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