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大正继承父志，更希望日本也像法国、德国那样强大，并希望他能和俄国的亚历山大、法国路易十四，以及德皇相“媲美”。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并未成功。到1921年12月，大正天皇便因病不能理事，由二十一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于摄政前，游历了欧洲各国。其间于6月7日，和东久迩宫共进午餐时，进行了组织御用基层小组织的长谈。7月6日，又于法国巴黎为驻欧洲的武官和观察员举行了几次宴会。最后一次他发现了那么多的青年军官齐集欧洲大陆，甚是高兴。从此裕仁就在他们当中搜集了骨干人物，建立御用秘密集团。这些年轻军官，以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当时主要是在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其变为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这些人是一批工业间谍。

裕仁于同年9月3日归国。11月4日，日本政友会首相原敬被刺。11月25日，裕仁摄政。在裕仁归国后，10月27日，其御用的秘密集团在瑞士的巴登一巴登矿泉疗养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三个主要主持人，他们是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巡回武官）。后来日本陆军中对此三人即称作“三乌羽”，意即三只乌鸦。正是他们三人，帮助裕仁实现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使日本陆军现代化。

他们当时大都是陆军少佐。三人之首为永田铁山已升少校。裕仁一直对他十分敬重，1945年8月裕仁在商讨投降的地下室还挂着他的遗像。永田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永田本人陆大毕业，1935年被东久迩宫杀害。东条英机也参加了这个密会，但因他是士官毕业，低人一等，很少发言。东条是永田的门徒和忠仆，并专替永田点烟和从事会议警卫工作。

小烟为第二号人物，陆大毕业，后因主张北进，为裕仁疏远。

冈村宁次，为武士后代。陆大毕业，名列三人核心中的第三位，在随裕仁访法时留在巴黎。在以上二人失位后，他就成了裕仁天皇的惟一的秘密集团的主角。以后成为侵华军总司令。

这次巴登一巴登会议，主要决定改组陆军，使之现代化，学习法国，恢复国力，清除长州和萨摩藩军人对陆军的控制。同时选择十一个人作为亲信，贯彻这个纲领。十一人中，当时只有两人出席本会议。其他九人分布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日本，都是1904年至1905年的士官毕业生。其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东条一样最臭名昭著。

这些御用人物，当时主要任务是窃取欧洲军械和机械室的机密。

裕仁回国摄政后，又答应元老西园寺的要求，谨慎地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鸽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同时又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以宫廷气象台为活动地点和领导中心。关于这个中心，世人很少知道，只有1946年美国陆军谍报处一篇未公开的报告中一笔带过。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才较多地谈到此事。“在这里，即在皇宫的附近，拟定了日本企图征服半个世界的一些原始的简略计划。在这里结下的军人友谊和工作关系一直到1945年还在支配着日本。被盟国法官在1946年到1947年审判的每一名甲级战犯，都在这里研究过问题。……只有在这里，所有日本的罪犯，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共同策划阴谋。”

这个中心，最初叫社会问题研究所，后来起代号为“大学寮”。凡参加的青年军官均视此为殊荣，“因而参加的人在以后的年代很少有背叛天皇的。”

大学寮的学监，是大川周明博士。大川于1922年1月任职。他大力鼓吹由日本“解放”全世界：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但我们必须首先满意地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毫无疑问，大川当时已怀有日本将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1921年大学寮开学。大学寮研究班开有各种课程，训练年轻官员，主要为军官。课程中有儒学、武器发展史、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改组、日本北一辉的地缘政治学语录、天皇地位等。主要由巴登一巴登核心和十一人骨干教学。此外还有各种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审讯专家，也各讲其绝技。这完全成了一个无所不会的特殊的天皇御用秘密团体，其实就是裕仁的特务团体。这些教职员上完课后，就去品茶和狎妓。以后任参谋总长的松山元和任海军大将的山本，均是研究班的教员。松山曾用餐巾蒙上脸跳滑稽舞；山本五十六则倒立和变戏法作乐。

饮茶期间，他们讨论日本在战后的世界地位。并制定了秘密发展日本海军的计划。该计划于1922年底得到裕仁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此外，裕仁又于1923年开始以自己的大学寮军官取代长州藩的军官，即以少壮派取代山县的元老派势力，以便使陆军完全为裕仁所控制。

1925年5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治安维持法”，以后的日本首相近卫从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是裕仁的老大哥辈亲信人物。这个治安法，允许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为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建立法律根据。

在国外方面，大学寮毕业生铃木贞一，受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作谍报工作。从1920年就在蒋介石周围观察。1923年，铃木又到广州，接近蒋介石，探访各方面情况。1926年北伐时期，铃木寄回东京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这个报告，由中国通们交给了裕仁。裕仁立即派一批年轻的文武官员到中国帮助铃木“工作”，直接“研究”时局。其中就有松冈洋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值得支持；但又认为蒋并不完全可靠。而蒋之愿意使东北、蒙古独立的想法，又使日本可以不受到“威胁”。

1926年12月25日晨，日本大正天皇死去。裕仁即位（1927年加冕），发布了第一道诏书。书曰：

“要以简朴来代替荣浮，要以独创精神来代替盲目模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要紧跟文明的进展实现改革，要使全国在意志上和行动上和谐一致。”

他有远见地为实现其军事和社会现代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浮华，紧跟现代文明而又不盲目模仿，力主发挥独创精神。如不用于发展军国主义，这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富国强兵上策。就这点而论，裕仁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物，就可惜他的心思完全用在了对外侵略的罪恶目的中。侵华之罪，裕仁天皇为最大。

当得知大正天皇逝世消息后，裕仁的大学寮毕业的一群青年军官们，由阿南惟几领着，到宫墙以东的神田学生区举行欢宴，大川为日本将来侵占我国东三省而举杯祝贺。东条英机则提醒大川说：“如果天皇不发话，我们绝对不能调动军队。”大川则夸口说：“噢！那不要紧，我会让我的朋友内大臣牧野去说服天皇。”

1927年，日本天皇欲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我国东三省，为此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裕仁的党羽，在中国和蒋介石进行了秘密磋商。裕仁支持蒋介石***，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的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企业家赶出上海，以独占中国。李宗仁则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之后，又将他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而罢。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不敢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般认为并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看，则又颇与密商之说相吻合。此处仍采用密商之说。但可不叫密商，而叫无文字的口头默契，因为立下文字密约，蒋介石是决不会干的。而且此口头许诺，也不是和田中之间达成的。

蒋介石虽答应了裕仁的要求，但并不甘心卖国，只是策略问题，裕仁则认为这项计划已经成功，就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即实施占领东三省计划，叫张作霖不得干涉。这就是放弃张作霖，利用蒋介石。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日本内阁，于是裕仁选取了田中义一组阁，来推行他的强硬的侵华政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外交要由裕仁的小集团少壮军人和阁员负责。

田中的朋友们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就足以使天皇满意。”田中也就于上台后，立即召回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要他和张商谈关于东三省建设五条铁路问题。他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平息天皇的那些贪婪的少壮鹰派。”

本年5月，铃木贞一一度回到日本，接受新的任务，帮助近卫和外务次官，到东北实现裕仁集团的第二阶段计划：使张作霖保持中立；日本获取满蒙。同时铃木又倡导由大学寮毕业的少壮军人组建“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之一是以后具体发动“九·一八”，侵占沈阳的石原莞尔。该研究会的任务是起草几份为裕仁集团计划进行辩护的报告。这些计划要交给元老们和行政官员、殖民长官，在正式秘密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个会议安排在本年6月末举行，以求取得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当裕仁集团正准备侵华报告时，田中义一已劝张作霖从华北撤回东北。张则非常生气，他愤然地质问田中：

“我自己向北京进军，并正在向共产党势力开火。我进行的战争就是日本要打的战争。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日本帮助已经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回满洲去，叫我如何能相信日本的诚意呢？”

张作霖已知日本要转而支持蒋介石，他已不再相信日本，便独立地自行其是，欲在军事上摧毁国民革命军，以保己位，使日本无法换马，也无法将他抛弃。这时，蒋介石为使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他的北伐（仍怕日本武力），便假意答应裕仁条件，而张作霖又深恐自己失败被日本放弃和踢开，就独立行事，向南京进军，而不能互相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真是中国之大悲剧。这是因为均以依靠外力为立足点，便必然对外屈服，而对内火并，如同木偶之受制于人，令人痛心不已。因之，只有以依靠本国人民、本国经济和科技力量为主的政府，才会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

于张作霖安国军向南京进军时期，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自6月27日至7月7日），参加会议的是各地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馆情报人员等。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的精神，写了一个奏折，上奏天皇，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个《奏折》，是田中上奏的，是东方会议的精神，也是裕仁的意思。田中曾因该奏折被透露出来，而否认是他的本意。也或许田中当时并不想马上以武力侵占东三省，认为武力准备尚不够，仍想利用张作霖当作代理人，因为张尚未失败。但这个侵略政策，无疑是田中上奏的。只是发动时间有差异而已。《田中奏折》是由旅日华人蔡智堪亲自从日本皇宫中秘密抄写出来的，蔡氏后来居台湾，曾写过专门文章谈他如何打通层层关系进入皇宫夜抄《奏折》的经过，甚是详细。《田中奏折》是无庸置疑的。日本怕暴露丑事，把原件毁掉，死不认账，也是枉然。日本不但不承认《田中奏折》，也企图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文字一概毁掉，从而否认罪行，但铁案如山，惨绝人寰，岂容抵赖！

田中欲保留张作霖统治东北，作为傀儡，他对他的“老友”张作霖显然更为信任。但裕仁则要换掉张作霖，欲完全占领东三省。在这个问题上，裕仁天皇和田中首相发生了矛盾，田中坚持不让步。故当蒋介石于本年12月在日本访问他时，他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打过长江。并以后于1928年派兵于济南制造了大惨案，企图使蒋屈服。蒋因和裕仁有以长城为界的暗诺，就强抑忍辱，继续北上。

蒋介石进军的胜利，益使裕仁急于换掉张作霖。1928年5月18日，皇族元老闲院宫代表天皇的意旨，向关东军（侵驻我国东三省军队）发出一道命令，准备夺取东三省铁路系统，如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就解除其武装。当然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田中义一坚决反对。最后，裕仁又改变主意：炸死老张帅，控制小张帅。因为他认为，张学良很敬佩蒋介石，可以理解蒋介石和裕仁的默契，而甘当日本傀儡，又会和蒋介石和睦相处。这就是裕仁天皇的如意算盘。

决定此计之后，裕仁就由闲院宫委派裕仁党羽建川美次少将执行。他这时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建川立即派随员到东北送计划与关东军司令官。当随员离开司令部时，碰到了“巴登一巴登”十一亲信之一的河本大作。河本主动要求执行这次爆炸任务。建川又命田中隆吉大尉，于北京火车站调车场了解各车次与线路情况。5月30日，田中隆吉向河本发出电报，告知张作霖的车次。

张作霖因怕出意外，就专门找来闲院宫的忠仆义贺信也少佐陪同坐车。他以为有他在身边可保无虞。但义贺于爆炸前夕，就逃出了张的车厢，跑到公务车上躲避起来。结果张作霖等被炸死，他却安然无恙。

炸死张氏后，裕仁欣喜异常，但又假惺惺地要田中义一追查凶手，对当事军人进行假审判。以掩人耳目。但田中义一却将此事拖了下来，不予审判，只说与警察有关。这就等于告诉世人，此事牵扯裕仁天皇。裕仁为此勃然大怒，于1929年6月28日一次召见田中时，竟挥手令田中退下，并冷冰冰地说田中的话前后不一。事后又对铃木贞一说：“我不明白田中的话，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当田中听说天皇不再召见他时，凄然泪下，遂辞去首相职务。9月29日，田中义一就在忧愤中死去了。据说田中是喝醉酒后，死在艺妓怀里的。

田中辞职后，裕仁将河本进行了“处置”，剥夺了他的军职，并给一年反省时间，就这样结束了刺杀案件，以示裕仁与此并无关系。实际上河本被派任了东北企业界领干薪的闲差，又积累了一定的资财，致使其子河本敏夫成为当今的有名工业家和议员，以及自民党的核心成员。至于其他帮凶，自然都逍遥法外。

1929年8月，建川提升为参谋本部陆军情报部部长，官运亨通。义贺信也则于1938年1月24日被张学良的刺客处决于天津，张学良总算报了杀父之仇。

但张学良突然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我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