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传单，1958年至1977年期间，蒋派飞机向大陆空投约三亿二千五百万小型报刊、一百万张号外、二十二万本小册子。以后又改以军舰将汽球从南朝鲜或金门，顺风向大陆发放，以汽球散发传单，每个汽球可携带九十公斤传单。1967年空投了一千五百万份。1970年约有四千二百万份。第二年增长至两亿份传单。1971年10月31日蒋氏八十四岁生辰，空投一百万份印有蒋氏肖像的标语。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两亿八百万份“慰问与希望函”和十四亿三千二百万包生活必需品。甚至对有的地区空投医药品，药包上还贴上蒋的肖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处于浩劫之中，蒋趁机寄包裹到大陆，起了添乱的作用。并仿印《北京青年》和其它中共刊物，刊载介绍台湾的文章，寄到大陆。

同时，用《毛主席语录》封面和林彪序言印毛语录的逐字逐句的批判文字，或把赞扬中共的语句换成赞扬中国国民党的语句。又利用香港向大陆派遣情报网和设立地下组织，探得中共一些重要机密。如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事件，台湾当月就已知道。同年，又自香港飞来大陆十二个特务，组成情报网。发展台湾的经济方策

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体系，主要在1935年到1943年间形成。表达这种思想体系的著作主要是《国父遗教概要》（1935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1936年）、《中国经济学说》（1943年）、《中国之命运》（1943年）有关部分。

蒋到台湾以后，只是把以上这时期形成的经济建设理论或计划，更加完善、充实、丰富和具体化。主要由经济学家们去具体执行和管理。其代表人物为尹仲容和李国鼎（见后面小传）。

蒋介石于1935年9月14日至19日在峨嵋山军训团讲了《国父遗教概要》，以后整理成专著，共六讲。其中主要讲政治、物质、心理、社会的建设。都是孙中山所定的原则。

关于政治，他的新东西是“守法重纪”、“明德修身”的封建原则。而政治的关键他强调在于人治，在任用贤才，考选贤才。而对于以法治众的法治原则，则予以忽略。这仍是封建的人治原则。而且他认为，“人治”为立刻见效的办法。本传于此专讲经济建设问题。

物质建设，就是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其具体方案是：

第一步发展交通，他谨遵孙中山的遗教，将此列为第一条。第二步是发展农业和矿业。此时，他已经提出要振兴中国，发展工业，必须首先发展农业。他认为，农业不改造，不发展，国民生活的粮食和穿衣都要依赖外国，国家只能更贫穷，何以振兴？所以他说：“到1936年他把农业振兴又干脆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发展农业，实为经济建设中刻不容缓的要务。”并指出具体发展农业方法是改良种子、肥料、生产技术、运销方法；发展水利、移民垦荒。这样，才可以奠定工业的基础。这是蒋自己的经济建设思想，和孙中山的先交通，后矿业、工业的提法有所不同。

而矿业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无工业。

第二，整个实业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开辟交通；开辟商港、铁路中心、终点处城市；发展水电；建冶炼工业；发展矿业，扶助农民；于蒙古、新疆兴修水利；中国北部、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即解决人口分布，加固国防。

具体步骤是分成六大计划：第一计划为北方建设，以“直隶湾”即渤海湾为中心，建设铁路，直达西北极端。开浚运河，开发山东、河北矿产和移民西北。

第二计划，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扬子江和内河航道以及商埠，以利农、矿运输；建立大水泥厂。

第三计划，是以建设南方世界港广州为中心，改造广东水利；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以及二等、三等海港若干；于内河、海岸适当地点建立造船厂。

第四计划，完全是以发展铁路为中心的计划。主要是建设西北、中央、东南、东北各地区铁路系统，创立机车、客车、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是根本工业经济的发展方法，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粮食工业，主要是改进农业，增加生产量和建立粮食加工业，供本国用和输出。但储存、分配、输出、要由中央机关统理。第二部分为组织被服工业，使全国人民都有衣穿；第三部分为住房工业，解决贫苦人的住室问题；第四部分为交通工业；第五部分为印刷工业。对此，他极为重视，他认为印刷工业“是近代社会之一大需要，亦为传播文化促进文化之一大因素。现代国家民族文明是否进步，就可以每年印刷出版品的多少来衡量”。

第六计划，是矿业计划。第一为铁矿；第二为煤矿；第三为煤油；第四为铜矿；第五为特矿；第六为矿机工业；第七为冶矿厂。

最后他又特别指出“要预防私人资本的集中，而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因而引起阶级斗争的病态”；要“增进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防止垄断”。

为实行以上经济建设计划，蒋于1935年就曾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个运动的总目标是实施以上计划，达到增加生产和输出量，解除各种生产发展的障碍（见前第三章）。

到台湾后，蒋又于1953年11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共四章。其中关于经济建设部分在第一章第二节。这里他未予评论，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印刷工业。因此，可以认为，蒋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思想，在大陆时代，在1935年到1943年的《中国经济学说》一文发表时，已基本形成，到台后，只是更加完善和丰富而已。

重新讲解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大陆时，尤其新生活运动以来，对三民主义的讲解都是以礼义廉耻和明明德为其归宗，直说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但到台湾以后，就有所改变。1952年7月7日，他在青年夏令讲习会上专门重新讲解了三民主义的本质。在这里，他把三民主义的本质解释为伦理、民主、科学。

何为伦理呢？他指出，是本民族群体中个人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所持的正当态度，由理性定出标准。因此，伦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有了如此伦理，才能有民族独立和自由。伦理也可以说是民族灵魂、民族自信心。其实这是“礼”的演化。但这也是一种进步。这种人与周围各方面关系和态度，永远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否则就会形成民族社会的混乱。例如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出口伤人，或恶言相加，或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于民族社会缺少伦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乱状态。

作为人类社会，长幼上下之间，平辈、同事之间，目不相视的同胞之间，以至于国际人际关系之间，都应有一个互相对待的仪态分寸或标准，而应以礼让、尊重、善意为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总是处于互相敌对、嫉妒、恶意、幸灾乐祸之中，试问这不是一种全国民族的最底里的，也最大的内战吗？这样的国族办起事来岂不是难关千重，险浪迭起吗？一个国族染上了内战沉疴，它如何奋起啊？因此，新时代的新伦理关系，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不可须臾而离之。而且一个文明的国家对本国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财富，都不会拒绝参考的。如果拒绝，岂不是一种内战吗？

什么叫民主呢？他首先讲解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自“五？四”以来，所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正确的，必须的，但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做民主与科学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口号，不仅不能救国，而且徒增国家的危机”。

他指出三民主义所提倡的民主，是全民的民主，不是阶级专政。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他认为自由应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也是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只有国家独立与自由之后，才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而要达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先尽国民的义务，这义务就是“守纪律负责任”。只有国民能够守纪律负责任，国家才能独立与自由。一句话，蒋讲的只是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国民的民主权利，他连一个字也未提。看来他只要国民尽义务，而对国民的民主权利，则连讲都不愿讲。

关于科学，他说是民生主义实现的手段。民生主义的科学是“保民”与“养民”的科学。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事生产和分配。具体说，土地改革要实行农民偿还地价的温和土改；工业经济上，也是实行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没收私人资本的温和方法。实行“社会与人民均富”。他反对没收土地的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的全部国营化。他说私人“无产，就是大私有的集产”。他说这种“大私有”的理论，“是以恨为出发点的”，也是以“反人性为出发点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这样看来，他理解的三民主义，就是人民敦伦理，守纪律，尽义务；国家实行保民、养民的“均富”政策。

蒋氏在名词上，为了适应潮流和形势，改变了一下，把礼义廉耻、明明德去掉，换上伦理、民主、科学，但实质上，仍是礼义廉耻的内容，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一些而已。把礼换成伦理；把义换成民主；把廉耻换成科学。如此而已。故而其个人独裁专制之本质未变。

但不管如何，他在其党内和社会上，增强了一些民主气氛，除了他个人的权威不可干犯，国民党的领导不许反对之外，对其官场弊端是可以揭露的。对于一般性政策，也可以讨论，甚至对他的连选连任问题，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一经当选后，他就绝对不许反对了。

此外，蒋对于康乐和育，也于1953年11月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育”的问题上，也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以几何的比率或级数。而粮食增长却很快，也不是算术比率。

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认为要在全国（包括中国大陆）经济平均发展基础上实行全国人口均衡分布。要使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而以城市的小家庭方式的经济局限性自然控制人生育率。小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就负担沉重，因而谁也不敢多生。

在社会上，不提倡离婚，控制离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儿童悲惨。甚至他们想“收复”大陆后，对大陆儿童实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温暖。他说大陆彻底破坏家族组织和拆散婚姻。

设立妇产医院，以低费和免费接生。建立儿童教养院、养老院等。

在教育方面，主张进行民生主义的教育，即从民主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儿童强迫教育与识字运动、家庭生活教育（伦理教育为主）、公民教育、职业生活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

他要求一般国民都能识字。并说这是民生主义教育的起点。他把教育分成道德、职业、社会、文化科学等几种教育。其总目的是要公民在“家庭、地方、国家、国际社会上践履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志趣，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强调的是青年人实现个人的志趣。

他把教育的位置看得很重。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而不是把生产和经济本身的发展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这一点非常正确。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合格的人才，如何推动社会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欲振兴国家者，必以教育和文化科学的发展，以及全国族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第一要务。否则，只要经济财富，不要文化财富，则是釜底抽薪，经济当然无法上去。而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科学便会日益衰退。国家民族也将必然更加堕入贫困的深渊。对此，国人当能洞察。而国民之狭隘自私，只想个人不思国家安危者，正是由于愚昧促成。所以过去中国历史的前进，总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以智慧开辟新路，原因就在于此。对教育的发展，后面文教部分又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总的说，台湾的教育方面，成绩是显著的。儿童入学率占学龄儿童的98％，就很可观。这个比例，为亚洲的第二位。

关于康与乐，蒋主张国民应德性善良，体格康健；理智和感情和谐。为此要以礼节制情感，以乐调和情感，讲求礼乐合璧。

城市缺少健康环境，要使城市乡村化，有田园风味；乡村缺少娱乐场所，要使乡村增加康乐场所，使乡村城市化。同时还要注重在城市建设中山林川原的设计。国家更要保林造林，扩大全国森林面积，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又有益于国民健康和娱乐。

在文艺、音乐方面，他反对商业化的文艺和音乐。他认为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对萎靡不振的“亡国之音”，要大力纠正颓废音乐和***歌曲。

关于美术，他也很重视，他认为美术的最高境界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

电影、广播，也对国民精神生活影响很大。他认为必须反对其商业化，应由国家经营，提高质量，以有益于国民的精神素养和康乐。

最后他对宗教也给予特别重视。他认为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归宿；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

对于人的身体的生理健康的保持，就是运动、清洁、营养。

建设台湾计划

蒋到台湾后，接受大陆失败教训，第一要改革政治，第二要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经济，以便有个立足之地。

其具体建设方略，是提出了一个“中兴复国”时期。此时期的经济建设方策是：

生产与分配并重；工农业并重；国营与民营并重；生产与贸易配合。

其目的是：

（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使落后生产型转变为进步生产型。提高生产力，增加国民收入。

（二）在保障私人财产权利，不妨害私人企业发展原则下，维护合理分配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国民享受教育、卫生、娱乐的权利。

1953年以前，他把重点放到农业方面和币制改革方面。币制改革和农业的“三七五”减租以及农业技术改进，同时并举。而币制的改革尤为一切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通货膨胀不解除，一切建设都谈不到。

于是蒋于1949年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

蒋自上海运来大陆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和美钞，这是大陆之精华转移台湾。以此巨资改革台币，实行“新台币”，当是轻而易举之事。

改革方案规定：新台币由台湾银行发行，总数二亿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略低于战前。旧台币则以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外汇之物资为准备金。同时设“新台币准备金监理委员会”，监督执行和保管。新台币在省内可以通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可以透过进出口贸易，兑换外汇。

关于实施办法中，重点是第三项，即“为使币值稳定起见，必须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促进进出口贸易，俾省内经济得以稳定，对外贸易收支得以平衡”。

其次是充分配合企业，以促进企业发展。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对于外销物资，要促进其增产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对外销生产事业，予以充分贷款。

新台币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辅币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种。

旧台币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无限制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