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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做一个能赚大钱的成功商人，就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也就是说，要敢做别人想不到去做，或者别人想到了却不敢去做的事情。特别是能察常人所未察，当然，勇并不是决断的惟一因素，并且这种勇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那就是对事情的各个方面有个彻底的了解，正确的预测。

尽量将得失心丢开

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作为一船之主的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如果船长乱了阵脚，那么船员就会只顾自己，谁也不会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大家一齐丧生大海。反过来，危机当头，只要船长能够处之泰然，沉住气，能把整船的人都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就有逃出险境化险为夷的可能。胡雪岩

生意场上风云突变，什么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出现。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既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丧失斗志、一蹶不振。更不能患得患失，失去应对危机所需要的平和心态。

”尽量将得失心丢开”，这是胡雪岩在自己生意面临破产的危机紧要关头，告诫自己的话。

光绪八年，即公元1882年，胡雪岩的生意受到洋行与官场反对势力的两面夹击，已经到了一个最危急的关头。当时，他遭遇了几个让他难以应付的麻烦：

第一，由于越南主权所属问题，中、法矛盾激化，导致了上海市面萧条，银根极紧，整个上海谣言满天，人心惶惶。有钱的人都认为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由于只提不存，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的钱庄，已经好几家了。阜康虽然在官商两界极有影响力，实力雄厚，所受的影响不大，但暗中另有危机。第二，此时胡雪岩准备垄断洋庄市场而囤积起来的生丝，由于洋人联合拒购，出现危机，虽力求摆脱，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没有得以实现。特别是天津的存丝，削价出售也没有人购买。第三，替左宗棠办洋务向洋行借的款，应还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将至。由于官场之中李鸿章与左宗棠有矛盾，李鸿章为了整垮左宗棠，拿左宗棠的朋友胡雪岩开刀。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从中作梗，接受盛宣怀的授意加以拖延，该拨还洋款的各省”协饷”始终不到位。按协议偿还洋款，只能由阜康”代垫”。在阜康钱庄银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无异是雪上加霜。第四，为左宗棠协赈和购买军火，一共需要拨出四十五万两银子。虽说这是转运局存在阜康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供调度的头寸。第五，胡雪岩的女儿十一月初五出嫁的吉期在即，以胡雪岩定下的宴请局面，至少需要二十万两银子。一旦无法把场面按原计划办得红红火火，别人就会以为胡雪岩资金出现紧张，对维持大局不利。最后，就是钱庄档手宓本常做”小货”，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现银去南方做生意。照古应春的推测，大概也有十万银子左右。如此种种，正如胡雪岩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不巧是巧，有苦难言”。所谓”不巧是巧”，就是诸多不巧的事全都凑在了一起。

挤兑钱庄的事件是由胡雪岩的商界对头邵友濂与盛宣怀合谋挑起的。邵、盛二人属李鸿章门下，官场之中，李鸿章与左宗棠一向不和，早就有剪除左宗棠羽翼的打算。胡雪岩则属于左宗棠门下，要饷要粮要军械，只要左宗棠开口，都积极主动地办理。这次中法之间战事一起，左宗棠力主与法开战，李鸿章主张讲和，双方再次发生严重冲突，但又不敢公开宣扬，所以李鸿章就暗中做手脚，要先削弱主战派的实力。邵友濂与盛宣怀为了配合自己的主子李鸿章，就拿胡雪岩开刀，派人暗中四出传谣，谎称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内部空虚，信用不足。

就这样，在盛宣怀的蓄意加害、暗中排挤下，阜康发生了挤兑风潮。挤兑先由上海开始。由于上海阜康钱庄档手宓本常应对措置不当，一下子就酿成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不到一天上海阜康就宣布关门歇业。随即挤兑风波蔓延到杭州和宁波分号。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由上海回杭州的船上，未能回到杭州。杭州虽有螺蛳太太、钱庄档手千方百计勉力支撑，甚至还有浙江藩台德馨的帮忙回护，但也无法维持局面，到胡雪岩回到杭州时，已经关上排门，暂停营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