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文中又说军中无党部是大陆失败的基本原因，故而军中设党部“是革命事实需要”。

至于西方国家军中无党部，是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中，则是有70％以上的兵是国民党党员，怎么能取消军中的国民党党部呢？如果不设党部，军队就会瓦解等等。

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分子。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谋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这表明蒋氏或者蒋经国，是不能批评的，如果批评，就是阴谋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就是破坏领袖对革命的领导。因为革命要成功，广大群众就必须一心一德地服从领袖。这当是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完全不相容的。蒋对孙中山就不是绝对服从，而是既有不服从调动，也有抗命和批评，而孙中山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并十分信任他。而他却反过来，既不许不服从，也不许批评，俨然是一个皇帝。总之，在对胡适的严厉的反唇相讥中，完全暴露了蒋氏在台的独裁和专断。

接下去，小册子又把这种“攻击”和中共相联系，怀疑胡适等背后有中共指使，更是荒唐到极点。民主人士要说上点民主的话，就诬指为和敌对政党有联系，以镇压之，这和民主政治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确系赵高指鹿为马的老把戏。有人把蒋氏的此种作法又称之“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不过，蒋氏总还忍耐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容《自由中国》发表己见，在封建主义控制下的政坛上，也是难能的了。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最是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于9月9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在美国，总统可以自由竞选，而蒋却一再连任，毫无限制。美国反对党反对政府现行政策，竞选时或平常里均可以自由地批评并受宪法保护。对蒋的这种作法，美国人当然看不惯，甚至是气愤的，这就是“中华民国”和西方、和美国的最大不同。

因此，蒋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而不敢说扣押雷震是因为反对他本人。这种说谎本身，就是理亏的遮羞手法，他或者也感到难为情。

费正清教授也于1960年10月27日在麻州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台北这些高压的‘警察的行动’……是对于大多数有现代头脑的中国人的一种冒犯，和对于友好的美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已由普遍的美国新闻评论明白地显示了出来。”

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清末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暴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但蒋不管国际舆论，也不理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的减免雷氏刑期三分之一的要求，将雷震执刑十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政治问题”以及自励诗，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因是《自由中国》主要人物和有关政论文字，备受迫害，终于含恨而死；其他如李敖，也因激烈批评国民党子1971年3月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徒刑十年。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浪起伏了。如果蒋氏在台实行民主政治，则台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当取得更大成就，真正成为均富之区。

在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炮战前夕，蒋整夜研究金门防务，至午夜三点钟时，肚子饿了，又无东西吃，便叫厨子做鸡蛋饭吃。宋美龄对生活的料理，亦及于此处。

炮战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的最后一天，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说：

“蒋总统派遣如此大军防守金门和其他外岛，实是不智之举。这些军队如在和中共安排的可靠停火之下撤退，才是明智与谨慎的。”10月1日，蒋则针对杜氏之言，令秘书沈剑虹作答说：杜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相反”，拒绝了杜的建议。10月23日，杜氏表示同意蒋的意见。蒋终于将金门等岛固守下来。这对蒋氏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严家淦和蒋经国

蒋介石于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后，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任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委”、中央常委等。

这时，大陆正处于经济上的非常困难时期，同时又与苏联关系日益恶化。至1962年后，中苏已公开决裂。这给蒋本人带来极大兴奋。1962年5月，他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北投的政工干校开设临时战地政务班，为“收复”大陆准备干部。国民党的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并不断接见外国记者，申明反攻计划，他说：“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同时广东沿海有一百七十二人先后于惠阳等地登陆被获。蒋这种兴奋和计划，当然不难理解，但他要反攻大陆却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在大陆上，蒋介石的形象实在不好，人们对他的记忆也当然很坏，因而他当时在大陆已成了过时的，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了。然而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故而大动干戈，蠢蠢欲动，准备卷土重来。

但美国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立即于同年8月对蒋提出警告，他指出“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并指出蒋氏如反攻大陆是违反《中美协防条约》的。美国反对蒋反攻大陆，蒋就无法反攻，因汽油、弹药、零件的补给，台湾仅有两三个月的储存，只要美国不补给军火汽油，蒋便无法打仗。于是蒋又停止征收“特别捐”，反攻大陆的戏，刚一开场，又悄然收场了。

蒋氏为与美国进一步修好，便于1963年又派其长子经国上将访美。蒋经国以政务委员身份于9月访美，公开声明的是会谈“中美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

蒋经国于十年以前曾经访美，但1957年蒋经国为对美国报复，导演了“五·二四”反美事件，和美国关系一直不那么融洽，或者说有些芥蒂。这次访美，也有为接班而求美方谅解之意。美国方面，也有了解台湾未来当家人的必要。小蒋访美活动，美国未事声张，一直采取低调姿态，既无公报，也无共同声明，但这次访问缓解了小蒋和美国的关系，可以说已为美国所谅解。

接着，蒋介石便开始为其长子接班而重新组织政府班底。他先于11月召开九全大会，为改组内阁作准备，然后提名严家淦财长为行政院长。陈诚本来病魔缠身，便于九届一中全会后提出辞兼院长职。蒋接受后，给假一月。由严继任。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但社会舆论并不谓然。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任中举办小型水电站和修建道路。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省金融机构和体制。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省币制改革，并于稳定物价中获特殊成绩。

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央常委。

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署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认为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实际上，严是一个循规蹈矩、八面玲珑和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他当行政院长，说老实话是不合格的。但蒋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因他既听话、不会大权旁落，又可以为经国开道。利用他作为过渡阶梯，将经国扶上要津，然后再叫他让出位子来。所以台省说严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严被提名任行政院长后，怕立法院通不过，便逐门作揖求助。其实，有蒋点头，谁敢不依！蒋不是李宗仁，严家淦也成不了居正第二。

严上任后，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俞部长也是个不贪权力、不问人事的人，经国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蒋经国又嫁女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密了一层。这使俞可以更愉快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至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所以蒋安排俞大维为国防部长时，也是早在为蒋经国代俞做准备。此乃欲升其子，先升陪衬之谓也。

1964年2月，“副总统”陈诚逝世，蒋经国的对手完全清除了。这在蒋氏父子是个理想的事情。从此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便完全由蒋氏父子控制了，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元老资格来对抗蒋经国了。

1965年9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访美，这是第三次访美了。这次访美，是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邀请。总统是约翰逊。访美的本意，仍是向美国修好，为未来掌权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大陆爆炸原子弹成功。

1966年3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连任第四任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副总统”。“副总统”的人选当然只能是严家淦。3月6日，蒋于九届三中全会上宣言，要提拔新进，并恳切期望总统候选人人选另择，让他专心做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这当然不是蒋的心里话，他不过是在放试探气球，而且此时台岛也无人可以胜任此职。当然也决无任何一个傻瓜敢于充当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夕，蒋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会中又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他说：“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这完全是发空炮，自我安慰。最后又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他仍想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表示他不愿一党专政，希望其他党派也可以竞选总统。其实他对民、青两党不提名候选人是很欣赏的。

然后，蒋又私下向张群表示，愿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最知蒋氏之心，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以七十岁以下的人任副总统最适宜。但蒋仍是发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四张照片备用，认真演戏。

最后，蒋在三中全会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正是蒋所要求的。投票开始后，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二获选为国民党候选人。

但国民大会对严家淦却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严得票七百八十二张。这说明国民大会中和国民党内有暗中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但不管如何，严已当选副总统。蒋死严继后，天下就是蒋经国的了。

这时蒋已为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对大陆派遣特务和发动宣传攻势

蒋逃离大陆后，留下了大批地下***游击队，据佶有约百万人左右。至1950年6月，还有四十万人，仍在有关地区骚扰。1962年大陆破获国民党地下组织事件二十四万九千零一十二件，被杀害中共干部一千二百三十五人。同年逮捕国民党伞兵二千二百三十七名。

1970年，在大陆的地下特务组织散布了三百四十万张传单、两百二十万张标语和七万七千份报刊。但蒋也损失一千七百八十名特务人员。1971年秋，大陆仍有七十种地下报刊，并每月以《自由之声》、《反攻月报》发行，有的还以《革命》为名发行。

到1967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后，蒋又派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空投藏文传单和收音机，并遣送特务人员入境。

蒋的u2型侦察飞机多年以来不断飞来大陆和新疆拍照。

小部队在沿海登陆的活动，自1950年以来也一直未断。至1962年登陆行动特别增加。1967年，从福建到朝鲜沿海和香港地区，都有登陆活动。自1950年到1974年9月，在福建沿海登陆的次数有一万六千次左右。

蒋对大陆的宣传战，主要对大陆使用四个波力强大的电台，每天二十四小时以八种方式向大陆播送特别节目，短、中、长波，可达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内容是蒋的文告、新闻、国际大事、台湾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