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墨子，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甚至书也很少有人去翻动。这时，他坚持的意志与奉献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显得熠熠生辉——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个墨子形象。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庄子说，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引子）

战国的煊赫过后，将近两千年，很少能听到墨家的消息。但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墨家又吃香起来。《墨子》这书素来无人关注，传抄中失传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错乱得不行，现在有第一流的学者开始花大工夫整理；孙中山主持创办《民报》，一边提倡“三民主义”，一边甩开孔孟老庄，单捧墨子为宗师；梁启超甚至说：“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只有墨家思想，才能救中国！鲁迅写《故事新编》，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道家的大腕老子、庄子，都被调戏得不行，只有墨子和墨子的偶像大禹，有理想，有担当，浑身“正能量”，是大先生笔下少有的积极形象。

当然，捧墨子，不是他的十大主张都捧。“明鬼”“非乐”就明显不受欢迎。“兼爱”自然最得好评，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平等博爱”，也容易和基督教挂钩；《墨子》书里一些似乎和科技有关的内容，被迅速附会为声光电化；当时的中国正风雨飘摇，反侵略的“非攻”，当然也是格外被强调的。

这造成的结果是，一般人对墨子的印象，就剩这几个标签：兼爱、非攻和科学知识。最近这些年，和墨家有关的通俗文化作品不少。大体都是在强化这几个元素。墨子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墨家的领导人叫“巨子”，我们可以亦尊他一声“墨巨侠”。

墨子的四记杀招

战国末年，韩非子回顾之前几百年的大辩论，下判断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

可见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很大程度上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西汉盛世的司马迁那里，给两家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孔子本人以布衣而入了“世家”，孔子的弟子们有传，孟子、荀子也有传，而对于墨子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里附了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真是冷落得可以。但就算只有这么一句话，也还是透露出墨家曾经的煊赫。墨子比孔子小，本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墨子》书中也从未掩饰这一点，但社会上却仍有墨子和孔子同一时代的说法。在好古崇古的气氛里，人们普遍相信年代越早的人物越牛。道家要压倒儒家，就宣布老子比孔子早；墨子被认为和孔子同时，大概也是反映了儒墨两家曾长期打个平手的状况。

关于孔子和墨子，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叫“孔子给了春秋一个辉煌的结束，墨子给了战国一个闪亮的开始。”

墨子的生卒年不好确定，大概就在孔子去世前后，墨子出生。《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是跟孔子的学生学习，两位大师并没有照过面。

墨子的里籍也有争议。他是宋国人还是鲁国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考证留给学者们——其实材料就那么多，还是不定论稳妥些。

墨子为什么叫墨子？有的说他姓墨；有的说因为他黑；有的说因为他是木匠（木匠要用墨线）；有的说因为他是刑徒（墨是五刑之一）——重要的是他不但姓墨而且叫翟，墨是劳改犯，翟是野蛮人，而且他的着作确实是被旁人看作是“贱人之所为”的。总之，这个称呼反映了他社会边缘人的地位。

谈到墨子的相貌，古往今来的人们，印象倒是比较一致。孟子说是“摩顶放踵”，就是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庄子说是“腓无胈，胫无毛”，就是腿肚子没肉，小腿上汗毛掉光。一直到鲁迅先生写，“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1

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在儒门上课，他是怎样和那些讲究衣着、举止进退的儒生同学相处的？那情形想想其实也蛮好玩。彼此看不顺眼是一定的，斗嘴、打架或者在当时就有。后来墨子自立门户，等于撕破了脸，从此双方关系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大家族，路上碰见了不斗上一回，回去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招呼。

所以《墨子》这书，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板砖向儒生们头上拍去。在《非儒篇》里，墨子2谈了“孔某”的好多劣迹。其中说道，在楚国，孔子帮助白公胜造反；在齐国，孔子帮助田常造反；在鲁国老家，孔子站在权臣季孙氏一边来对付国君，斗争失败季孙被追捕，孔子展示大力士风采，力托闸门让季孙脱身……要按事实考察，这些段子破绽多得让人无力吐槽。总之按墨家的说法，当时普天下的动乱事件中，到处活跃着孔某人和他弟子们的身影，而孔子本人始终安然无恙，相形之下，拉登之流，简直弱爆了。

《公孟篇》里，墨子还总结儒家的四大罪状，引原文：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坚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是有鬼的，儒家却怀疑天的权威、鬼的存在，因此得罪了天地鬼神。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厚葬是说墓地工程太大，表现为大棺材套小棺材，尸体上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结果是普通人死了，家产全埋了；国君死了，国库恨不得都埋了；久丧是说守丧时间太长，守丧期间，要痛哭流涕，要显得自己伤心得形销骨立，于是别人搀扶着才能起身，拿着拐棍才能出行，说啥我听不见，有啥我见不着，如此一折腾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年，啥也别干了。这也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文娱活动搞得太多，这又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相信命运，认为人发财还是受穷，长寿还是短命，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安全还是危险，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运，就会不处理政务，普通人相信命运，就会不从事工作。这更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这四条指责，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处，有的虽然未必打中，却有很好的煽动群众、引导舆论的效果。

第一条，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比较暧昧，原则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谈就不谈。但祭祀的时候，假装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要么你就别祭，要么你就真信，这么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这条批儒，证据不算确凿，但在迷信气氛浓厚的社会环境里，这条罪名绝对是大杀器，所以墨子也拿过来就用了。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诉苏格拉底，罪名也是这厮不信神，而且同样也没啥过硬的证据。

第二条，儒家厚葬久丧——我们可以从《论语》里找到很多证据，表明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但也不喜欢过分的繁文缛节，不赞同办丧事一味追求豪华。但孔子之后的儒生，很多大概确实就是墨子说的那样。墨子说办丧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点破了非常实在的问题，丧事办得越盛大，他们赚得越多。这是经济基础，关系到广大儒生尤其是底层儒生的生活质量，比祖师爷云里雾里的教诲可切身多了。颜回死，孔子主张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门人们的执拗，最后只好叹息，“我想把你当儿子看待，可是却做不到。”1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后更由不得他。

第三条，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墨子觉得这是瞎折腾。听音乐可以使粮食增产吗？不能。听音乐可以使战争胜利吗？不能。那还听音乐干什么？这种论调，今天一听就觉得刺耳，很容易觉得太狭隘、太偏激。但应该注意到，墨子面对的是一个把音乐功能夸张得过分的对手。儒家说，五音和谐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2。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1；而低级趣味的音乐，更是会带来自然灾害2。墨子不承认这个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对拍的过程中，就走了极端。这就像你说莎士比亚很伟大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肯定是要有人指责你说便宜话，甚至翻老账说，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被炒得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从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颠。

另外，当时所谓乐，外延比现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娱活动。它们的开销确实太大了，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条一样，不管孔子本人怎么看，国君加大礼乐方面的经费投入，对儒生有利。

第四条，儒家信奉乐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墨子这么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门自己已经把天命观庸俗化了。毕竟，明知道不成功还坚决不放弃的犟脾气，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备可推广性了。所以，这条批孔或许不准确，批孔家店，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共十条：

尚贤（让有本事的人当官）；

尚同（所有人应该保持一致）；

兼爱（爱所有人就像爱自己）；

非攻（反对侵略）；

节用（节省开支）；

节葬（主张薄葬）；

天志（天有意志，天代表着世界的终极价值）；

明鬼（证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乐（反对娱乐）；

非命（不相信命运）。

这其中，天志、明鬼就是在反对儒家“丧天下四政”的第一政，节用、节葬反第二政，非乐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在批儒时没提是因为这四点在当时和儒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实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关键。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的惨烈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了战国，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眼见着大地血染，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不对，杀人则比偷牛马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的人更多，所以特别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如此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都把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是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呢？”（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杀得血流成河，血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那些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记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西周、春秋时代温和的战争规则，儒家对之始终有一种怀念，但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要打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说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不放箭，逃敌的车陷坑里就去帮他推车……这算什么呢？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巨侠就有。他能够以暴力对暴力，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时，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但要确定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在禽滑厘1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富人以及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器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厘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着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