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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志向的高低决定他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

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择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肚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这样的”内圣外王”（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的高尚志趣。只是在道光十年，其父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鹿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时，得到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并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他还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的志趣，也可以从他的治学目的论上边体现出来。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箝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一方面，他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拘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氏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氏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身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氏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