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我自豪地承认，我最妙的主意全是二流的，但愿未来把它们当作我反抗窒息的战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很难判断哪一个更糟：黑暗的内部，还是外部的黑暗。

——罗布茨基《我坐在窗前》

在无数次饭局上，我喝得有点高，站起身，像喷吐呕吐物一样，放声朗诵罗布茨基的诗，然后示意大伙为了这段诗，再喝一杯。我往往都能得逞，大家喝一杯，然后继续我们的深夜游戏。有时候这像是一个春梦，我似曾勃起，以为理想燃起大火，烤得我左半边咝咝发烫，右边却还冰凉一片。我眼看着这理想慢慢颓废下去，萎缩成一根火柴棍大小，最后熄灭了，冒着一点烟。这时候，我也会举起杯，示意大家再为这冒着烟的理想喝一杯，这样的要求也往往得到呼应，喝光了杯中03升的普通燕京，再哆嗦着掏出打火机，点上一根05的中南海香烟。我总想献给这个二流时代一首诗，至今也没有写出来，倒是真的成为了“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二不遥远，也不模糊，它处处存在，触手可及。

2003年，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北京。你可以想象一个小镇的文学青年的模样：留着半长的头发，为了显示一点沧桑，留了一点稀疏的胡子。临来之前我在超市里买了一身正式一点的衣服（面试需要），黑色的夹克上衣，深蓝色的休闲裤，一双100元的皮鞋。新鞋穿着总是不舒服，有点夹脚。我暂住在一个朋友位于四惠东的房子里，去798的一家杂志社面试。面试的主编穿着半袖的恤，戴着眼镜，语速很快地跟我聊天，问我是想做一个编辑还是想做一个作家。我疑惑着又肯定地说，想做一个编辑。于是我成了一家杂志社的试用编辑。

我每天来到798空旷的工厂改造成的编辑部，局促，不知所措，等待着别人给我派点活，参加一下评报会，听他们聊北京新开的餐厅，新鲜的去处，艺术展览，以及陌生的地名。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还不知道后海，没有去过故宫，甚至不知道建国门是在天安门的东边还是西边。我做一点笔记，看着周围靓丽的姑娘们。后来一个成为好朋友的姑娘回忆我当年的形态：有点像进城上访的农村大队干部。其实我理解她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像个二b。

这是我在这座城市留下的第一个二b身影。我每天坐公交车回暂住地，在路上买一点烤串，买一点啤酒，买两块五一包的都宝香烟，坐在我二手的电脑面前，写一点稿子，心中怀着诗人梦和作家梦。我的二手电脑里有一堆诗和开了头就荒废的。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着日新月异的北京，周围走着的外乡人，我能从走路的姿势，袖口的形状，眼神的形态分辨他们是不是“土著人”。那时候我还爱着一个姑娘，她丰满白皙，我已经拉过她的手，亲过她的脸。我们在网上聊天，以为会有一天，我在北京安稳下来，一起来到北京打拼，似乎有个未来，很美好，朝我们在招手

这似乎是“80后”一代外省二b青年的共同生活轨迹，时代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成为时代的臣子，歌颂它，赞美它，对它妥协。我们像废纸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有点脏，容易被丢弃，被一阵风反复扬起。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也无非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硕大的橡皮擦，努力涂抹掉废纸上的废物，试图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事实上，我们都随着时代一起荒废。

北京的饭桌上充斥着骗子、滑头、玩世不恭者、厌世的人、失眠患者和各类交际花。即便是在一家成都小吃里，听上一耳朵，旁边一桌的人也在聊着上千万的生意，聊着各路明星与八卦，为了显示熟络和路子野，他们口口声声地说那些大人物，只说名字，不说姓氏：“前两天我跟凯歌一起去泡温泉，提到老谋子的戏。”“别看老徐的博客点击率很高，丫特能喝小二。前两天我们还跟亚鹏一起涮肉，她灌了我四个。”“有一天跟葛大爷一起喝酒，梁子来了，就梁天。”听着这种套路的话，令人顿生自卑之心。

也四处横行着二流子老外，他们说着流利的中国话，身边有层出不穷的姑娘；他们出没于各种画廊，跟你谈论当代艺术和姑娘；他们出没于各种夜店，点上一瓶威士忌可以喝一个月，一杯啤酒可以聊一个晚上；他们热衷于四处搭讪，蓝眼睛中闪烁着迷离的光。21世纪初来中国，就像20世纪20年代，一群落魄青年从旧金山出发，买一张20美元的三等船票去马赛，这里汇集着世界的奇遇与荒诞，也汇集着二流时代应有的机会与漏洞。

有时候在三里屯路口还能见到一群群老黑聚集，他们似乎想向路人贩卖什么东西，要么就是拉客的青年，他们操着一口东北话，向单身的小伙子们推荐：“我们这里有新来的姑娘。”据说现在他们的设备更新得很快，甚至用ipad向你进行姑娘展示。

高级的酒会上也充斥着搭讪者，他们衣冠楚楚，手里端着一杯香槟，口袋里随时揣着一摞名片，互相说笑着跟陌生人交换；他们也会寻找一些话题来聊聊，比如北京的房价、堵车问题、看病难或者纯洁的姑娘越来越少，谈谈孩子的上学或者最近的股市，抽到一个兴奋点就能聊得很熟，似乎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在此重逢。姑娘们穿着漂亮的礼服，像孔雀一样在人群中穿梭，姑娘们的话题一般是化妆品、大牌服装、心灵鸡汤和星座，去西藏或者尼泊尔，藏传佛教以及一本流行书。她们一边说笑，一边用手里的iphone手机拍下现场的照片，转瞬发到自己的微博上。

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还喜欢文学吗？他说，现在都流行去夜店了。是呀，工体的夜店里聚集着大量的年轻人，有的无所事事，有的满身抱负。他们之中的漂亮姑娘，许多都是中戏、北电的学生。夜店门口停满了跑车，在里面嘈杂的音乐声中充满了肾上腺素和荷尔蒙，人们寻找艳遇，互相搭讪。平日里木讷的男生报名学习“社交学”，他们上课总结把妹经验，然后晚上在夜店里应用实习，懂得穿衣的艺术，把发型弄得自信，学会了喷一点香水，给女孩子打分，看见有戏的就上前搭讪。与上一个年代的“拍婆子”、“戏果”不同，这一代的年轻人更为直接。

有各种各样的夜生活，中年人热衷于酒局，偶尔也会回过头，遥想一下曾经美好的青春，那些热爱诗歌的日子；会办一些诗歌朗诵会，往往是在冬夜，人们假装把诗歌当木柴，点着了，围聚在一起取暖。可这真的不是一个跟诗歌有瓜葛的时代了，当中年妇女在台上，念着人们伪造的仓央嘉措的情诗：“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我就有迅速逃跑的冲动。可是能跑到哪里去呢？外面的夜色苍茫，月光笼罩下的华北平原，无数的沉默与宁静。我跑去方家胡同的46号院，那里正在有文艺青年联欢，他们排练戏剧；我跑到后海，一群人在酒吧里高声大唱《爱情买卖》；我跑到胡同里拆迁的工地，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太太正在呼号哭泣；我跑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却目击了一次离奇的杀人现场。我们都跑不掉，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时代的剧场里，周围黑暗，等待着大幕拉开，看一出大戏。二流时代的幕布已经开启，里面有奇技淫巧，也有默默无语。

我们这些二流时代的臣民还热衷于旅行，或者在路上。背包客们人手一本《孤独星球》，人人按图索骥，他们兴致勃勃，准备充分，随时可以拿出一份通过查阅资料和在互联网论坛上吸取别人的经验制订出的翔实的计划书。在这个“伪生活方式”盛行的时代，任何生活方式都是可疑的，当《孤独星球》成为时尚杂志给城市人描绘的生活幻想时，它早已经不是“排除万难，勇闯天涯”的精神。背包旅行越来越容易，户外用品登峰造极，体贴入微，旅游指南连女游客与同性恋游客注意事项也逐项开列。在河内、西贡、拉萨或者尼泊尔，甚至在北京，四处充溢着这种漫游者。跟着一本旅游书行走，住前边的人住过的旅馆，参观前边的人参观过的古迹，寻找白纸黑字的当地美食，血拼大同小异的当地特产。快乐与经验都可以被复制，背包客的群体也慢慢扩大，他们逐渐成为格式化旅游中的一分子。

这的确是一个被格式化的时代，理想冒着烟沉在世俗的水底，我们像麻花一样被时代反拧着。你看，我还是对自己妥协，从一个小镇文学青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美食记者，左小祖咒则从一个部队里的“军医”摇身一变成了摇滚师，而小河从隆福寺的保安变成了一个民谣歌手。我们这些二流岁月里的三流人生，禁得住反复折腾。

我还是打算给这个二流时代写一封情书：我像一张废纸热爱垃圾箱一样爱着你，你是我肮脏、坚定不移的归宿；我像井底之蛙热爱井底一样爱着你，你狭小闭塞，潮湿泥泞，多汁又丰沛；我像一个守财奴热爱箱子里的纸币一样爱着你，我消费你，我花光你，不管你爱还是不爱，我都一直在那里，不三不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