感到吃惊。在我心目中，她连课间休息的时候都在认真读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这次中考也是第一，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她喝酒的时候用碗，一大口就干掉，然后哭着说：“你们瞧不起我，觉得我成绩好就不愿意理我。”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拥抱，似乎压抑了三年，在这天的酒里全部倾诉。

我们还从门口买了许多烤羊肉串，三毛钱一串，手里捧着大把的羊肉串，像是举着大把的花。那家小店做什么我早就忘了，只记得一道肉丝拉皮和一碗嚼不动的朝鲜冷面。后来大家都在拿着大碗喝酒，有的姑娘喝多了，我们偷偷在碗里倒上凉水，她们也一饮而尽。

门口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夏天的晚上，许多人在那条街上纳凉，我们的大叫声与大哭声传出去很远。

到后来，有人找来了学校的老师，一场盛大的散伙饭终于散伙。

班上的许多成绩好的学生上了中专。在90年代的县城，中专才是明晃晃的招牌，统招分数线要超过重点高中几十分。他们有的去了师范学校，有的去了石油技校，有的去了粮食学校中专的诱惑在于两三年之后可以安排工作就业，并且是分配。

那天晚上一起喝酒的许多人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都是听说，谁去了天津上班，谁到了乡下当小学老师。有一个人在石油技校学习焊接专业，后来经常满世界跑，有时候是中东，有时候是北非，都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班里成绩优异的那个女生也上了中专，几年之后，我在县城的一家超市见到她，她做了收银员。

到如今，我昔日最好的几个朋友也都在那天晚上的饭桌上喝醉。苗卫中考上了律师，却没有当律师，自己做了点小买卖；赵建凯学了计算机，现在成了一个财经记者；张涛在劳动局上班，老婆是个老师；高丽后来去了马来西亚，又去了英国留学，她的身影遍布各地，经常在校友录上见到她在美国、挪威、瑞典、印度的照片，现在回到了天津的一家外企。而我，那时候偷偷写诗，梦想着成为一个诗人，最后成了一个靠写吃喝玩乐为生的闲散记者。

三

空荡荡的青春似乎值得一书再书，然而真的回想起来，却是白茫茫一片。故事都是相似的：暗恋、青春的打斗、喝酒、上课、考试、逃学、无聊的时光。

后来，我在北京认识了儿歌，他本名张伟，后来改叫而戈，贵州人。他说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旁边是一个酿酒厂，厂长的儿子是他同学，他们每日闻着酒糟的味道上课，放学之后就跑过去喝劣质的白酒。

青春在酒精里浸泡过，才有一点灵魂的光。1998年我已经上了高中，初中与高中有一路之隔。宿舍是平房，有一个院子，夏天的晚上，一群小伙子浑身精光地站在杏树下面洗澡，如果你从宿舍门口经过，会恍惚来到了男生浴室。

院子里有一个小卖部，老板叫大力，他老婆丰满得有点过分，夏天穿着恤。我们放学之后，去大力的小店里买酒，买烟，买几根火腿肠下酒，顺便观摩一下大力媳妇。如果有人过生日，就是吃喝的好借口，我们去大力那里搬来成箱的啤酒，预备好各种零食，除了啤酒总是会有一点小二，在上最后一节晚自习的时候，开始魂不守舍，互相勾兑眼神，一晚上的喧哗必不可少。

冬天的时候屋子里冷，我们总是要准备一些木柴，找一个铁脸盆，在里面点上篝火，狭仄的宿舍里顿时光明，酒菜都备好了，只等开席。青春的酒局没有程序，直接灌倒，刀枪棍棒，一起动作。在不停的干杯中，脸盆里的火苗慢慢黯淡，我们又出去找了一些木柴，续上。

我能回忆起当时的醉态，早已经忘记了那时的下酒菜。应该有那个同学的妈妈做的素什锦和肉酱，应该有几包榨菜，一捧花生米，也可能有在食堂做的几个小炒，或者在学校南门买的烧饼和包子，都是破落物，谈不上滋味，重要的是下酒，青春和朋友都是最好的下酒菜。

第二天我们挣扎着起来，去跑步，去上6点半的早自习。

在我毕业后的第一年，新的高中盖好了，所有人都搬到新学校。新学校有漂亮的教学楼，塑胶跑道的运动场，豪华的图书馆，以及几座宿舍楼。换了校长，扩大招生，以前的荒诞与肆意都成了传说。学生们穿上规矩的校服，上白下蓝，肥大的裤腿遮住张狂，男生不许长发，女生禁止染头，学校里的小卖部禁售烟酒，准时熄灯，按点休息，每天晚上有人查宿舍跟我们上学的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的高中时代，更像是一群放养的公鸡，任意打鸣嘶叫。学校里有一个保卫，戴着瓶子底般的高度眼镜，他很少管学生，跟混得好的学生称兄道弟，有时候我们会给他送点酒。

到了现在，这群高中同学都已经成家立业，还是会定期聚会，大伙轮流请客，每次喝酒，都会找一个硕大的包房，20个小伙子团团围坐，经常会喝醉。每次喝醉都是一次往返跑，一次次跑回1998年的那个夏天。

四

我还记得乡下盛夏的样子。高考结束之后，我们有一段醉生梦死的生涯，蹒跚的脚步迈过县城大大小小的餐馆，每一个乡镇同学家的院子。

那时的高考更加随意，没有家长来陪考，每一场考试结束之后，门口也没有那么多翘首以盼的身影。上午考完试，我就会和曹岩去不远的一家胜芳肉饼铺吃肉饼，顺便喝一瓶啤酒。肉饼铺不大，从里到外弥漫着肉香，如今想来，那里的肉饼味道算不上优异，只是便宜顺嘴。

掌柜的是两口子，老板娘眉清目秀，长得沉着，平时不太笑，如果在大街上见到，你会觉得她应该是个公务员或者中学教师，并不像整日与肉饼为伴的厨娘。这里狭仄，盛夏的时候，屋子里开一台旧电扇，吹来阵阵热风，曹岩是个胖子，还没有坐下，就已经汗流浃背，我们说：

“老板，来两瓶啤酒。”

高考之后的夏天，些许的放纵犹如在菜里多加了辣椒，嘴边咝咝冒火，需要迅速以啤酒压惊。那个时候还有毕业留言簿，人们在花花绿绿的本子上写下祝福的话语，许多人给我写：“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我成了一个吃货。留言簿上往往留下家里的电话，我们顺着这些7位数的电话号码互相联络，凑齐了一群人马，就租几辆出租车，去某个同学家猛吃一顿。

有的在家吃，父母们就会给我们做一桌饭菜，准备好啤酒饮料，在吃饭的时候悄悄离开，怕我们拘束。有的在餐馆吃，到镇子上的餐厅订好位子，有时候同学的父亲也会跑过来敬酒。高中毕业似乎是个仪式，在这一天之后，我们可以成年，可以明目张胆地喝酒，有的在学校里偷偷摸摸的校园情侣这时也大大方方地携手出现在家长面前。不少校园情侣走到现在，结婚生子，更多的是散落天涯，不知去处。

我还陪着不少人喝过分手酒，有男生也有女生，都是迅速把自己喝高，但求一醉。在学校附近的小胡同里，有一家小馆子，夫妻俩，还有妻子的妹妹，三个人打理餐馆。我们管老板娘叫二姐，管她妹妹叫三姐，熟络了，每次去都会送几个下酒的凉菜，没有钱也可以赊账。在我的18岁，我在这个小屋子里喝过不少酒，说过不少酒话，吃过不少炖吊子。这里放置了我们几个人的青春。

餐馆早就不在了，在我们毕业之前，三姐也已经结婚，怀了孕，大腹便便地为我们端上拍黄瓜以及绿瓶红星二锅头。

我们的另外一家食堂是东海小锅馆，沿着人民商场向东，一座二层的白色小楼，老板的儿子叫刘东，是我的同学，一群人经常步行前往，吃小锅，喝小酒。小锅算是当地的特色一种，小铁锅里面炖着鲇鱼、排骨之类的硬菜，周围贴着饼子和卷子。我们每次在东海小锅馆都会点几个小锅，加上豆豉鲮鱼油麦菜和窝头腊肉。刘东黑瘦，眼神晶亮，聪明绝顶，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兄弟，当年他的外号是“东海小龙王”。

我们偶尔去旁边古街上的一家小店吃羊蝎子。这是一家父子店，老爷子消瘦，儿子却肥硕彪悍，小店不大，羊蝎子味道浓厚，这里还有刀削面。小伙子手持面块，小刀嗖嗖，面片入锅，转瞬即熟，浇上各种浓厚的卤子，味道奇绝。这家小店在小城颇有名气，食客日日排队，我们也经常约好来此打牙祭，吃完削面之后跑去旁边的录像厅，里面经常放香港的警匪片，门口挂着厚重的门帘，音响放在门口，音响里刀光剑影。

最常看的是周润发、周星驰，有些片子看过不止三遍，2块钱一张门票，有的录像厅到了深夜，会播放一些三级片，一群半大小子看得热血沸腾。录像厅，是小镇青年最早的文艺洗礼。我第一次看王家卫的《东邪西毒》

是在录像厅，第一次看《重庆森林》也是在录像厅。从录像厅出来的深夜，有时候天气冷，路边的烧烤还旺盛，羊肉串五毛，我和几个小伙子就着羊肉串喝下几瓶啤酒，不远处经常传来打斗声，我们往往默默起身，悄悄消失在夜色里。

高考日还是7月份的7日、8日、9日三天，9日最后一科是英语。考前我们就约定了中午的饭局，在一家小锅馆，没有等到上齐菜，我们已经酒过三巡。这次喝的是白酒，所有关于中学时代的印迹，在这之后消磨殆尽。那一顿酒似乎预示着青春的完结，至少当时我们是那么想的。所有人都频频举杯，后来火强在饭桌上现场直播，呕吐物从嗓子眼儿里喷薄而出，其壮观程度犹如瀑布，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一个场景，十几年之后还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被反复提起，的确，在之后的岁月中，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喷射。

那些在县城里穿梭的日子，那些在玉兰树下发春的日子，那些在校园里偷偷抽烟喝酒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那些去过的餐馆早就关门了。那些荒废的，那些闪亮的，是我的青春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