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所允许的国民党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国民党已进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国民党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国民党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

反攻大陆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又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讲话，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其部下励精图治，跟着他振发反攻大陆的幻想。他在讲话中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田单六条：“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第四是与莒城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从而得到启示：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官兵有必死决心。“第二，就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军民团结。“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虚实、奇正的极致。“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易被动为主动，易防御为攻击。“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诱敌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以激发本地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为此，蒋专门于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四个：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也就是党的战斗体的新生”。

其总目的，“都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他说：“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总是好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从不拿当时人做学习的楷模。此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当然是欲恢复其封建王朝的自道或自白。他亦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关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也有一些评论。他认为：“文革”是毁掉原有的党组织，“重建毛家党”。而1969年的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他认为九大以前是第一阶段的斗争，是未曾料到的；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爆发”。当然这种估计是完全错了。蒋还认为，毛要抓住军队（主要是林彪为首的四方面军），并以军领党，以军领政。江青帮和林彪的军方，据蒋说，也有矛盾。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他认为“主席团的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二十二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十二人中，又有江青等六人为一个核心势力。至于另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也是被点名或批判过，无独立力量。林彪的军方只有四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因此，蒋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可能要互相拼斗；或“为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或由林彪接班，那就要看江、林斗争的结果。他认为中心势力是林、江二者鼎立，而江强林弱。

基于以上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蒋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以为，苏联反对毛泽东，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爆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这当然是妄想；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专横君主，大陆人对他的专横与其政府的腐败无能记忆犹新，谁也不会响应他的狂想的。但蒋的以上分析，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误以为江、林最有实力。其实最大的实力是在周恩来总理一方，只是碍于时势，周不得不忍受江青的狂妄行为。四方面军也不全在林彪之手，周总理对军队的影响，远在林彪之上，也因为碍于时势，予林以优礼。因此，林之反叛并未引起军内之乱。可以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仍然影响着全军，使江青无法越过。故而毛泽东主席一逝世，江青就接着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具有最崇高的威信，而江青“四人帮”，简直就是四只螳螂。周恩来是靠在军、民中的崇高威信，在实际地支撑着这个十亿人口的伟大国家。

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蒋也是错误和顽固的。他自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在对美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而且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还荒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将不惜毁灭人口之一半，亦不惜听任其土地之绝大部分沦为废墟，向美国突起袭击，乃是无可怀疑”。因此，蒋极力反对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

他又自我吹嘘地认为，如果他蒋氏统治着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东挡西杀，迄无宁日。于是蒋进而说明“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的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而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是他“反攻大陆”。

继而他对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方向，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

（一）美国退出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任中共“宰割”亚洲。如此，美国便“不能脱卸其对亚洲的责任”。

（二）中共对美国视为永久的敌人，一遇机会，就会对美国发动进攻。再者，只要毛泽东一去世，苏联就会和中共再次联合，共同对付美国，打击美国；而美国对此只有坐以待毙，别无出路。

（三）美国采取明智而现实的行动：趁目前中共“内乱”之时和苏联与中共严重分裂之际，“特别是当此大陆人心……渴望中华民国政府从速解救，惟恐或后的时候，在其道义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复国圣战，那就无需美国使用一兵一卒，流血牺牲。越战问题，亚洲问题，甚至于美俄问题，……皆可一旦迎刃而解。”

分析完以上三个方面后，蒋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现在不动手反攻大陆，将使中共进一步强大，并完成洲际导弹，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再进一层，他又指出，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年年说“反攻大陆”，只是用以作为一种巩固台湾的手段，并以此口号推动台湾建设。他每年必三次发布文告，宣言反攻大陆。经常说：“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反攻大陆当然是神话，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只不过是当作一种建设动力和政治麻醉剂。至1957年以后，他可能认为已有机会“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他更感到有这种可能。或者说有跃跃欲试之态。但1972年他的“政府”被联合国抛弃，他就绝望了。

吴、孙大案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台后，立即解除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制，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桢便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性急，做事讲求效用，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以谐外文音而成。他注意人才拔擢。走起路来，也健步如飞。1953年5月24日，吴以养病为由，离台赴美。老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却均不准离台，用为人质。

本年12月初，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内中牵扯到吴国桢，说吴取了巨资外汇，王的去职与此有关。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1954年1月15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日左右，台岛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但他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交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向台北发难，于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

（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

（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

（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如果蒋早几天发出这个启事，吴便不会发难。因为发难的一日，台湾虽已登出，但吴不可能看到。故形成启事见报和吴的发难于同一天发生的巧合。这个声明一发表，美国各报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应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吴列出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章均予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判罪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竟连续撒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等。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从本令看，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即国家，蒋的政府亦即国家，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此足见蒋的政治原则，自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而至于吴的儿子也在台湾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这更证明台湾此时仍完全没有真正民主风气。他蒋氏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或自由世界，完全是在他允许下的“民主”与“自由”。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名敢于批评蒋氏的民主人物。这个批评入骨三分，最中要害。

对于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这也说明台湾始终存在民主思想与蒋介石专制独裁制的斗争。吴国桢、胡适等当为其代表人物。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儿子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傲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和蒋经国抗衡。于是就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