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政令、法令，行政人员由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军委会和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待遇与国军等。各级指挥员，由红军自己推选，呈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三）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以上，特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

3月11日，贺衷寒又提出一个提案：

（一）红军缩编至二万人。

（二）副职干部由国民党派遣。

（三）取消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

（四）服从国民党一切命令等。

周恩来即将贺案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2、13两日复电，说明“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周遂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

3月份蒋开始接济红军军饷。

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见蒋介石，与蒋面谈一切。向蒋申明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需为一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开来。

（二）红军需改编为四万余人队伍。

（三）三个师之上，必设一个由红军干部主持的总部。

（四）中央不能派遣副职和政训人员于军队中。

（五）红军学校必需办完。

（六）红军防地需要增加。

其总原则是：“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

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对周恩来的六点内容和两个原则，表示承认。并且谈了不少表示雅量的好话，总计有四个要点：

（一）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

（二）第一次国共分裂之责任，在于鲍罗廷。

（三）要求中共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以后，也要与国民党合作下去，以免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要中共承认他为领袖。

（四）只要永久合作，一切都好商量。

但到6月4日，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十三个具体问题到庐山见蒋介石时，蒋在保证中共独立性问题上，又反悔了他在杭州对周恩来的许诺，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把中共溶解在同盟会中。该会以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中，国、共双方派相同数量干部参加。两党对外行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共同执行。将来也可以组成两党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直接关系，以取代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关系。总之他希望把中共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对此则坚决不同意。

关于三个师之上设一总部事，蒋也不同意，主张设一个政训处。并且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周当然也予以拒绝。此次谈判毫无具体结果。19日，周返延安报告实况。毛泽东听后，认为有必要让步，以便使谈判成功，于是原则上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提案。但在该会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言论自由。此案未能成功。对于设三师之上的指挥部一事坚持战时必设，平时可以不设。但蒋则仍坚持原议，并特别坚持朱德出洋，否则断绝接济。

至此，毛泽东表示不能再行妥协。如果谈不成就自行宣布改编。三师可用暂编名义，共四万五千人。边区政府可于7月份选举成立，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为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中共方面，以林伯渠为副长官。另对南方游击区、释放政治犯、国大选举诸问题，也拟定了具体意见，准备和蒋再次谈判。6月26日，南京电邀周恩来到庐山谈判。7月17日，“七·七事变”十天之后，双方又开始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蒋介石率邵力子、张冲直接和周等面谈。但仍坚持只设政训处于三师之上，参谋长由中央派充。周等则坚决不接受。此次又无结果而罢。周等暂到南京、上海两地观变。7月27日，周等抵达西安。毛泽东电示周等具体改编事项六点：

（一）8月15日编好，20日出兵抗战。

（二）三师以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彭为副职。政治部主任为任弼时，副主任为邓小平。

（三）三师共四万五千人，地方部队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各一。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

（四）主力出动集结作战，不得分割使用。

（五）三师担任绥远方面抗战。

（六）武器补充。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南京电邀，携此改编方案到南京谈判，并参加蒋介石的国防会议。时日军重兵威胁上海，不几天又发生“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于8月14日，发表抗战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

蒋于此紧急关头，急需红军参加山西抗战，便勉强接受了中共条件，同意按周等六点改编红军。8月19日，双方达成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命令。

边区政府也由中共坚持，任命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前之张、宋、于三人为蒋拒绝；而蒋提之丁惟汾则为中共拒绝，故最后由林出任。

从此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从中可以看出来，蒋本欲在改编中完全控制中共部队，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但因中共坚决反对，拖延改编而日寇又迅速全面进攻中国，蒋无时间，也无条件再谈下去，便答应了中共条件，允红军和中共以独立存在地位，不得已放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改而为“先攘外而后安内”政策。

蒋失败逃台后，认为此政策之改变，导致了他的一败涂地。这种检讨没有道理，如无其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则他决不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而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又是直接来源于其个人专制独裁的封建政治！他找一百个理由不能实行民主，结果贻害国家，亦贻害自身！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已不是愚民遍地的中国，愚民政策，已行不通了。

在双方谈判接近成攻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该宣言提出了三项奋斗总目标和四项宣言要点。总目标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切实迅速地准备与发展民族抗战，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宣言要点：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此宣言至8月份蒋才给予发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严酷的报复行动；张学良囚禁终生，杨虎城于1949年被杀身亡，连妻儿也不放过。举国为之义愤填膺。

谈到张学良，凡与他接近的人，都是对他肃然起敬的。据香港作者高山流和守护张学良的军统旧人s君的谈话记录，张有如下非凡的特点和长处：

（一）有极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s君说：“经我和张先生较长时间相处的结果，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特点是爱国思想极端强烈。……他常说：‘……我则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王妈……说：‘副司令因为恨日本人，多少年来，家里连日本人生产的任何东西，半点都不许用的。’”

（二）勇于认错，襟怀磊落。

（三）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坦诚可亲。

（四）胸襟豁达，不钻牛角尖，自寻苦恼。

（五）对部属很宽厚，给人以改错机会，不计小疵小非。

（六）重视把握现实，绝不牵绕于过去和追求幻想。注意把精神寄托于某一件事上。

他的作人原则是：多看书，认为开卷有益；胸襟广大，待人以宽恕为本；做人不怕吃亏，认为今日的吃亏就是明日的便宜。

他的幽居地方是：溪口、萍乡、郴州、沅陵、贵阳郊区修文县的阳明祠（在此处，开始由赵四小姐陪同钻研王阳明学说和明史。赵四小姐则帮助写札记）、成都、台湾新竹、台北。

对于国家抗日政见，他认为抗日必胜，但对国共之间的胜败就难说了。

在抗战时期，张学良爱国，对日本尤其切齿仇恨。但他在政治立场上，仍然不能和中国共产党调协一致，只有在抗日御侮中，才能和中共携手共济。至于到台湾以后直至今日的一段时期里，张的政治思想，则不得而知。他似乎已“视破红尘”，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愿回忆往事。对西安事变，他仍坚持是对攘外、安内的次序之争，和蒋没有根本不同。

1991年，看过一次关于他答日本方面某人士的采访录相，很短，没有几句话，最主要的是上面谈到的对他和蒋在西安事变中的争执焦点和他再次告诫日本人不可重犯旧罪的内容。

近来又得到张将军1990年写给东北大学校友会的一段话，谨录之于书：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