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着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家。1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着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厘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这样看来，墨子的学习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地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说：“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胜绰当了帮凶。墨子于是召回了胜绰，因为胜同学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样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只怕不可避免地也多少会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也是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的手段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为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所以，当楚军临近之时阳城君便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

而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

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两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地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年老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道德高尚。这当然没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个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所以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自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就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责任感又如此之强，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变其边缘化处境的秦国青睐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1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和秦惠文王的对话。

秦惠文王是什么人？他是秦孝公的儿子，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变法的商鞅。

其实，他对商鞅制定的法律，不但没什么意见，甚至终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权力，是断断不容分享的。绝对君权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强大的官场或民间势力存在。

腹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实际也就是隐然以“墨者之法”与“大王之法”分庭抗礼。这样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许会赞誉巨子的大公无私，心里到底会怎么想？

秦惠文王有没有用什么手段对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确实飞快地发生了变化。到了这位秦王的晚年，腹想必早已去世，出现在惠文王身边的，是另一个叫唐姑果的墨者。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东方的墨者谢子要来见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咨询。唐姑果害怕谢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说，这个谢子是一个奸诈的辩士，他来，一定会搬出大套说辞，来骗取您儿子的信任。于是，秦惠王见谢子之前，就已经憋着火，当然，谢子的游说也就没成功。

依附权力，然后进谗、邀宠、诬陷……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来却是如此地轻车熟路。你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当年在秦王面前凛然谈论天下之义、墨者之法的巨子联系起来。

墨子、禽滑厘、孟胜、腹的灵魂在云端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他好像一条狗诶！”

墨家十大主张，谁是头条

如果唐姑果式的人物最终成了秦墨的代表，墨者，大概就只能作为秦军中的一个特种兵团而存在了。

不过，相比墨者集团的命运，墨家思想的影响无疑要重要得多。

而当时人最关注的墨家主张，却和后世不大一样。

十大主张里，尚贤、尚同、明鬼、天志这几条，很少有人提，提了话也不多。

不提尚贤，大概是因为这个主张到了战国中期，就已经近乎普世价值，各派人物都认可，既然是共识，也就没啥可讨论的了。

至于尚同，别派倒是不大会赞成。不过根据尚同原则，主张天子、国君都搞选拔，游说诸侯的时候未必经常当面直说；又主张用严刑峻法收拾老百姓，则发动群众的时候也不大好说。所以，这个最高纲领有可能主要就在墨家内部讲讲，革命成功之前不宜大肆宣传。不传之秘谈不上，却也并不普及，就好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似的。所以也就不会为它吵架了。

鬼神是真有的，这本来是墨子最注重的观点之一，而别派高手多半不赞同，荀子尤其痛批过。但荀子在大谈“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时候，却并没有点墨家的名。这大概是因为墨家的后学，自己也不信鬼了。前面提到，孟胜决死前的动员演说，就只字未提鬼神；又如《号令》篇里说，要把巫师监控在特定的地方，严禁散布不利言论，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跟老百姓说点好听的。这就显然只是利用它们忽悠无知的士兵，并不真信。而神道设教，荀子也以为是好办法。这事没吵起来，应该是墨家发生转变了的缘故。

兼爱、非攻，大家提得确实比较多，但不是最多。所有人必谈的，是墨家的苦行。

这也好理解。节用、节葬这样的主张成为舆论焦点，完全符合传播学规律，什么接近性、反常性、显着性、冲突性和人情味之类的新闻要素，它占齐了。

试想在那个穷奢极欲的时代，有机会升官发财的人却坚决主张过苦日子，实在非常有个性。白白胖胖的王公大人队伍里，出现一个黑黑的乞丐似的人，不想看见也难。而且，这个主张如果得到推广，三公经费省下来大家花，好处来得也很直接。不像兼爱，回报率有多大，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