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蒋介石不以为过，却微笑道：“这也没有什么嘛！汤恩伯是结巴嘴拼结给巴巴当然十分好笑。至于什么国际笑话，我想是不会的。美国顾问同我们交情很深，不会到处乱嚷嚷的。”

但来客还是不放松道：“事后还听说，汤恩伯同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居然这样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没料到蒋介石失笑道：“汤恩伯是很老实，陈公洽也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他，他是这个样子的。算了算了，这没什么。”

来客这才明白蒋介石对于他所喜爱的人，无论闹得怎样天翻地覆，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一滴水也泼不进，当然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可是对于汤恩伯以及其他接收大员们，闲话越来越多，蒋介石不得不听。

“报告主席，据说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何老先生，他比蒋伯诚还早到一天。”

“是吗？”

“据说这位何老先生是个***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一投降，他便在南京、上海成立办公署，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

“这没有什么啊！”蒋介石道。

“可是他搜罗的人，太五光十色了。在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江苏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组织部副部长、上海教育局长等人。在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总裁，那是家日本的国营会社。在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

蒋介石听人说到“伪”字便觉得刺耳。有了伪组织，此刻才能代表他同共产党对抗，甚至参加了“剿共”阵线，但他不便明言，只是表示疲乏，希望人家见机而退。

但为这些事到蒋介石面前说话的人，大多有一肚子气，都怀着冒大不匙的心情慷慨进言，幻想蒋介石对如此现象，有所补救。

“报告主席，罗君强太不成话了！”

“你说什么！”蒋介石震了一下，罗君强是“建国社”的人物，是蒋经国的干部。

“罗君强简直胆大妄为到极点！”来客道：“八月十号晚上竟敢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号出任警察局长；十六号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和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以及藏匿物资、毁损物资。”

“是吗？”蒋介石心想罗君强是蒋经国的干部，你吵个什么名堂呢？于是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去查查。”

“还有笑话。”来客报告道：“日本一投降，上海市民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就禁止行人和车马通行。谁要走路，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领取通行证。因此连重庆派过去的，地下钻出来的中央人员，都去拿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以后的日本军队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投降以后的日本兵怎么样？”

“他们依然雄赳赳气昂昂，高视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

“噢。”蒋介石道：“我去查，我去查。”

“报告主席，”另外又有人不满现状道：“上海的情形太乱，不能不想办法。”

“怎么乱法？”

“听说周佛海做了上海别动总队指挥之后，罗君强和熊剑东任指挥，但总指挥的实权却操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这个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好多处。南京伪府的部长、伪上海市府的局长们，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级的几近百名。”

“是么？”蒋介石失笑：“为什么有这种***不类的机构呢？”

“听说程克祥是戴主任的人，周佛海要靠他保镖。”

蒋介石笑不出来了，不耐烦道：“好好好，我去查，我去查。”接着把内定淞沪警备总司令兼上海市长钱大钧找来道：“听说上海方面谣言很多。”

“是的，先生，都是奸匪造谣。”

“你听到些什么？”

“没有特别的，只是什么接收长，接收短的。”

‘你们快要去了。”

“是的，先生。”

“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主席。这几天正在注意京沪一带的行情，不，京沪一带的物价波动，作为上海市府机关发令参考。”

“很好，很好，你说说看。”

“报告先生，上海市政府和所属各机关里，我们重庆去的官员，和原来留在上海但未附逆的人员，现在如果复员，双方的差别应该有所不同。”

“是多是少？抑是平等？”蒋介石问。

钱大钧拿出小本子道：“卑职的意思，不必平等。凡重庆去的人，薪给为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人，薪给为底薪的六十倍。米贴呢？我们的人是一万六千法币，留在上海的人是四千元法币，为了表示对重庆客的优待，卑职想连吃饭也指定下来：重庆人每桌六个菜到八个菜，上海人每桌限定四个菜。”

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这次你去，你一个人兼两个差使，忙得过来吗？”

钱大钧不知此问有何意思，因为兼一二十个职的人不少，便答道；“如果事情太多，到时再向先生报告。”

“不必了。”蒋介石道；“关于淞沪警察总司令这差使，可以交给副司令李及兰主持，你可以不必过！至于上海市政府的各局长如果很有经验，你也不必关心了。”

钱大钧正纳闷蒋介石是何用意，又听见他吩咐道：“我知道上海市秘书长沈士华很有办法，你把市府的事交给他好了。你腾出身体来，替我做一件事。”

“是，先生。”

“专门招待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

“我希望你去了以后，你的日常工作是举行鸡尾酒会，替我招待嘉宾。”

“是，先生。”

那个钱大钧当真到得上海之后，诸事不问，奉命招待美国人，每天只是喊着“鸡尾、香槟”，倒也别致，结果上海人送他一个尊称，叫做“咸水妹的儿子”，意思是说看到外国人都是他的爸爸，巴结万状！其实钱大钧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盲从蒋介石者都得不到人们拥护，于此可见一斑。

人们对汤恩伯的不满，也随时传到蒋介石耳边来：“报告主席，现在人家都在说：要是中央把受降长官的名字早点发表，或者汤恩伯将军早点来上海布置，相信中央接收的东西，还要多出好几万倍。”

“为什么？”

“因为受降仪式行得慢，日本人便获得了充分时间去藏匿、转手、损坏和变卖物资的机会。汤恩伯到达上海，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张雪中任主委；非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市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另外如财政金融、产业交通电讯等等，都由中央财、经、交三部派员，受三方面军的统一领导。”

“不错啊！”蒋介石还有意夸奖。

“与敌人军事有关的东西，就不同了；其他敌伪财产已给先来者接收过一次或几次，吃亏太大了。”

蒋介石半真半假地说道：“也不见得亏本，反正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据说汤恩伯将军对日本人做好了的东西，遗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好生保管呢！”来客还不肯放松。

“是吗？”

“是的，据说接收的人对东西有两种看法：有的心辣手狠，有的死人不管。有一个皮革厂在交接时，内中一个工人同接收人说：这三千张皮过去是日本人的，现在变成中国的了，你们务必一个星期之中赶快制好，因为已经浸了好几天，再不制，就要烂掉，没有用了。”

“很不错啊，这个工人懂事啊。”蒋介石道。

“是的，可是这三千张牛皮过了几天还是没人管。在原来机构服务的那个职员实在看不上眼，便跑去催促道：‘这些牛皮过去是日本的，现在好不容易拿回来，不应该让它毁掉。’但接收的人说：‘我们只奉命接收，没有奉命开工。’于是这三千张牛皮，只有让它烂掉。”

“这个太可惜了。”蒋介石道：“牛皮行情很贵，而且也很缺货。”

“所以共产党在说我们，”客人道：“国民党一接收，上海的失业工人增加了几十万！”

“这个跟汤恩伯没什么关系。”蒋介石道：“这是经济，不是军事。”

“不，主席有所不知，汤将军很懂得经济政治，他还接收了一家日本印刷厂和一家日文很纸。”

“哦。”

“汤将军到上海的那一天，有过一个笑话：苏商《时代日报》正在刊载苏联杂志关于检讨中国抗战军事的文章，那一天刚刚登载三十三年河南战役大溃退……”

“这有什么可笑？这一点也不可笑。有人存心同他过不去，便什么都扯上了。”

“啊，主席，”来客道：“关于军用品的接收，汤将军总该负责了。可是据张雪中的报告，共计缴到日军的枪枝六万支左右。但上海地区的日本陆军，大家都知道有二十几万，如果包括有枪的在乡军人和民警团在内，那应有三十万人，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枪枝呢？那是一个无从查问的秘密。”

蒋介石不悦道：“我当然要查问的。不过我以为日本人投降之后，也曾毁坏了一部分枪枝，所以张雪中的枪枝接收，只有六万枝。”

来客告辞道：“日本兵无论怎样毁坏，绝不致于毁了二十四万枝枪！汤将军在上海如何做法，我今天来告诉主席，只是表示对局势的徬徨与不安，希望”

蒋介石听见对方以这种口吻说话，大不以为然道：“好，再见。”说罢扭头而去。

虽然蒋介石不爱听有关接收的“坏话”，但这些“告御状”的人仍不断进言。有良心的国民党人慷慨激昂，认为这种接收绝非国民党之福，对举国一致的抨击应该重视，企图混水摸鱼的人则迁回曲折，设法排除异己，达到独吞目的。蒋介石听在耳里，笑在心底。于是加紧对各个派系的掌握，让他们都得到甜头，但谁也不能“专利”，每一个派系都非“尊敬领袖”不可。蒋介石心想这一来高高在上，延安不足惧，老百姓更不必提，统治中国，绝无问题。

“这样有问题！”冯玉祥一肚子气，拜望蒋介石道：“我不知我们的接收，是不是真象民间舆论所说的一样：是劫收不是接收！”

蒋介石变色道：“什么？谁在骂我劫收！”

“不是人家骂我们劫收，”冯玉祥皱眉道：“是我们自己拿行动在证明劫收！”

蒋介石一反常态，对冯玉祥伪装的友爱也拉下面孔，厉声道：“连你也骂我是劫收，共产党的造谣诽谤，也太嚣张了！”

冯玉样也变色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你也得听我说完，这算是我最后一次多嘴，行吗！”

蒋介石见这位盟兄声色俱厉，却凉了半截道：“大哥别动气，我这几天实在听得太多，一肚子不舒服！”

冯玉祥道：“原来你也听得不少了！那末说这些话的人，难道个个都是共产党吗！沦陷区中，大后方里，几万万人在痛骂我们，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共产党吗？”

“大哥”

“沦陷区老百姓欢天喜地欢迎我们的人，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我听得太多，告诉你几件事吧！八月二十日上海盛传有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还有美国教官。那天一清早上海人就准备好乐队炮仗，聚集在黄浦滩等候。还有插旗扎彩的大卡车满街跑，爱多亚路交通断绝半天之久，结果没这回事，大家失望地走了，幸亏那天所谓‘国军’没有到，否则”

“什么所谓‘国军，！”

“什么国军，原来是浦东的流氓土匪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冯玉祥大声喊：“他们竟可以代表国军接收上海！但日本军部不答应，过了几天这批土匪才进了上海。”

“大哥你不能这”

“他们那个什么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又叫什么袁亚承的，领了一群穿着破旧黑衣，挟着席子的瘪三，分乘几十辆卡车进入上海，你说沦陷区的人对他们还不倒胃口吗！这批流氓到了上海，嘿，抖起来啦！”

“大哥！”蒋介石直摇手。

冯玉祥也扬扬手道；“不，听完我最后一次多嘴，把我立刻枪毙也甘心！你知道阮清源这帮土匪到了上海，居然分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官是著名的赌台老板朱顺林，他胡闹到这种地步：谁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到十五万元，就领到一张身份证，便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赚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案件赚到十万万元以上，你说还成话吗？”

蒋介石插嘴道；“那忠义救国军看着他发财吗？”

“不，这个什么‘忠义’土匪队伍，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这批王八蛋只要经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万利，因此他们门庭若市，手下有几十个大队长。单拿朱顺林来说，他就购办了不少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冯玉祥大喊：“全上海、全中国人在这批土匪手下都快没命了，你说这是人家的造谣排谤吗？”

蒋介石微笑道：“大哥别急，这些事情，很快便过去了，戴雨农已经到达上海，他可以”

“好，”冯玉祥苦笑道：“我正要告诉你关于戴笠的事情，你听听。”他掏出几张纸片：“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你听听：戴笠到了上海，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名义，总部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新宅里。”

蒋一怔，说；“大哥你也知道”

“中美合作所本身的武装部队臂章叫做‘平定’，”冯道：“逮捕汉奸等事都由他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完全由戴笠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但不能过问稽查处做什么，连有多少稽查都不得而知。上面我给你讲的阮清源，因为对戴笠孝敬太少，戴笠把他扣押起来，加上手镣送到法院，引起了‘忠救’人员的愤慨。”

“啊！你知道得这么清楚。”

“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帅之一，他曾几次混进沦陷区，总算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笠算是有功的。”

“无论如何，他胡来就错了。”

“你说他发按收财，敲竹杠吗？”冯玉祥道：“‘忠救’的人说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该办他一个。而且据说他们认为他的罪无论如何要比汉奸低微，但汉奸带军队的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也只有三十几个不关重要的汉奸送到法院，而这阮清源如此，人们都在说戴笠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冯玉祥长叹：“今天我才知道戴笠所搞的玩意儿，原来是臭得不堪闻问的东西！”

蒋介石道：“你听我说。这是戴雨农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从严”

正是：强词已难夺理，天下究有是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