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册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乎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荚，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

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在诗词中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原德载福。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是说君子要有宽恕他人之心，自己则少贪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救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心养

肾，这二卦大象最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身之道，不可以不留意。曾国藩论及养身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

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见识是很多的。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

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菜当作家常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