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正直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要讲究方法

曾国藩语录：惟用人极难，听言亦殊不易，全赖见多识广，熟思审处，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

译文：用人是最难的事情，听从言语也特别不容易，全靠见多识广，深思熟虑，果断处理，心目之中一定要有一个一定之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体。让僚属感到自己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但更主要的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不是人，或我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对官长对僚属施威则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

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

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

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