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洋是个很倒霉的丞相，早年为杨宪排挤，杨宪被处死，他回到中书省，又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汪广洋知道，胡惟庸之所以横行霸道，主要是因为有李善长势力的支持。他不愿长久屈居在胡惟庸的威势之下，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在汪广洋看来，只要把李善长彻底整垮，胡惟庸就横行不下去。为了做成此事，汪广洋考虑了很久很久，有了一些想法时，他邀来自己的密友御史大夫陈宁。

陈宁是个正人君子，平日里看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就有气。汪广洋信心十足地对陈宁说：

“只要我们一起，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皇上见了，一定会对他进行严加处治。”

“这胡惟庸对上卑恭倔膝，对下耀武扬威，你又怎么能收集到他有不敬之罪？”陈宁有些担心地问道。

“不管他胡惟庸怎么卑恭倔膝，我还是收集到了他的两条对上不敬之罪？”

“哦，快说给我听听。”

“一是皇上生病时，他胡惟庸不去探望；二是胡惟庸纵容儿子六日不上朝，也不去向皇上请罪。”

“这两条，要算也可以算得上是不敬之罪。”陈宁说：“只是，这胡惟庸深受皇上信任，就这么两条罪，能参倒他吗？”

汪广洋自信地点点头。自己经历了起起落落，汪广洋现在心里很清楚，只要是皇上想搬倒的人，你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参倒他。现如今，离职了的李善长与胡惟庸他们走得这么近，这肯定是朱元璋忌讳的，汪广洋看清了这一点，他要出面帮他的皇上一个忙，搬到了李善长，也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在汪广洋看来：胡惟庸之所以为所欲为，不把他这个左丞相放在眼里，是因为有李善长在替他撑腰。

1376年的一天，朱元璋的御案上，放了一份汪广洋与御史大夫陈宁共同上的折子。朱元璋久久地望着折子，汪广洋参李善长的“大不敬”，只说了两件事，这对朱元璋来说，已经是很够了。权力在他皇帝手上，就是不犯罪，也可以找个罪名来治你，何况你还犯了罪呢。只是，这李善长也还有很多让人想的地方，更何况又是亲家，要治，也不能治得太重了。经过一番考虑，朱元璋下令每年减去李善长一千八百石奉禄，也就是减去他李善长奉禄的一半。我“要不轻不重地敲你一下，让你明白，许多事情是不该做的。”朱元璋罚了李善长之后，得意地想着。

李善长果然立刻明白，关起门来，在家里静修静养，还吩咐儿女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凡事不可以张扬。可胡惟庸心里还不明白，跑到李善长家里，大发一通牢骚，跳起脚来要去跟皇上说说清楚。李善长忧郁地说：

“这说明皇上不喜欢你我靠得太近，你再去替我说话，恐怕我们都只会大祸临头了。”

胡惟庸听了心中一惊，对朱元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有了一些伴君若伴虎的忧虑。既然对朱元璋无法，识事务的胡惟庸便将所有的恼怒都转向汪广洋，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又去与李善长商量，怎么整倒汪广洋。可是，经过皇上的这一次不轻不重的敲打，又看到刘伯温的下场，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善长似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隐约地发觉，这么相互搞下去，最后大家都不会好，到最后可能就只剩皇上了。于是说：

“留着汪广洋，多有个人，热闹一点，这样才好一些。”

胡惟庸对李善长的话莫明其妙，李善长也不作解释，闭目养神，不愿就此事再与胡惟庸讨论下去。

胡惟庸没辙，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回府。想着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处理，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对于朱元璋，自己又毫无办法，他又想到汪广洋，“我一定要除了汪广洋，方能出心中的这口恶气。”胡惟庸自言自语：“李善长，你既然不提供良策，我只好自己设法了。”

胡惟庸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以后的几天里，他都在一门心思地想：怎样除去汪广洋。

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躺在床上的胡惟庸突然灵光一闪，想出了个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

191、

胡惟庸算得上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如今他已经想好了可以置汪广洋于死地的万全之计，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所有的聪明人都知道，要做好一件事情，选择适合这件事情的各方面环境、条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事情也和种庄稼一样，该是秋天里种植作物，如果在春天里下种，绝然是无所收获的。这一阵子，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确实很红，因为朱元璋离不开他。胡惟庸有许多事情要去请教朱元璋，朱元璋也有些事情要问胡惟庸。俩人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多，但商议的都是国家大事，胡惟庸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一天，朱元璋与胡惟庸谈起了“国子监”的事情。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为了培养和提拔新的力量，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

“皇上为读书人提供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真是一件于国于民功德无量的事情。”胡惟庸说。

“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我们倍加厚爱，要经常教育他们，尽忠至公，千万不要为私利所动！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定要培养出一些象你们这样的人才。”朱元璋望着胡惟庸语重心长地说。

胡惟庸听了，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谦虚地说：“我们算不上什么人才，国子监有陛下的关怀，今后培养出的人才，一定会有刘伯温、李善长那么的大人才。”

朱元璋听了，想起刘伯温的种种好处，不由微微地叹了口气，说：“可惜刘伯温死了！”，

“是啊，真可惜。如果刘伯温在地下知道陛下还在挂念他，一定会感激不尽的。”胡惟庸恭敬地望着朱元璋，稍停一会，又似乎是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刘伯温的死，朝中有些说法。”

“什么样的说法？”朱元璋急急地问道。

“汪广洋，曾对人说刘伯温是我设计谋害的。”说这话时，胡惟庸声音很小。

朱元璋听了，却不啻是一颗炸雷。给刘伯温请医生治病，是朱元璋吩咐胡惟庸去办的。即使不是朱元璋授意结果了刘伯温，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因为事情非常明显：胡惟庸恨刘伯温，朱元璋清清楚楚。如果说是胡惟庸害死了刘伯温，这无异于是说朱元璋害死了刘伯温。象这种事情，当然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为妙，汪广洋你与胡惟庸怎么闹都无所谓，只是不要挑出可能扯到我身上的事来乱说。

朱元璋睁大眼睛望着胡惟庸，胡惟庸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望着朱元璋。

“你，没有错，无论是什么事，应该说给我听。”朱元璋一字一句地说：“只是，这汪广洋无事生非，实在可恨！”

象这样的事，当然又不便去查问，弄得人人皆知。可又事关大体，就只能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了。胡惟庸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敢走这一步险棋，如今听了朱元璋对汪广洋的指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得轻轻地舒了口气。谁知一口气还没吐完，就看到朱元璋鹰一样的目光罩过来，心里又是一惊，却听到朱元璋征询地问他：

“汪广洋的罪，到不了杀头的份上，你看怎么处理更适合些？”

“象汪广洋这样的重臣，应由皇上亲自罚办更为合适。”胡惟庸说。

朱元璋点点头，心想：广南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汪广洋到那里就是有胆量还要说什么，也没人去听，我也大可以放心了。这么想着，开口道：

“贬去汪广洋的右丞相之职，放他到广南做一个小官吧。”

胡惟庸听了，满心的欢喜。胡惟庸是个阴毒的人，对于汪广洋的贬官，他虽然欢喜，却并不肯就此干休。他要痛打落水狗，要置汪广洋于死地而后快。这以后，他又不断地在皇上跟前进谗言，说汪广洋以前之所以从不讲杨宪的半句坏话，是因为许多坏事情是他与杨宪一起做的。

实际上，朱元璋从心里根本就不信胡惟庸说的话，之所以升了胡惟庸为左丞相后，又恢复汪广洋右丞相之职，目的是让汪广洋能牵制胡惟庸，不让出现胡惟庸独掌相位的局面。可惜汪广洋不能很好理解朱元璋的意思，官复相职后，错误地总结以前经验，变得更加胆小怕事，尸位素餐，遇事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怎么敢与胡惟庸对抗，并没有起到牵制胡惟庸的作用，反使胡惟庸越来越坐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令朱元璋大失所望，这才把他贬往广南地区。

可是，经过胡惟庸不断地状告，朱元璋听说汪广洋许多事都与杨宪扯到一起，疑心还是一天天增大。“谎话传了十遍，也会成为真话。”更何况是有关大体之事，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得放过。基于这样的认识，终于有一天，朱元璋相信汪广洋就是与杨宪一起做了坏事。于是，再次追加诏书，将汪广洋就地处死。

1379年12月，倒霉的丞相汪广洋，这位早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曾两度出任右丞相的明初大臣，终于在流放途中，被他的皇帝赐死。

汪广洋本来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由于在那样的环境中，终只能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最懦弱无为的一介文臣。

192、

中书省中，官员们都在各自忙碌着，胡惟庸捧了个茶杯，在忙碌的官员们中间悠闲地来回着。户部侍郎郭桓拿来一个地方缴纳朝廷课税的折子，匆匆忙忙地往外走去。胡惟庸见了，瞥了他一眼，问道：“手上拿得是什么？”

郭恒听了，忙停下来，将奏折恭恭敬敬地递给胡惟庸说：“这个，我现在是去呈交给皇上御阅。”

胡惟庸伸手拿过奏折，看了看说：“暂且就放在我这里。”

汪广洋被赐死以后，丞相位上，就只剩下了徐达与胡惟庸，而徐达又长期在北平镇守，胡惟庸在朝中便位居百官之首。小人得志，总是会忘乎所以的，胡惟庸越来越骄横，越来越跋扈，他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毫无半点顾忌。对于内外诸司奏章来，胡惟庸总是自己先阅，有对己不利的，就藏起来不上报。丞相如是，下面的更是争走其门，有喜好钻营之徒馈送金帛、名马，有热衷仕途之人恭维、奉迎，投其所好。如今这地方缴纳朝廷课税的奏折，关系到各地往朝廷缴纳课税的官员功过，事关重大，由胡惟庸自己来裁决，好处太多。

户部侍郎郭桓见胡惟庸不把奏折让他速给皇上，心里有些吃惊，却也很快明白胡惟庸的用意。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就主动去找胡惟庸。上行下效，一时间，很多地方官员只去讨好胡惟庸，反倒不怎么提起皇上。

作为皇上，朱元璋非常关心地方缴纳的事情。往日里，每到新春来临之前，朱元璋总会看到这样的奏折。今年有些奇怪，已经立春了，还没看到地方纳税的奏折。朱元璋立即派人暗中去查问，很快就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朱元璋心中虽然愤怒，对胡惟庸却并无半点指责，反而当着众人的面，不时地夸夸胡惟庸。胡惟庸于是胆子越来越大，踌躇满志地竟然觉得徐达有些碍眼。你这个徐达，自持是开国元勋，根本不把我胡惟庸放在眼里。在刘伯温的事情上，你明显地反对我，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情。现如今，满朝文武，除了你徐达，再没有人能够对我有什么威胁。胡惟庸心里这么想着，又鉴于徐达的力量太大，虽不在金陵，一直都挂着丞相的名，而且拥兵九路，威震四方。思之再三，胡惟庸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

经过一番周密地安排，胡惟庸让人悄悄地找来福寿，在他面前摆了满箱的银子，对福寿说：

“我听说徐达正策划谋反，我想你一定也知道，只要你把这事告诉皇上，我在金陵南边给你留了一栋大房子，这些银子，也都是你的了。”

福寿是徐达家的老管事，胡惟庸试图买通福寿，来诬告徐达。谁知道物以类聚，兽以群分。这徐达家里的福寿，也是个忠直之人，不吃胡惟庸那一套，听了胡惟庸的话，他说：

“不知丞相从那里得来的消息，我家大元帅是不可能谋反的阿！”

“这事你不知道？”胡惟庸故作惊讶。

福寿摇了摇头。

“不知道不要紧，现在跟你说了，你不就知道了。只要你按我的话去说，荣华富贵都是你的。”

福寿这时终于明白，胡惟庸是要自己去诬告徐达，便说：

“我不知道的事，我不会去说的。”

胡惟庸听了，让大管家出来，劝说福寿，结果都无济于事，不管大管家答应给福寿多少好处，福寿就是不动心。福寿不愧是个人物，回家以后，立即派人去北平把这事告诉徐达，还在徐达未回金陵之前就设法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谁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朱元璋竟然不了了之，徐达回来问过情况，告诉福寿说：

“此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声张，只当是没有发生过。”

“皇上怎么也没半点反映？”福寿有些茫然。

“皇上肯定有他的打算。”徐达说：“我们静观其变就行了。”

徐达不愧为朱元璋的知交，他这时把什么都看得透透的。朱元璋还真有自己的大算计。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他早就有所察觉。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后，他的行政机构都是在刘伯温、李善长等人的谋划下建立起来的，是沿袭元朝的旧制。朱元璋在对他的大明皇朝的统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臣下权力太大，在宋濂等文臣给他总结元末灭亡的原因中，也有“宰相专权”、“臣操威福”，从而削弱了元朝统治力量这一说法，这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视。早在1378年，朱元璋就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十一年，又命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确切地说：

朱元璋此时对于相权的存在已经很反感。“天下是我打来的，我为什么还要容忍有超越我的权力存在？”这是朱元璋常在心里问自己的一句话。同时，朱元璋也非常清楚，要推翻旧制，建立新制，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得找到理由，找到机会。朱元璋已经想好了一切，他之所以对胡惟庸一忍再忍，只不过是在等待他需要的理由更充分一些，他渴望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当他行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少了许多风险，就会稳操胜券。

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从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纵容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什么，虽然不是很清楚，却闻到了朱元璋会来个大动作的气味，开始有意地疏远胡惟庸。此时风光无限的胡惟庸却浑然不知，对于李善长的疏远，心里很不高兴。殊不知，他就要大祸临头了，而且还牵连了数万人的生命！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皇帝杀功臣这出闹剧，整个帝王的历史，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一个怪圈，“飞鸟尽，良弓藏”只是原因之一，根本原因还是帝王将心比心后的那份诚惶和恐惧。

193、

1380年6月七日，火红的太阳早早的便挂在京城的上空，把它那炙热的气息弥漫在京城的闹市中。一辆马车在狂奔，沿途无论是做生意的人，还是过路的，大家都恐慌万状，争相躲避。驾车的章生见了，心中有些不忍，扭头问身边的胡文胜：“公子，街上人多，是不是慢些。”

胡文胜正是胡惟庸的儿子，平日里依仗他父亲的权势，骄横惯了，如今因事憋闷得慌，要狂奔一阵泄泄气。听了章生的话，胡文胜顺手就给章生一鞭子，口中骂道：“狗奴才，本公子要你快，你反而说要慢一些，误了本公子的事，砍下你脑袋来。”胡文胜说着，亲自挥鞭猛抽辕马。

那辕马受痛，更加拼命地狂奔。就在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抱了生病的小孩，来不及躲避，被马车撞倒在地上。妇人倒没有什么大碍，手中的小孩却被撞到了地上，就这么活生生地给撞死了。妇子抱起孩子，爬起来发狂似的冲着车子追去，一边追、一边撕心裂肺地哭骂道：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恶有恶报，你们必招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