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

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

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

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

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于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做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建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电气公司是德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和第二大工业康采恩，也是世界上第五大跨国电气企业。他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一生中不知进退了多少次。1839年，西门子发明了锌版印刷术，并成功地制成了一架锌版印刷机，此时，他的发明事业进入辉煌阶段。然而就在此刻，他放弃了研究到柏林大学去深造。当他毕业后拒绝留在柏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而是继续回到原地从事新产品的发明工作，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