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常有的情形：热情的时代过去，人们不爱任何人，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但熟识无数的人。蒋少祖觉得生活宽阔如海洋，因为他熟识那么多的人，见到那么繁复的生活。但在这些人里面他不爱任何人。他并不因此而觉得不安；他想现实就是如此。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每一个人物带着特殊的情调在蒋少祖面前出现，蒋少祖深切地认为这是心灵的世界。人生里面的老手，用心灵的游戏，理性的狡诈伴随着严肃的思想；心灵的热情的门永恒紧闭了。

蒋少祖在这一段时间里生活得很紧张；但同时他颁皁地觉得他对一切都怀疑，他对人生已经厌倦。再无爱情和热烈的理想使心灵开放，蒋少祖觉得对人生已经厌倦。可以说，他是活在深刻的嫉恨里，嫉恨激刺着他的精力饱和的生命。到了某种年龄不一定是实际的年龄的中国人觉得自己对一切都不满，终于忽然发现自己对一切都满意，如有不满，就是不满人间还有不满自己的满意者在。于是开始成了大的或小的产业的主人，表扬功绩，嘲笑青春，穿着安适的衣服生活下去了。他们所常得安适的衣服，是他们的祖先觉得安适，或觉得不安，终于还是觉得安适的那一种。

蒋少祖尖锐地看到社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所给他的感觉，已不是年青时代的苦闷和苦恼，而是那种优美的自我感激，这种自我感激以嫉恨为养料。他开始觉得问题是简单的，但事务是复杂的人们把一切弄得如此的复杂；人们花言巧语，虚伪地浪漫，迷惑青年。最后是，他已经逐渐地感到厌倦了。

他高兴他的思想是明确的。他现在所想的，都是他往昔已经想过的；往昔不曾解决的，现在解决了。他不明白，何以这样简单的道理，他往昔不能知道。

蒋少祖和一家报纸有密切的来往。这家报纸是他以前在上海认识的几个朋友建立的。蒋少祖在上面发表文章，说，目前的一切问题的根本，是智识分子的堕落。士大夫风气不振，因而士气民气不振，因而社会道德紊乱。蒋少祖说，这个道理，是中国的历史强烈地证明了的。蒋少祖反对中国人的固步自封和浅薄的，半瓢水的欧化，颂扬独立自主的精神，说明非工业和科学不足以拯救中国。

蒋少祖当记得，在过去几年，欧化的问题，是使他如何的痛苦。对于蒋少祖，欧洲的文化，曾经是一个强烈的诱惑；他觉得是灵魂的试验。他记得，并高兴记得这个。他觉得，青春的诱惑是过去了，他，蒋少祖，负了这样深的伤，获得凯旋了。他觉得他尊重欧洲的文化和中国古代的文化，主要的因为它的风气严谨，内容深刻，他憎恨现代中国的和日本的智识阶级，因为他们浅薄，自私，夸大。他在文章里面明白地指出，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政治经济的书籍，都是从日文译出，而早经苏联认为不正确，废弃了的。

蒋少祖觉得他心里有一种新的，明确化了的情热，那就是他爱中国这个民族，因为它有那样悠久，那样辉煌的历史；敌人的侵略使他更爱这个民族，并更爱它的悠久的，辉煌的历史。他觉得他真有这样的感情，或理智上他觉得是如此：他称呼这为新的民族主义。他希望中国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他认为，假如各党各派不再自私，这个国家便能够即刻建立。他衷心地希望，这个新的国家能尊重往昔的文化。

他想到政府的形式和内容，想到宪法和民主的问题。他觉得中国的民众缺乏知识和教养；他承认这使他痛苦。但他，蒋少祖，不觉得在民众这一方面，生活有什么痛苦，这使他有轻微的惶惑。他觉得每个人都有痛苦，也都有对环境敏感的愉快的适应，在这里没有阶级的问题。

中国的民众，嫉恨，多半是羡慕上层阶级的人们的幸福的生活；上层阶级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民众。智识分子们，首先苦闷着需求解决的，是政治的，文化的问题；他们觉得在民众这一方面，道路已经确定，或问题已经解决；他们的生活里面同样的没有他们。他们很少能感觉到他们；他们不觉得他们存在；他们觉得他们是异类，但他们又感觉不到阶级的区分，因为他们所见到的，是陌生的路人和卑微的邻人。大家都是路人和邻人，心灵之间永远没有交通。而终于，那些智识分子们，就憎恶起这些构造出腥臭的市场和肮脏的街道的顽固的，愚笨的，无教养的路人和邻人起来。

蒋少祖确然没有从民众得到什么。他想不出来他和民众有怎样的关系；他想是有一种历史的，和抽象的关系。在历史的意味上，或在抽象的观念上，他，蒋少祖，领导了民众，为民众而工作。另一些智识分子们，则想到他们是出身于贫苦的民众。于是他们就满足了。

人们很难描画出狭小的功利世界是怎样造成的；它可能是这样表现的，就是，蒋少祖熟识无数的人，觉得生活宽阔如海洋，而每一个人是一个波浪；觉得这是自己的心灵的生活。

三月中旬，发生了某些智识分子为陈独秀而辩护的事情。蒋少祖严肃地注意了两天。第二天深夜里，他思索了关于中国二十年来的革命的各种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对政治人物的历史估价和民族的政治良心，因为只是这个问题，才是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思想是偶然地展开的，在这里，没有他平素所喜爱的逻辑工作。最后的结论是，他尊敬陈独秀，因为他是文化的战士和有良心的学者。他认为某方的关于陈独秀的议论，说陈独秀是托派汉奸，是丑恶的污蔑。于是他下了决心，写了一篇精粹的，沉痛的文章。

明白中国二十年来的局势和这些智识分子们的精神状态的，就能明白蒋少祖的决心。他觉得，为陈独秀辩护是严重的；他是为正义而战斗。他的几个朋友的那种动摇的态度，首先是激怒了他，继而是使他感到沉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想，他，蒋少祖，宁愿在刀枪下流血，不能让正义沦亡。然而不能意识到他那个强烈的嫉妒。

他写这篇文章，主要的是因为嫉恨；在这种嫉恨中，他觉得陈独秀是无限地值得尊敬和同情，而正义是无限地辉煌。他不认识陈独秀，他觉得他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

第三天，这篇短文在报纸上发表了。当天下午，他接到了陈独秀派人送来的条子。陈独秀，读到了他的文章，请他去谈话。

蒋少祖故意地耽搁了一下，很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践约。他确信自己能够不表露任何情感，确信在正义之前，陈独秀是不重要的，去践约了，他希望使陈独秀知道，他是为正义而做一切，并准备承担一切，毫不看重个人的因素的。然而他实在是希望结识陈独秀的。

蒋少祖敲门的时候，陈独秀从另一边迅速地，异常迅速地走了出来。这是一个驼背的，瘦小的人。他迅速地出现，以锐利的、寒冷的眼光看着蒋少祖；他不招呼蒋少祖；蒋少祖觉得有一点意外，站了下来，犹豫地向他点头。陈独秀看着蒋少祖有五秒钟，然后迅速地，确定地点头，脸部无表情，目光不动：这是刚愎的老人们常有情形。陈独秀几乎是无声地推开门，引蒋少祖走进房。房间的陈设很优雅。

“坐，”陈独秀说，敏捷地指了一下椅子。

蒋少祖有礼地笑了笑，坐了下来，疑问地看着他。“陈先生请坐！”他欠腰，匆促地笑，说。

陈独秀在衣袖里拢着手，无表情地看着他，然后飞速地环顾，好像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

“我不坐。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很好，很好！”陈独秀大声说；陈独秀毫未寒暄，开始谈话，在房里疾速地徘徊，从这个壁角跑到那个壁角，显然他内部有焦灼的，不安的力量在冲击，并显然地企图控制它。当他第二次走过蒋少祖身边的时候，蒋少祖注意到，他的锐利的小眼睛里的寒冷的，凝固的光芒已被一种热躁的，烈性的东西所代替，而他的眼角强烈地搐动着。蒋少祖不得不注意到在这个人的内部突击着的那种刚愎的，热躁的力量了。

陈独秀迅速地，然而几乎是无声地在房内奔跑，不看蒋少祖，不回答蒋少祖的问题，好像未听见蒋少祖的任何话，愤怒地说着。蒋少祖希望有机会表达尊敬，并窥探力量。蒋少祖脸上有注意的，恭敬的，做出来的愉悦的表情。

陈独秀继续在房内奔跑简直是冲击，他的小眼睛闪烁着，而他的小的，尖削的头伸向前。他奔跑好像笼中的老鼠。他所说的关于他的政治纠纷的话，都是极一般的；但他的这种冲击使这些话显得是严重的，深刻的，不平凡的；使蒋少祖觉得它们只是为他而说的。

陈独秀突然地在窗前站住了，同时他沉默了。好像这个停止于他自己也是意外的；他脸上有茫然的表情，他沉入瞑想，或者在休息，望着窗外，忘记了蒋少祖。

“陈先生看中国可以从苏联得到多一点的东西么？”蒋少祖愉快地问。

陈独秀被惊醒，回头，好像未听懂，看着蒋少祖。“苏联？”他忽然大声说。好像斥骂蒋少祖。他又沉默了。他脸上有疲困的神情。然后他又回头凝望蒋少祖，好像不认识他。好像不懂得他何以要坐在这里。

蒋少祖恭敬地愁闷地笑着。陈独秀缓缓地摇头；这摇头的意义是暧昧的。

“中国的前途呢？”在这个机会里，蒋少祖露出舒适的愉快的态度，问。

“是的，”陈独秀点头，说。“你要抽烟吧？”他问。“我不。”蒋少祖回答，笑了一笑，然后低头在藤椅上搓手。

“这位老兄，吓！”蒋少祖快乐地想，像人们在亲切的朋友面前所想的。

“中国要工业和科学！工业，民主，科学，我说！”陈独秀说，重新露出愤怒的，热躁的表情，向对面的壁角跑去。“必须打击盲动的道路，必须打击！要联合一切力量打击！”他迅速地走了回来，“必须是量的增加，量的增加！”他站住，做了一个明确的手势。“我假使要利用社会的弱点，我早就推翻了一切。”他以和缓的，打抖的声音说；这种声音第一次出现。“对日本的战争，必须是一个革命，在革命的性质已经没有了的时候，就直接革命，这是质的变化，单独地完成的！”他说。他重新走到窗边，沉默了。蒋少祖注意到他的脸上有茫然的，痛苦的神情。

蒋少祖冷静地意识到面前的这个人是不幸的人。他想他什么也不会得到，留在这里是无益的，于是他站起来告辞了，陈独秀注意地看着他，沉默着。他向门外走。陈独秀从地上拾起一根火柴来，放在桌子上，看了它一眼这种动作，显然是无意识的送蒋少祖到台阶前，向他点头。蒋少祖回头，陈独秀已经消失了。

“这就是全世界闻名的人物，叱咤风云的英雄？”蒋少祖想；“人世的道路多么艰难，应该步步当心啊！”他感动地想。

对陈独秀的同情与尊敬，变成了对自己的同情尊敬，接着蒋少祖重新意识到，为了正义，他的行为是高尚的。“这位老兄，吓？”蒋少祖突然笑了起来，说。显然的，对于陈独秀，他心里有亲切的情绪。这种情绪是轻浮的，中国人觉得它是可爱的。中国人，在成了道地的中国人以后，觉得一切人都是朋友，对别人，特别是对自己异常地谄媚，亲切，喜悦，好像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圈的善良的狗。

大体上说，蒋少祖是愉快的，有时候，陈景惠所带给他的那一切，对于他是特别生动可爱的。他现在感觉到了家庭生活的好处，懂得了那种克己，那种“在平静的湖湾上照耀着的温暖的日光”。中国的成年了的智识阶级，都懂得这个的；那些缺乏想象和教养的官僚们，是只懂得追求财富，权势，和享乐，而智识阶级的人们，则有着清秀的想象和庄严的学理，对于他们，对于无罪的、和平的他们，家庭生活渐渐地就成了人世的最善的理想。他们特别感到他们的生存的历史意义；他们是直接地继承，并向往着他们的祖先。人们常常看到，优秀的智识分子们，在他们的家庭里，是和平而尊严的；他们特别地认识到东方精神和平庄严，与宽大。当然时常也有口角，但决不如那些市民阶级的丈夫们那样愚蠢和粗暴。他们对他们的妻子是很冷淡的；他们监视着那些妻子们。

陈景惠，当温柔不能征服的时候，自然就畏惧，并崇拜蒋少祖。但宽阔的交际生活使陈景惠对丈夫有着苛求；在交际生活所刺激起来的这一切里，妻子们的坚强是可惊的。但陈景惠，像大半在宗法家庭里长大起来的妇女们一样，有着严肃的家庭观念，不会走到什么可惊的路上去。她只是顽强地希望着压伏自己的畏惧心，屈服丈夫。于是她以发现蒋少祖的弱点为乐。渐渐地这就成了感情上的癖好；蒋少祖的每一个弱点，都能增强她对他的爱情她自己是这样相信的。增强轻蔑，常常就是增强了爱情。

关于陈独秀的文章受到了某几方面的批评，蒋少祖起初觉得害怕了；但接着说觉得这些批评是很可怜的。蒋少祖接着写了批评政府的文章：这意思是很明显的，但他以文化人的身分向汪精卫写了一封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信，并附呈了这篇文章。几天以后，汪精卫召见了他。

蒋少祖觉得自己是明白十年来的中国政局的。他是仇恨过汪精卫的。但现在，汪精卫的“动人的历史”使他发生了某种感慨。汪精卫在战争中间表现了怯懦的动摇；但自觉了解中国的形势的蒋少祖自觉了解他；而了解常常就带来了同情，蒋少祖觉得只有汪精卫一个人是看清了中国，没有被热情冲昏的。蒋少祖无疑地是拥护战争的，但他反对了那些被热情冲昏了头脑的人们和机械的，顽固的，想做拯救中国的英雄的人们；特别对后者，他有着强烈的仇恨，于是汪精卫就成了美丽的花朵了。蒋少祖反对汪精卫的动摇，但汪清卫的这种弱点使他感到亲切：他，蒋少祖，怜恤这一朵美丽的花。

人们感觉到谁，了解谁，同情谁，是被人们的生活决定的；常常是二十岁以前就决定了的。人们习于这个世界上发现相同的弱点，同情，谄媚，并喜悦自己；微贱的人们的弱点，民众们的弱点，是被上层社会人们憎恶着，或被虚伪地对待着；小书记同情小书记，但更多的是同情科长，假若这位科长被发现了弱点的话。

近代的思潮，是使大半智识分子们憎恶那些愚蠢而狡猾的，顽固的，自以为是英雄的人们，因为他们，智识分子们，没有这种弱点。他们喜悦“自由主义者”。汪精卫，这位迷人的人物，被发现了弱点。所谓功利主义，所谓攀附权贵，所谓投机和动摇，常常是这样地发生的，或常常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所以，人们是难以直接地击中这种投机和动摇的。人们的生活，基础是非常的深，感情是非常的坚定的。蒋少祖在这个世界上已无目标，于是他觉得他有了鲜明的，实在的目标；蒋少祖毫无疑虑。

汪精卫，显然是在阴晦的，恶劣的情绪中。他的对智识阶级的这种活动，目的是很显著的。汪精卫现在是失意的，愁苦的人。他当记得是怎样走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他当记得年青时代的那种豪奢的，放逸的，英雄主义的情绪；他当记得，二十七年以前，那颗炸弹是怎样地爆炸，而那首诗，是怎样地唱了出来。他一直是豪奢的，放逸的人；英雄的情绪消逝，就有了贵族的情绪。他是多情的。他是烦恼的。他对自己是很温柔的。他是冷酷的。

对民众们，他是冷酷无情的；他和想象的民众，想象的祖国恋爱，因为对他自己是温柔的。几年前，他在刺客的枪弹里倒下，说：“我为党国而死……”他确信是如此。他能够，在非牺牲不可，已经牺牲了的时候以世界上最动人的方式牺牲性命，但他不能够牺牲自己。在战争以前，他想象自己是为中国而劳瘁，想象自己是异常吃力地拖着这个笨重的中国，好像老马拖破车。但战争爆发，政治统一，中国奔跑了。于是他吃惊地感觉到，现在，是中国在拖着他了，先前，他拖着中国，现在，中国拖着他。另外的人们，是成为英雄，得到无上的权力，而他，汪精卫，将失去一切。他对将来异常明白；可以说，他对这个拖着他的中国感到茫然，他对他自己的那个中国却异常明白。

于是在他的周围统集了失意的一群。他有很多的同情者。几个月以后，他带着这失意的，丑恶的一群从重庆跑到南京，在敌人的支配下成立了汉奸政府了。

早晨八点钟，蒋少祖到汪精卫私邸的门前候见。蒋少祖等了两个钟点，坐在候见室里看着进进出出的，衣著华贵的人们。候见室里最初有一个胖子坐着，不知何故异常嫌恶地看着蒋少祖；这个胖子的两腮和两眼下面有长着麻痣的，奇怪可厌的肉袋；这个胖子打着大红领结；蒋少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怕有错，严肃地坐着。最后他决定向这个胖子谈话。在他开口的时候有人跨进门来，胖子慢慢地看了他一眼，和这个人一同走出去了。蒋少祖羞辱得苍白，咬着下唇。这时被引进来一个矮小的，戴眼镜的人，这个人愉快地向蒋少祖行礼，并递出名片来。所谓上流社会的人们，是常常这样地在要人们的会客厅里结识的。蒋少祖在被羞辱之后有傲慢的情绪，明白面前的这个人是不重要的，冷淡有礼地给了名片，不愿说话。

这个人说，他看过蒋少祖的文章，印象很深。这个人是外交界的。他谦恭而有礼，显然他认为这对他是有利的。他明白在野的智识分子们的某种执拗和傲慢；他认为政府应该愉快地对待这些智识分子们；他认为他代表政府。他的态度很愉快，但因为是在这种会客室里，他在饶舌之后表示不愿多说话。他确信这是由于大的尊敬与自尊。

蒋少祖问他英美的态度怎样。他笑了一笑，说很好；接着他又笑了一笑。外交官的代表政府的态度使蒋少祖不快，他沉默着。

“但是，我们的看法有时候异常地需要，从各方面，尤其是从我们的文化界得到贵重而新鲜的参考，蒋先生以为英美的态度将要怎样地发展呢？特别在伦敦的援华会议以后？”青年的外交官以愉快的，富于友情的声音说，显然他酷爱这种长句子，显然这种长句子使他享受到一种美感；并且显然他认为，为了说话有节制，长句子是必需的。

蒋少祖回答说，国际的援助，主要地要靠自己的努力。他低声加上说，战争是不能中途妥协的，外交官愉快地点头，转身注意候见室的陈设和趣味；一般地认为，会见要人以前，必需从候见室或类似的地方得到关于这个要人的性情的有力的暗示。他们沉默了。蒋少祖冷淡地注视着这位外交官的不快的努力。仆役通报接见，蒋少祖站了起来，有了兴奋的，生动的心情。

他和外交官互相行礼。这个礼节特别地和善。他走了出来，通过廊道；廊道两边有白色的，素净的花。蒋少祖觉得廊道里的光线愉悦而和畅；他稀奇光线为什么这样愉悦而和畅。他在柔软的地毡上疾速地行走，觉得自己充满了精力。

穿制服的仆人打开门。蒋少祖惊异地望了一下他不知望什么。他看见，在明亮的，优美的房间内，他，那个人，坐在窗前；那个人站了起来，生动地，热烈地笑着，迅速地向前走了一步。蒋少祖希望明白一切，缓缓地走进房，向这个热情的人深深地鞠躬；蒋少祖从未如此深深地鞠躬。这个人做了一个生动的手势，无声地笑着。这个人对蒋少祖是这样的热情；这个人眼里有光辉；这一切使蒋少祖甜畅而安适，蒋少祖在大桌子对面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蒋少祖有严肃的表情；蒋少祖谦恭地坐着，注视着他，汪精卫。

汪精卫坐下来，支起腿，无声地笑着；笑容变得柔弱，露出了忧愁。他放开腿，虚假地，做作地笑着，玩弄桌上的钢笔，显然他开始想着别的。他盼顾，额上露出了深的皱纹，他脸上有了不安和烦恼，他的丰满的嘴角下垂。他有一分钟的样子忘记了蒋少祖。然后他忽然重新笑了起来，丢下手里的钢笔，看着蒋少祖。因为缺乏内心的准备的缘故，他的这个笑容是无感情的。

他，汪精卫，明了自己的地位，明了这些人，明了蒋少祖。他使蒋少祖获得快乐，他谄媚自己；他的心需要无穷的养料。他在每一个人身上看出对自己的热爱；他生来便会做戏，蛊惑到别人和自己。但时常他的恶劣的阴冷的心情，好像地窖里面的冷气，在他的脸上显露了出来。

汪精卫甜美而奇异地笑着说，他抱着无穷的希望。他露出一种诡秘的慎重，和一种闪灼的忧郁接着说，他相信中国，他喜欢中国的文化和民族。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低缓的。他是出奇地暧昧，他未说他对什么抱着无穷的希望。“曾经是，将来也是！”汪精卫甜美地说，长久地张着嘴，但无笑容。

这一切对蒋少祖造成了热烈的，兴奋的印象；他差不多已被蛊惑，相信是汪精卫和他，蒋少祖在创造着中国。但他的思想是较冷静的；他总觉得这一切里面有一种不平常的，暖昧的，甚至阴冷的东西。他预备提出问题；他希望使汪精卫喜悦；他觉得这是于他有利的。

他等了一下。汪精卫未提到他的来信和文章。他难于想象汪精卫是已经忘记了这个。

“我觉得很宠幸！”他柔弱地笑着，以打抖的，富于表情的声音说。

汪精卫张着嘴，看着他，好像很耽心。

“我是拥护政府，拥护汪先生的，”蒋少祖以细弱的声音说，不自然地笑着。他沉默了一下。“汪先生对抗战的前途怎样看法？有一点，我们是觉得迷茫的，”他说，希望谄媚汪精卫。

“阿，是的！”汪精卫说。“我们抗战？”他生动地偏头，说，“我们地大物博人众，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抗战唯有牺牲，我们唯有以焦土回答敌人！抗战到最后一个人，流了最后一滴血，我们就算胜利！我们拿什么抗战？我们唯有牺牲，牺牲！”汪精卫以生动的，女性的声音说，脸上有耽溺的，甜蜜的神情。

汪精卫忧郁地笑，看着蒋少祖。

汪精卫，这个握着最高的权力的，特殊的人的生动的声音和目光使蒋少祖有甜蜜的快乐。他冷静地想，汪精卫是做戏，是虚伪的，但心里的快乐更强。他想，汪精卫的话是暧昧而值得怀疑的，他，蒋少祖，应该尊敬自己，但心里的快乐更强。他心里有声音说：“是他和我创造中国，支配中国，他和我！”

“我是反对他的德意路线的，我是反对的！”蒋少祖想。但他心里有声音说；“只要对我们的中国有利，什么路线都是好的；世界是自私的，而他和我支配中国，他和我！”

“我希望文化界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英美是不值得信任的，而苏联充满了毒辣的阴谋！”汪精卫突然用力地说；他的眼睛闪灼了一下；他的脸上瞬间地出现了一种战栗。但接着他笑得更和蔼，好像刚才的那种情绪不过是违反他的本意的一种偶然。“我希望表现这个意思……我个人特别地信任，”他做了一个手势：他欠腰，以密语的方式说。

蒋少祖严肃地看着他。蒋少祖安静了，良心和自尊心相结合，在他心里抬起头来。他清楚地感觉到，汪精卫是希望着和他的正直的生涯相违反的东西，他蒋少祖不能满足汪精卫。他清楚地，有力地意识到潜伏着的，将要来临的政治的风暴，在这个风暴里，指示，并支持着他的，将是他的良心。

他早就知道汪精卫，并知道汪清卫的这一切；他同情汪精卫；进门的时候他还想着这一切，警惕着自己。但恰恰在这个房间里他忘记了这个，在这个房间里，是充满了汪精卫，充满了权力，名望，谄媚，蛊惑。人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中国的智识分子，坐在汪精卫对面听着甜蜜的话，受着离奇的宠幸，差不多不明白汪精卫在说着什么，但觉得这是人生的紧要的瞬间，他，这个智识分子，是怀着怎样的情绪和意念。人们都在做着飞黄腾达的好梦，在这种瞬间，就准备献出一切；那种人们耻于知道，蒋少祖耻于感觉到的热情，是伴随着某种理性的狡诈，燃烧着。在蒋少祖同时觉得有暧昧的，阴沉的，苦闷的东西；他不知不觉地看到，并抓住这种东西，以救济自己的热情。他心里有声音说他和汪精卫将支配一切；这种声音，被蒋少祖的狡诈的理性所默许，是汪精卫在这个人间的辉煌的，几乎是唯一的成就。年青的人们有着良好的或不良的热情，人们都知道；人们不知道，面对着飞黄腾达的老于世故的人们的这种热情；被狡诈的理性所默许，它这种热情，是无限的可怕；年青时代因吞食人生教条而被忽略的那些阴晦的“蛊惑”，当生活赤裸出来的时候，就消灭了一切教条为什么要相信教条？燃烧了出来。年青时代无条件地信任着自己是在过着全新的，积极的，进步的生活的智识分子们，年青的时代向社会宣战而对自己无知的人们，疏忽了真正的青春的人们，到了三十岁这是中国的年龄就满足下来，成了这种热情的牺牲了。

但在不幸的中国，在这里，特别值得歌颂的，是所谓书生本色的那一种东西，在这里，蒋少祖就感激地记起来，他是蒋捷三的儿子；在这里，蒋少祖就记起来了，古中国的士大夫们的刚直而忠厚的灵魂。这就是他所谓将在将来的风暴里支持着他的良心。蒋少祖眼睛向着汪精卫，看见了他的静穆的悲沉的祖先们。

“贱贫不能移，富贵不能屈；金钱不能收买我们，权力不能屈服我们！”这些祖先们，唱着这样悲的歌，走了过去。

蒋少祖向汪精卫笑了特别严肃，特别诚恳的笑。

他想他无需说什么。他想只要不违反良心，他可以效忠汪精卫，以得到利益，就是说，他可以利用汪精卫。但现在一切显然不同。

汪精卫显然很懂得蒋少祖。汪精卫垂下眼睑，轻轻地抚摩他的洁白的，柔嫩的小手，脸上有了瞑想的，犹豫的烦恼的表情。汪精卫显得疲乏，异常疲乏，他的瞑想是如此地深沉起来，以致于未觉察到蒋少祖的动作。

蒋少祖现在觉得自己是真的同情这个人物。他站了起来。

汪精卫恍惚地抬头看他，继续抚摩着自己的手；好像不认识他。

“是的，”汪精卫柔弱地低声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蒋少祖恭敬地鞠躬；汪精卫未起立，恍惚地点头。蒋少祖走了出来；看见肥胖的，面带怒容的陈璧君疾速地走来，蒋少祖站下让路；不知为什么，蒋少祖觉得汪精卫的这夫人充满了整个的走道。蒋少祖失意地走出走道，未再注意到两旁的白色的，素净的花。

走过候见室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外交官愉快地走出来，拦住他。

“蒋先生有什么感想？”外交官问，快活地笑着。“汪先生的工作太重。”蒋少祖冷淡而有礼地说。“他身体健康吗？”外交官显然认为蒋少祖故意地骄傲，特别关切地问，面带活泼的愁容。

蒋少祖笑了笑，说汪先生身体极佳。

“那真是谢天谢地！那真是！……啊！”

蒋少祖走出来，在门外被一个熟识的新闻记者追上了。这位记者忧愁地问他。汪精卫对抗战的前途如何看法，并问他个人对这个接见作何感想！蒋少祖明白汪精卫对他的接见将被各方面所注意，态度很慎重。但因为这位记者是个熟人，并因为他有些兴奋，他还是说了一切。

蒋少祖现在对权贵很冷淡。这位记者和他的朋友们的报纸有关系，但思想有某种偏向，地位是不简单的，所以蒋少祖显得对汪精卫特别的冷淡。他说，这只是官僚们的把戏，没有什么新玩意的。

记者先生做了一个歪嘴，蒋少祖没有注意到。这位记者对蒋少祖含着敌意，因此在蒋少祖面前显得特别活泼；富于自信的，精力充沛的人们是常常用这种活泼来满足敌意的。他向蒋少祖做出忧愁的面孔来，又做出信任的感动的面孔来；他不时做歪嘴，并笑出声音。

蒋少祖终于觉察到了。

“这件事，是关系全中国的，”蒋少祖活泼地说，不一定指什么，看了记者一眼，向前走去。

“我给你发表了！喂！”记者站起来了，快乐地喊。蒋少祖没有答，也做了一个歪嘴。

蒋少祖上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去，他随便说了一个地名，下车后他疾速地行走，毫未想到要到哪里去。他看见蒋纯祖和一群男女一同跑过街道；他看见好几个熟人，但却没有想到要招呼。他的头脑曾充满了纷杂的思想。经过熟识的旧书店的时候，他站了下来。

店伙计，一个高大的北方人，殷勤地向他问好；他匆促地点头，走到柜台里面去，柜台上面，是积着灰尘的；在旧书店这一类的地方，总是积着灰尘的。因为即使没有灰尘，人们也觉得它有。

还是在少年的时候，蒋少祖便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古书和它们的版本的知识；他曾经一度忘记它们，但在较安静的时候，他还是能从它们得到一种追怀和一种审美的激动。几年前，他猛烈地攻击中国的文化；在这个战争里，他的心灵不安地战栗着，最后他是惶惑着，因为他不能从任何文化潮流里面找到出路，但因为一切新文化的战士们都是那样的确信，并且有着光荣的缘故，他就觉得他的惶惑可耻。于是，在可以称为投机的那种感情上，他既攻击得更猛烈，但对于苦闷的，强烈而年轻的蒋少祖：这究竟不能够说是投机；中国的新的青年们，总要以整个的自己来寻求新的道路的；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如此的。蒋少祖崇拜了伏尔泰和卢梭，崇拜了席勒的强盗们，尼采的超人和拜仑的绝望的英雄们。关于被压迫的人们的苦难，关于被歪曲的民族生命的痛苦，关于贵族的，布尔乔亚的无耻的荒淫，关于普洛米修士们悲壮的呼号，关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的光明，关于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蒋少祖是有着知识的。那种追怀的感情和那种审美的激动，是一度的完全移到这些上面来。这可以说是一种贪婪，一种耽溺，一种知识人的无上的自私，蒋少祖以为他看到了光明，但这个耽溺的时期过去，他发现自己得不到什么；他做出一种理智来，呼吁革命和时代的精神，因为他觉得，假若不如此，他便会灭亡。这种恐惧这种理智的努力，是表现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人的身上，大半表现在机械的，教条的努力上，因为他们觉得非如此不可，于是表现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人身上，大半表现在机械上，因为他们觉得非如此不可，于是便相信是如此了。但蒋少祖也反对机械和教条，因为他仇恶站在机械和教条上面的那个权力。蒋少祖记得，他是完全的自由主义者，他未向任何权力屈服。

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这样地，蒋少祖感动了新生的青年们。要说明这个战争的内容怎样地渐渐变化，以致于渐渐消失，是艰难的。这或是由于年青的时代业已过去，或许是由于他，蒋少祖，在这个战争里没有职位，没有胜利的缘故。

蒋少祖的喊声显得微弱了；在波涛汹涌的武汉显得更微弱了。他自己知道这个，因而他的嫉恨更强，更恶毒。蒋少祖坦白地意识到，人们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生活的；他向自己承认了这个，为了打击获得利益更多的别的集团和别的个人。他觉得这是心灵的新的觉醒。他的心灵觉醒了，他的生活建立，而且固定了，他的思想明晰，有着冷静的逻辑了，于是他就忘记了那些超人们，那些苦行者，和那些普洛米修士们。这些普洛米修士们，是需要想象的，遥远的，浪漫的东西，而蒋少祖，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生活有着这样的经历；他渐渐地就意识到，中国的固有的文明，寂静而深远，是不会被任何新的东西动摇的；新的东西只能附属它。但他还未想到要公然地表示这种精神的倾向；他是在西欧的文化中生活过一些时的，所以他心里有暧昧的恐惧和苦闷。他只是在文章里面好像很偶然地提到古代的中国和孔子；他只是读更多的旧书，做更多的旧诗他集纳了多年来所做的旧诗，其中有一首是为追怀卢梭而作的。古旧的追怀和对中国的一切的审美的激动，无比地强烈了起来，他成了版本搜集家了。在那些布满斑渍的，散发着酸湿的气味的钦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蒋少祖嗅到了人间最温柔，最迷人的气息，感到这个民族的顽强的生命，它的平静的，悠远的呼吸。

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这种工作，或这种境界的赞美使他愉快。这是他在目前的生活里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愉快他觉得是真正的愉快。他相信这是一种高超的精神境界。所以，走进这家熟识的旧书店，他头脑里的那些杂乱的思想就消失了，他突然地安静了，觉得是离开了世俗的烦恼。

他买了一本版式很小的七言诗集，因为他对这个选者的锐利的眼光和特殊的意境很觉得有趣，都是田园诗，都是不闻名的，很少看到的作家。他走了出来，那个北方人向他殷勤地鞠躬。

在街口他遇到了蒋秀菊。他显然很兴奋。她告诉他说：她要到难民收容所去看一个从前的同学。她希望他能陪她去；他答应了。

蒋少祖注意到，妹妹装扮得朴素而精致。他注意到，在那件短的，新鲜的绿色的袍子上，在它的肩部，腰身，和下幅，妹妹是化费了大的匠心的。蒋少祖觉得，是这件衣服使妹妹如此地充满了愉快的活力的；她，蒋秀菊，显然意识到了人们的艳羡的目光。她的丰满的手臂是赤裸着的，烫卷了的长发披在她的肩上；从每一个蓬松的、光阔的发卷中间，洁白的，丰满的颈部闪耀着。蒋少祖突然明白了，对于一个女人，一件好的衣服有怎样的价值；他从妹妹身上才明白这个，因为他不愿乘陈景惠身上去明白这个。

蒋少祖暗暗地想，他不能满意现在中国妇女的装束。蒋秀菊要去看的这个朋友，是最近才从南京逃出来的。她这个教会女生在武汉各处贴了条子找寻熟人。蒋秀菊刚刚看到这个条子。她决定要招待这个朋友；她不说帮助，而说招待，因为她深感近来的生活太沉闷。她的新婚的丈夫是每天都在外面跑，企图谋一个外交界的差事。

在路上，蒋少祖问她近来怎样。她回答说，她觉得已经被大家忘记了。蒋少祖了解地笑了一笑。

难民收容所在一座宽大的，好像庙宇的房子里。沿街各处贴着寻人的字条，收容所的正面的灰色的堵壁上贴得更多。收容所的卑湿的的大院落里，和正面的宽走廊上挤满了人，在凌乱的箱笼和行李中间站着或坐着。收容所正在开午饭；两个大的饭桶放在院落中间。难民们围着饭桶像蜜蜂，发出热烘烘的嘈杂的声音。

蒋少祖走上台阶。便站住了。蒋秀菊却一直跑了进去，迅速地消失在人群里面。一分钟的样子，她的鲜美的身影在衣着肮脏的，佩着白布的难民们的间隙里显露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又在另一个间隙里显露了出来。蒋少祖听到了她的娇嫩的，兴奋的喊声。蒋少祖想到，为什么她曾在这些和自己相反，甚至是敌对的人群里如此的勇敢；就是说，为什么她会这样地“在感情里面生活”，没有理性。蒋秀菊红着脸从人群里面跑了出来，迅速地跳过那些行李和箱笼，在她的后面，跟随着一个穿着乡下女人的黑布衣裳的，苍白的女子。

吃饭的难民们暧昧的看着他们。一个奔跑着的男孩撞在蒋秀菊身上，蒋秀菊站下愤怒地叫了一声，然后愉快地笑着看朋友，喘息着，面颊更红润。

“我的哥哥，蒋少祖！”蒋秀菊介绍说；“我的同学，张端芳！”

张端芳嘴里含着饭。发现蒋少祖在异常注意地看她，苍白的消瘦的脸发红。她的眼睛迅速地闪灼了一下。她是有着温婉的忧郁的脸孔和明亮的，美丽的眼睛；她的四肢软柔而纤小。于是蒋少祖就从那套丑怪的乡下女人的衣服里，找到了一个南京的教会女生；而从白布条的难民符号下面，找到一颗贞淑的坚忍的心了。

“我们出去详细谈吧！我们出去吧！”蒋秀菊兴奋地说。“但是……也许……我回去拿衣服来给你换好不好？”她迅速地说，脸红，笑着。

“不要，”张端芳说。她也许没有勇气和蒋秀菊一路出去的，但因为蒋秀菊这么说了，她露了文静的，严肃的神情。她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增强了她的自尊心。

她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好像是，在这些凄凉的时日中，她，一个教会女生，批评了往昔的一切梦想，获得了某种哲学。这是性格沉静的人常常做得到的。主要的是因为蒋秀菊的快乐的生活，和在旁边的，是陌生的蒋少祖，她脸上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她确是很柔顺。

蒋秀菊告诉她说，她的叔叔住在武昌。她点点头，向蒋秀菊要了详细的地址。蒋少祖觉得，这个女子在这种场合能这样冷静，是稀奇的。

但他立刻便明白了她为什么缘故这样冷静，在饭店里，她说了逃难的经过；她带着一种猛烈的仇恨表情说起了日本军队开入南京城的情形，这种猛烈的仇恨是突然之间被唤醒他；这不是那种扰乱的内心亢奋，这是一种严肃的，清晰的，有力的东西，她的声音从忧愁的调子提高，这种仇恨情绪使她的言语更明晰，思想更紧密，表现力更强，并且理解力更深。她说敌人的坦克车和马队最先进城开进冒着烟的，废墟一般的城市，她说中国军继续有混乱的，悲壮的抵抗；但无耻的汉奸们拿着花束和太阳旗显露了出来，而其中有金素痕的父亲金小川。她说到敌人在明故宫以机关枪射死四百个中国兵的情形；她说敌人做着杀人竞赛，各处有屠杀和强奸。她说，敌人冲进教堂，冲进教会学校，强奸了饿了三天的妇女们，其中有她的姐姐。但是最毒辣的是：她以打抖的声音说敌人用坦克车装了糖果，分散给中国的孩子们，中国的下一代。

她突然哭了！

“告诉我，你们什么时候打回南京？……为什么汉口，这样，好像很太平！……”

蒋秀菊脸发白，努力克制自己，默默地流下眼泪来。她用手帕掩住眼睛。

“你要失望的，小姐！你要失望的！汉口还有跳舞场，照样！”蒋少祖说，含着冷笑。

“为什么？”张端芳问，注意到蒋少祖的讥刺的目光。“但是只要有信心，我们会打回南京的！”蒋少祖痛苦地冷笑着，说。

“……是的，景惠假若遭遇了这些，会不会这样严肃，这样强烈？”蒋少祖看着张端芳，痛苦而冷静地想。“我不同意你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我相信政府要马上，马上打回去！”蒋秀菊愤怒地向蒋少祖说。在蒋秀菊心中，发生了对国家的热情；但主要的是对朋友的为朋友辩护的热情：妇女们，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感觉到国家，而一感觉到就对它发生爱情。中国的妇女们，在她们的生活中，感觉不到中国的男子们的国家，她们觉得国家是一个供给她们的丈夫们以职业和争吵的对象的，为那些有天才，会争吵，有时有些可恶的人们所组成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机构。假如她们对一只鸡或一头猫也常常责骂，妒嫉，抚爱的话，她们对她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所以，无论妹妹怎样说，蒋少祖觉得她的话是空泛的。

张端芳严肃地沉默着。蒋少祖走过去给钱，蒋秀菊立刻奔跑着追上去，红着脸责骂他。她，蒋秀菊，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独立的，懂得生活的女子了。战胜了哥哥，她的眼睛潮湿了。

“她刚才在说国家，说打回去，现在她却以全部精力来抢着付钱了！”蒋少祖感动地想。

蒋秀菊要哥哥一同到她家里去。因为哥哥在她结婚那天以后，还没有去过。在路上她继续向张端芳询问南京的劫难。她小心地提到朋友的被强奸了的姐姐；她脸上有着恐惧的，愤怒的神情。

王伦在家，热烈地，异常热烈地欢迎了蒋少祖。他希望，他好久就希望他的这个有着名望的，重要的亲戚来看他。他认为这个亲戚是他的婚姻的最大的获得之一；他生怕蒋少祖看不起他。他是恭敬，生动，善于谈话；蒋少祖觉得他对另外的人必不曾如此。他沉默地听了蒋秀菊的关于南京的劫难的描述。蒋秀菊是带着冷酷的神情说出来的，她希望王伦为她心里的一切而感动他，王伦，应该知道这一切的高超的价值。她表示了她对于南京的沉痛的，深挚的感情。王伦沉默着，避免插嘴，因为那会使她的话变得冗长。蒋秀菊失望，迅速地做了结束，矜持地站起来，领朋友到内房去。她们刚离开，王伦便开始向蒋少祖生动地说话。他说他对南京的这一切觉得很沉痛。接着他就谈起他自己的希望来。在全部谈话里，他专谈他自己。他是这样的自私，同时是这样的坦率；他谈自己时毫无不安，他显得愉快而诚恳。

他向蒋少祖说，必需有好的环境和好的生活，一个人才能够做学问的工作。不知他，蒋少祖认为这个意见对不对。于是他说，他已经接到了一家洋行的聘书。洋行的待遇是很好的，但人事的环境离他的理想太远；他，王伦，现在并不缺钱，并且四年以内也不会缺钱；他只是希望接触到有希望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希望进入外交界，从而到国外去研究神学。

他很恭敬地向蒋少祖分析了中国的一切。他认为中国必需现代化；中国的希望在那种人身上：他们对欧美各国有着深刻的认识，具有世界的眼光，年青而富有。这种人将要取得国际的声誉和信任，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都市，建立起电气、工业、科学和宗教来。他，王伦，决定献身于宗教的研究，首先希望接近政治界和外交界的这一批人，以外交界的身分出国他有钱，他说四年或五年以后再回国，从事他的工作。他希望建立一个纯粹为中国人所主持的学院。“你以为我的计划对不对呢？我有点头绪了！……但是我总是烦恼，总是烦恼！”他说，他的眼睛和悦地笑着；“昨天我的朋友英国人奚尼告诉我，他要给我友谊的帮助；还有梅特先生，他是在中国有名的人，你知道吗？他向我说，要赶快，要赶快！但是……我烦恼……”他愉快地笑着说。显然他的烦恼在于他已经结婚。

这个漂亮的，文雅的年青人是坦白得令人可喜。他说话的风度很适当；他的话并无值得诟病的地方：蒋少祖也希望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但蒋少祖觉得有些厌恶。蒋少祖突然感觉到，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所谓工业与科学，是有很多种类的；在王伦这里是他从来未曾遇到的，完全新的一种。他觉得，王伦和他的那年青而富有的一群的现代化的国家，将是完全奴化的国家。他嫉恨地想到，假如中国需要文化的活，帝国主义的日本和共产主义的苏联已经是直接的主子了，等待欧美。是大可不必的。

蒋少祖，由于阴险的恶意的缘故，开始赞美王伦的理想。他愉快地说，这一切正是他，蒋少祖，对中国所希望的。他觉得他是把这个青年人向悬崖推了一下，想到这个青年人将在这个悬崖下面跌得粉碎；他感到无限的快意。但他从未想到对另外的，他的弟弟那样的青年们这样推一下；他只是悲天悯人地向他们说教，或直接地攻击他们。

“你说的好极了，是的，是这样，中国需要这样的理想！”他快乐地，生动地说，在这种情绪里开始觉得他对王伦有某种喜悦；“你这样说了，我希望你坚决地去实行，奋斗到的！你并不是没有才干的，啊！”

王伦严肃地看着他。王伦露出洁白的，细密的牙齿，快乐地笑了。

“你真的赞成吗？”

“怎么不？”

“真是谢谢你！”王伦站起来，庄严地说，眼里有光辉；“我决不辜负我自己，我要做！”停了一会，他感动地加上说：“将来能够那样地回到南京去，我是多么快乐啊！”“是的，你是多么快乐啊！”蒋少祖想。但向王伦露出赞美的笑容。在这里，怀着嫉恨而激赏自己的，老于世故的蒋少祖，他的心灵和面孔，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两件东西了。

蒋秀菊含着同样的矜持走了出来，在她后面跟随着换上了短袖的，时髦的单衫的张端芳。

“将来我们能回到南京，是多么快乐啊！”王伦快乐地向蒋秀菊走了一步，说。

“什么？”蒋秀菊惊异地问。

王伦高兴地温柔地笑着，看着她。于是她眼里有了微笑。“是的，当然，”她说，笑着走了过来。“你应该倒茶给哥哥，你怎么不加一点！”她迅速地说，脸微红。“你把地上又丢上纸头了！”她加上说，拾起纸头来，揉成一团。

她的话是简短，坚决，而迅速的；她的脸微微泛红。蒋少祖注意到，在这两句话，和随着这两句话的细致的，自信而又羞怯的表现里，妹妹显露了她的对自己的家庭的严肃的意识，她的作为主人的虚荣，和她的对丈夫的温柔的爱情。现在又振作了起来：她是永无休止地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努力。

看见陌生的，在新的衣服里面变得更陌生的张端芳，王伦变得更严肃；他想不到要说什么，他坐着不动。张端芳坐了下来，不觉地做了两个温柔的，细致的动作，以适应新的衣服，欣赏，并抚爱自己。她是做得很严肃的；她身上仿佛有了甜美而精致的，奇异的力量；她未意识到别人的存在。似乎是洗了澡之后，在这件新的衣服里，那个教会女生的张端芳觉醒了；往昔的最细微的感觉觉醒了，她甜畅，惊异，严肃地体会着经历了空前的苦难的自己的生命。

发觉蒋少祖在固执地看着她，她垂下头来；然后她看着蒋秀菊。

“我想过江找我叔叔去了。”她站起来，忧愁地小声说。

蒋秀菊说愿意陪她去。蒋少祖站起来，表示要和她们一路离开。

“你等我，两个钟点就回来，啊！”蒋秀菊温存地向王伦说，她的眼睛笑着。

张端芳唇边有嘲弄的，喜悦的微笑。她向王伦文雅地鞠躬。

王伦向蒋少祖恭敬地鞠躬。

“谢谢您的指示。”他严肃地，和悦地说。

他们在江边遇到警报。敌机即刻就临空。在沉重的威胁的机声下，停泊在江心的一艘灰绿色的小舰发出了猛烈的爆炸声……它向敌机射击。接着各处响起了清脆的，尖锐的高射炮声。敌机从武昌越江向北飞行；从西方的明亮而静止的云群里，出现了中国机的强大的编队。在白云下面，中国机的迅速而英武的飞行，使大家激动了。

于是开始了激烈的空战。

蒋少祖们跑到江边的一支废弃了的囤船上，站在那里。一架敌机尾部冒烟，然后左翼冒烟，迅速地向下坠落，地面上各处腾起了欢呼声；蒋秀菊狂喜地拍手。传来了沉重的震撼，敌机投弹了；地面上统治着死寂：大家看见一架中国机发出可怖的锐声迅速地向武昌的方面坠落。

蒋秀菊惊怖地看着这架坠落的飞机：那里面有英雄的，年青的，垂死的生命。张端芳一直紧张地沉默着。她看着这架飞机，不觉地做了一个无力的手部动作，好像她企图把这架飞机抬起来，但又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架敌机冒烟，坠落了，地面上腾起了更强的欢呼声。蒋少祖听见了张端芳的轻微的声音：她说：“我满足，我的一生满足了，我满足……”她的脸死白；她的嘴唇战栗着。蒋少祖有了眼泪，虽然他相信这个空战并不能给他以多大的激动。

蒋少祖想到汪精卫，觉得汪精卫是模糊的，遥远的了。他觉得，在这里，在激烈的空中战争下面，有妹妹，有张端芳，有有意义的，自由的生活，而那个模糊的，遥远的东西曾经企图妨碍这种生活。

过江以后，蒋少祖和妹妹分手，到报馆里去。他的杂志的新的一期已经排好；他取到了校样。他和两个朋友偶然地长谈了起来；谈话是从刚才的空战开始的。蒋少祖批评了汪精卫，他说汪精卫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直到此刻他才能对汪精卫下如此明白的批评。他们谈到中国的前途，谈到了文化的问题。这两个朋友同声地赞扬中国的固有的文化，证明它是一切新事物的泉源。蒋少祖沉默着。蒋少祖因这个问题的鲜明的提起而有了苦闷的灰暗的心情。

蒋少祖疾速地赶回家去。他觉得他必须解决他的苦闷的心情，他必须做什么。他走进门，看见了他的被仆人领着的、抱着一个精致的玩具的坦克车的小孩。小孩叫喊着要爸爸，但被这个爸爸严厉的面孔怔住了。

“为什么让他玩坦克车？这样的女人！”蒋少祖想，向小孩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他是住着舒适的，上等的楼房。已经是黄昏，楼道的电灯未亮。从楼梯左边的客室里，传出了妇女们的热闹的，生动的声音，显然她们在赌博：玩扑克牌从门缝里射出兴奋的灯光来，烟雾在寂寞地浮动。蒋少祖觉得有一种痛苦，好像是楼梯上的灰暗的光线使他痛苦；他异常迅速地奔上楼，愤怒地推开书房的门。他觉得非常吃力；他脱下了上衣，抛在椅子里。他想他应该吃过饭再做事。他犹豫地站在昏黯中。窗上有黄昏的温柔的，沉静的光明。他想他无需等吃饭；他应该即刻做什么。他觉得痛苦，非常痛苦；他忘记了痛苦直接的原因，他觉得是他的生活使他痛苦，是陈景惠使他痛苦。他走出书房，轻轻的推开通平台的玻璃门，走上平台。

平台打扫得很洁净，浴在夕阳的静穆的光辉中；晚风凉爽而轻柔。平台向着布满绿草和野花的山坡；左边远处有池塘，在夕阳中闪着光辉。更远处是蛇山的荒凉的山麓，一个细小的，黑色的人影停留在山脊上，在落日的光照中，显出了和平的庄严。天边有层叠的，放着透明的光采云群。云群在缓慢地，沉默地舒卷，逐渐黯淡，透出紫红色的微光来。

蒋少祖站在栏杆前，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凝视着云群。“我为何如此匆忙？人世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蒋少祖想。

他的心震动了一下；他觉得有深沉的力量向内心凝聚：这个思想带来了严重的，紧张的感情。他扶住栏杆，疑问地凝望天边。隔壁的平台上出现了一个时装的，瘦长的女人，站在晾着的衣裳中间眺望落日，即刻就进去了。在她进去以后，蒋少祖才向她的平台机械地望了一眼。楼下传来了妇女们的兴奋的哄笑声。远处传来青年男女们的嘹亮的歌声；蒋少祖机械的听出来歌词是：“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蒋少祖的唇边露出了忧愁的，柔弱的微笑。“这就是我们时代，我们中国的生活？我见到一切，知道一切；没有人的心经历得像我这样多，我的过程是独特的，那一切我觉得是不平凡的；我有过快乐，我很有理由想，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够举起地球来我曾经这样相信，现在也如此；谁都不能否认我在现代中国的地位，谁都不能否认我的奋斗，我的光辉的历史，但归根结的是，二十年来，我为了什么这样的匆忙？难道就为了这个么？我为什么不满足？为何如此匆忙？每天有这样的黄昏，这样的宁静而深远，那棵树永远那样站立着，直到它的死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地生活了过来，我却为何这样无知，这样匆忙？为什么，我，这样急急地向向我的坟墓奔去？”蒋少祖想。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这样地激赏自己，都这样地有些狂妄：觉得自己是光辉而独特；所以，在这里，蒋少祖激动地把自己提到那个向静穆的境界的追求上去了，这种向静穆的追求，就成了中国这个时代的这种特别自私，特别自爱的心灵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工作了。

蒋少祖的确是异常匆忙地从他离开苏州开始，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他追求着，有时在这种追求里沉醉着到了现在，他开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追求，以及追求着什么了。于是，面对着照在落日的光辉下的静穆的大地，他觉得自己清醒了。大地的静穆，向他，蒋少祖，启示了他认为是最高的哲学。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在都市中生活，并不真的那样强烈地爱好自然；但他们的血液里有着这种元素；或者是，他们的血液里有着这种哲学的元素，于是在某一天，突然地从沉默着的自然界得到了对于他们的这种哲学需要的证明，他们便庄严地，思辩地爱好起自然来了。一切似乎是准备好了的：为了他们的苦恼的心，有了静穆的，大地的存在。蒋少祖心里有了神秘的，严肃的感动。落日的光辉幽暗下去，晚风更轻柔了。

蒋少祖想到，祖先的魂灵在他的心中，他对于静穆的天地的这种激动，是他的祖先们的魂灵的激动；那些祖先们，和静穆的天地相依为命，是怎样动人地开辟了子孙万世的生活。蒋少祖沉痛地想，近代的自私的、愚昧的、标新立异而争权夺利的人们，甘心做某种主义，或别的国家的奴才，引导无知的青年走向道德堕落的深渊，是怎样的污蔑了这个民族的伟大的祖先。蒋少祖悲悯这个时代，悲悯那些无知的，纯洁的青年们！

他是无穷地嫉恨；但现在他觉得他从来只是悲悯。“我从此向着我的伟大的祖先，向着灵魂的静穆；我爱这个民族，甚于任何人。”蒋少祖含着眼泪想。太阳在层云中沉没了，黑暗浓厚起来，远处的山边有灯火闪耀。蒋少祖严肃地站着，凝望着山边上的在夜色里站立着的一棵孤独的树；这棵树将站着，在风雨里和阳光里同样地站着，为了另一棵树为了它的下一代，直到它死亡。陈景惠拉开装在弹簧上的玻璃门迅速地走了出来。

“少祖，少祖，怎么你都回来了！怎样？”她问，脸上有兴奋的、热烈的表情。

“什么怎样？”蒋少祖不满地问。

“什么呀！他，汪精卫！”陈景惠倦怠地侧着身体，在栏杆上手支着面颊，甜蜜地问。

“你的那些客人呢？”

“她们一定不肯吃饭；她们回去了！”

蒋少祖沉默着，看见了站在门前的、眼睛严肃地闪耀着的小孩。

陈景惠甜蜜地笑了一笑，又笑了一笑；好像有某种思想，好像她身上有幸福的力量。蒋少祖望着她她温柔、满足、顺从，准备更温柔、更顺从；蒋少祖觉得，比起新婚的时候来，陈景惠是更动人了；主要的，她懂得人生了，虽然有一些倾向是不良好的，但这是经验了人生的妇女们所不可免的。于是蒋少祖忘记了对她的不满。

小孩严肃地站在旁边。他觉得他是尊严的，应该满足。“我问你汪精卫呀！她们都问我！”陈景惠说，伸手理平他的衣袖。

“汪精卫没有什么意思。”蒋少祖微讽地说。“我和他谈了有二十分钟，”他庄严地说；“他觉得我的意见是很正确的，但他这个人，有一种偏向，”资产阶级的偏向，他说，虽然汪精卫并未说过关于他的意见的话。在家庭的尊严中，他确信他比原来更伟大：他不想意识到他是在说谎。

“那么，中国的前途呢？……”陈景惠温柔地问：“……是的，汪精卫的房间里怎样？听说他常常要拥抱别人，对不对？”她接着问。她不希望蒋少祖回答她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不知道。”蒋少祖笑着说：“我遇见陈璧君。”“她说什么？她怎样？她很胖？很丑么？”

蒋少祖笑着不答。蒋少祖抱起小孩来，庄严地望着远方，然后吻小孩。

“晚上再谈罢。”他说。他吻陈景惠的等待接吻的嘴唇。这个家庭好久没有如此愉快。

饭后，蒋少祖走进书房。他觉得他可以工作，他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但在他提起笔来的时候，他发觉他的头脑里没有任何一个观念。他呆呆地坐着。外面开始刮风：春季的温暖的大风。在这个同一的夜里，在这个大风下，他的弟弟蒋纯祖是激动地站在黄杏清的窗前。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在世界上，同时有两种不同的生活。

蒋少祖想起了上海的某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想起了王桂英。

“她现在哪里呢？”他想。

他记得，在最初，他对王桂英异常歉疚：王桂英使他痛苦得几乎发狂。他觉得他是做了不忠实，不道德的事，像一切年青人一样，他觉得没有脸孔生存。王桂英在这个人间的存在，始终是他的痛苦。王桂英和夏陆结合，他就开始轻蔑她，这样地缓和了自己的痛苦。但他有妒嫉。王桂英进入电影界，他判断她即将堕落，但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她的堕落的唯一的原因，他并未特殊地不安；但在听说王桂英坚持着自己，在电影界获得了成就的时候，他就又有兴奋和妒嫉。他不愿知道，他是在妒嫉王桂英并没有堕落。于是，他希望她堕落，好像她，王桂英，是他的障碍。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只是为击倒王桂英，至少使她痛苦而努力工作；这是一种极强的热情，他工作着，获取成就和声名，只为了击倒王桂英虽然他自己在当时极不愿相信这个。他必须压倒她的向上的努力，必须使她痛苦地想起他来；必须使她为他而痛苦，在这个痛苦中倒下，他的这种野兽般的情热才能够满足。并且，在这种热情和想象中，他感觉到一种浪漫的美丽；他觉得自己是不幸的英雄多少文学作品都在这种美感里面表现了它们的主人公。直到他听说王桂英“堕落”了的时候，他才从这种热情里醒来。但立刻又代以另一种热情，即道德的满足：他悼念生活在南京的湖畔的那个王桂英。他觉得他是一直在这样悼念：他在道德的满足中责备自己。……在这一串心灵的痛苦的狡诈之后，他的理性使他对王桂英沉默了。几年来，他就忘记了她。

现在，刮着大风的温暖的夜晚，他突然地想起了她。这首先是一种严肃的惊异。他告诉自己说，他和王桂英再无关系。于是他明白了他往昔对她是如何的自私；他告诉自己说，他希望她现在能有好的生活。

他相信他真是如此的希望。于是他开始分析，并判断王桂英和他，蒋少祖的过去。这个工作他做过多次，但都失败了。这一次，他觉得他成功了。

他想他在过去是热情、浪漫、被西欧的自由主义、颓废主义以及个性解放等等所影响，是像目前的一切青年的一样，值得怜悯的。他想是那种个性解放的冲动使他无视社会秩序，而做出了这件事的。他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为他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个过程；而现在，他已经到达了另一个过程：人生的最后的过程。解放了的个性，应该更尊重生存的价值，并应该懂得别人的个性，和别人的生存的价值。人不是为了毁灭而生活的，虽然这个阶段是不可免的；获得了这个痛苦的经验，经验了多年的痛苦，人应该懂得尊重社会秩序的必要：只有在社会秩序里，人才能完成个性解放；他，蒋少祖，在这个社会秩序里面，逐渐地完成了这个。他愿意重复地说，在年青的时候，浪漫和毁灭是不可免的；所以，目前的这些青年们，是值得怜悯的，这些青年们，在经验了苦难以后，会明白这个真理。人必须从苦难认识真理。

他继续想，王桂英也许是成了社会秩序和个性解放的牺牲。王桂英也反抗，也要求个性解放，但因为她倾慕虚荣，不知道工作，倚赖男子，所以就不能在社会秩序里完成这个解放。几十年来，没有一个女子能真的获得这种解放；王桂英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历史的逻辑，是冷酷无情的，但他，蒋少祖，觉得痛心。目前武汉的这一批年青的女子们，没有一个能够懂得这种历史的教训：她们是那样的浮薄而虚荣，被某种权力引诱着和利用着，被锁闭在革命的机械主义里，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即使连王桂英们所经验到的那种青春的激情和个性解放都不能够得到。她们，目前武汉的这一批妇女们，基础更浅薄，令人觉得历史是在倒退。由于这个，他，蒋少祖，更为王桂英的牺牲痛心。他觉得王桂英要比目前的这一批虚荣地拜服于权力的女子美好得多。

但他，蒋少祖，今天毕竟看见一个真正地出于中国的生活的女子了：这就是张端芳。蒋少祖想，张端芳没有接受任何外来的思想，真实地经历了中国的生活，在苦难里纯朴而鲜明地表现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热情、意志、和希望。张端芳是那样的温婉，那样的沉静她是纯粹的中国女子；中国需要这样的女子。张端芳是这个民族血脉，是这个民族的最高的理想，因此她必会完成她的自我解放。在这个空前的战争中，张端芳体验了苦难；这个战争给了她，给了真正的中国女子以一条直接的解放的道路。这个战争纯粹是中国民族的，这个战争将击碎一切外来的偏见。

中国的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蒋少祖想这个民族生存了五千年，不是偶然的；它生存了五千年，因为它能够产生张端芳这样的女子，能够产生花木兰和秦良玉，并因为它能够产生他，蒋少祖这样的男子，能够产生孔子，老子，吕不韦和王安石。这个民族的气魄是雄浑的。那么，为什么要崇奉西欧的文化，西欧的知识阶级？“显然这就是问题了！显然这里是，”蒋少祖说，用手指击桌面，“中国的一切的问题根本，为什么大家都忽视这个问题？为什么？”

他点燃一只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抱着头，他觉得头脑里面突然空虚，他露出愁苦的表情；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些滑稽，他不能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有些滑稽，他做了一个歪脸，并笑了一下：在严肃和苦闷中人们常常如此。周围是深沉的寂静；外面的大风吹得更猛烈：这种大风含着一种新生的、温暖的力量，它常常预示夏季的暴雷雨。

蒋少祖觉得自己在逐渐地沉下去：在他周围有什么东西变得深沉起来。他心里有苦闷，接着他感到恐惧。他感觉到了他十年来所做的斗争：在这十年内，他相信自己是为了新的中国和新的文化而斗争；他很明白，只是因为这个，他才有现在的成功。他觉得他是在孤独中飞得太高了，以致于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他觉得他不应该跟青年们隔离；这样地隔离下去，他，蒋少祖，会走上官僚的道路。他恐惧地想，他，蒋少祖，不应该如此隔离新的东西。

“复古？是的，我难道是复古？”他说；他眼里有明亮的光辉；他站了起来。

对于蒋少祖，这是可怖的思想；正如离婚对于中国的旧式的妇女们是可怖的思想一样。向自己说出了这两个字，蒋少祖便看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无数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被后代的青年无情地指摘：这些青年们，在他们的可怜的坟墓上，抛掷了难堪的羞辱。而他，蒋个祖，曾经是这样青年们里面的杰出的一个。

他现在看见了他们；眼睛冷冷地发光的、含着痛苦的冷笑的他们。他看见他们在嘲笑他；他看见目前的这些青年们以人间最毒辣的方式攻击他，以他的流血和死亡为快乐。蒋少祖痛苦而兴奋，全身发冷，在房间里疾速地徘徊。他好像野兽准备战斗。他心里有了一种渴望：他渴望自己更痛苦。他想他是出卖了自己了；他想他是背叛了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传统了；他想他的生活是破灭了；他想封建余孽和官僚们是张开手臂来，等待拥抱他了。但他并不更痛苦；想着这夸张的思想，他心里有了锋利的，甜畅的快感。“要是能有宗教多么好！要是能有全能的上帝是多么好！”他疾速地徘徊，在狂乱的感情中思想。“是的，我们这样看别人，别人当然这样看我们；现在来不及补救了，死去的人们来复仇！而我，将成为厉鬼，向目前这些恶劣的青年做更凶残的复仇！向那些盗窃中国的人们做更凶残的复仇！所以，我是出卖了自己了，我的一生是破坏了！我就破坏得更彻的呀，厉鬼笑封侯！”

蒋少祖，像一切人们碰到最严重、最绝望的问题的时候一样，不再去思索这个问题，而夸张自己的痛苦，以狂乱的感情来答复这个问题答复这个世界。他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最猛烈、最恶毒的火焰。似乎是，为了更猛烈、更恶毒，他愿望自己更破灭。他有了锋利的快感：这种复仇的情感，是能够用肉体的紧缩和颤栗来表现的。

他最后倒在靠椅上。他闭上眼睛，并举手蒙住脸，在夸张中他希望做一个宗教的动作。大风缓缓地吹过屋顶。他的肉体在快感中继续有战栗。

“是他们被浪漫的幻想和自私的权力迷惑而脱离了我，不是我脱离了他们，这些青年！”他想。他夸张痛苦，呻吟着，“他们看不见真理：至少，我并不比毛泽东能给得更少，但他们被各种花样迷惑，比方今天那个混蛋的记者，他公然地轻视我！我怜恤他们，而他们责我以复古和反动，怎样的世界啊！”

“是的，我怎么能够没有想到，”他站了起来，“真理是：不是新与旧的问题，而是对与错的问题！”他想。他笑了起来。他心里重新获得光明了，“怎么我刚才那样愚笨！是的，是对与错的问题，不是新与旧的问题，我愿意大声说一千次，一万次！这怎么能是那种意味上的复古！这是五四运动的更高的发扬，这是学术思想中国化！出于中国，用于中国，发展中国，批判地接受遗产！现在的那批投机的混蛋，早把中国自己的遗产忘记了，他们根本不明白，在屈原里面有着但丁，在孔子里面有着文艺复兴，在吕不韦和王安石里面有着一切斯大林，而在《红楼梦》和中国的一切民间文学里有着托尔斯泰虽然我同样爱慕但丁和托尔斯泰，也许是更爱慕，但究竟这是中国的现实和遗产呀！从这里，不是也能发扬一个新的浪漫主义么？比方说，我爱哥德，但我是智识分子，这只是个人的心灵的倾慕，你不能叫中国的人民也去爱哥德呀！决不会的！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的道路！爱好或尊敬孔子，他们为什么连月亮都是外国好，给孔子涂上那样的鬼脸？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的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为了做大皇帝，汉武帝以来的各国王朝歪曲了孔子，那么，所谓新的人们怎么也歪曲孔子？也许是，歪曲虽不同，想做皇帝则一也。……他们不懂得历史，不明白中国，不爱这个民族，因此不能真的创造新文化，从而，他们搬进花花绿绿的洋货来，接受着莫斯科的指令，认为是创造新文化！”他想，笑了一声，走到桌前坐下。

“多么艰辛的思想过程啊，其实真理是极明白的！”他愉快地想。这些思想，也果真是极明白的。

深夜里蒋少祖醒了。大风继续缓缓地、饱满地吹着，蒋少祖觉得幸福。他再不能入睡。他打开灯；陈景惠在甜畅的睡意中睁开眼睛，不明白地望着他，随即又闭上。他下床，陈景惠没有觉察。他走到小床前面，凝望睡熟了的，在梦中嚼嘴的小孩。他吻小孩的发汗的前额，关了灯，愉快地听着风声，走了出来。

他走到书房里检视文稿和藏书。他已经有七本著作，第八本，关于日本的政治的，即将印出来。那些藏书使他快乐：他长久地抚摩着那些古旧的宣纸和那些发亮的道林纸。他看了一本日文书带的一些奇怪的插图，随后他翻阅《史记》；他想到，能在这些书里耽溺一生，是幸福的。他有一部分书留在上海了，但从父亲那里得来的那些名贵的古书和字画，他都全部地带了出来。他想到，在儿时，他是怎样地在深夜里和哥哥一起高声念《诗经》。那在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事。到了经历了这么多的忧患，对人生获得了真正的理想的现在，却成了幸福的，无上的回忆了。他想到，人生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过去的痛苦会放射出慰藉的光华来，成为幸福的回忆：没有人不继承着过去的。在残酷的战火中，在这个刮着大风的春季的深夜里，蒋少祖怀念苏州，觉得自己更尊敬，更爱他的亡父。到了现在，老人的耿直的一生在这个叛逆过的儿子的心里光辉地显露了出来。书本的气息使他想起了苏州的花园，深夜里的宁静的香气：在那些苦读的深夜里，推开窗户，香气便流进房来，和香炉里的檀香的气息混合在一起。

某一本旧书使他想起了王桂英；他心里有深的忧伤。“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往昔的爱人，我爱我的风雪中的苏州的故园，我心里知道这爱情是如何强烈……但是人们说，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蒋少祖忧伤地想，放下手里的书。“在这个深夜里，我的心灵在生活，但我唯求能够从此心死我不求名利不求权力，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厌倦！是啊，假如我还欠缺什么，那就是心死，假如我已经看到了我的祖先，假如我已经懂得了宇宙的永恒的静穆和它的光华绚烂的繁衍，那么，唯求在将来能够回到故乡去，能够回到故乡去！为什么要有永无休止的欲望和骚扰？……我，一个怀疑论者，为什么要假装肯定一切？是的，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他坐在躺椅上去，从架子上随手取出古本的陶渊明的诗集来，翻下去。

“畅快啊！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蒋少祖朗声念诗他记得，他多年未曾如此。饱和的大风，在深沉的黑夜里强力而缓慢地吹着，蒋少祖高声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