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一辆风尘仆仆的北京吉普，驶进了交口河造纸厂。吉普显然在高原上转悠了好一阵了，车的篷布上、轮胎的钢圈上，扑满了厚厚的一层黄尘。车停在了院子当中那个水管跟前，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干部，和一位夹着皮包的年轻人。司机开始打开水龙头，拉出一截自备的红色橡胶水管，接在笼头上，往车上喷水，而那一老一少，进了厂领导的办公室。

这名老干部叫黑寿山，是新上任的肤施市委书记，那个夹着皮包的小青年，是他的秘书。

黑寿山这一年，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显得比他的年龄要老一些。面容消瘦，头发灰白，适中的身材，身上满年四季，总是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脚下总是一双圆口布鞋。他的身材和气质方面，继承了他的母亲黑白氏的特征：聪明，细致，警觉。他的肤色，是黑大头和黑白氏的综合：面皮是那种沉着的焦黄，仿佛香烟燃过之后，熏在指头上的颜色。他的脑袋很小，稀稀拉拉的头发温顺地倒向一边，与黑大头的硕大的酱菜疙瘩一样的大脑袋、和猪鬃一样坚硬的头发茬子，形成一种反差。多年来的基层工作经验，已经将他锻炼成一个机敏能干的领导干部了。

黑寿山到交口河造纸厂，仅仅只是路经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走马上任之后，他要了一辆吉普车，到陕北农村跑了一趟，用通行的行政辞令说，这叫“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是领导干部的一个大忌，黑寿山十分地明白这一点，所以来到肤施城后，他仅仅只是去报了一个到，接着就下来了。他此行的目的是想系统地研究一下陕北高原的农业，看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如何能够扭转目前的这种贫困局面，首先解决“喂脑袋”的问题。至于工业，那将在第二步展开，“无工不富，无粮不稳”，工业是要抓的，不过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农业；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仗得一个一个地打，不可能指望一个早晨吃成胖子。

建国以后，黑寿山便转业到了地方。他在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的一个县份工作，先后担任过团县委书记、副县长、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职。“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了，后来，便从这个县又调到另外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换了好几个地方，不过一直是在这陕北高原北部边缘地带。这块地域，地理学家将它叫作“长城沿线风沙区”。

黑寿山在这块土地上，干了一件堪称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件事就是治理沙漠。

土地沙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而对于陕北高原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它不是书本上或理论上的概念，而是一件出现在家门口的迫在眉睫的事情。千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漫漫黄沙，仿佛一位冷酷的、法力无边的巨人，正迈着迂缓的，然而又是坚实有力的脚步，以每年几公里的速度，以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扇面，吞噬着陕北高原。金灿灿、亮闪闪的沙砾，填平了黄土地的沟沟壑壑，将这块古老的土地，日益纳入自己的黄色版图。

根据令人信疑参半的说法，位于长城脚下的榆林城，由于黄沙的进逼，它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搬迁，最后一次搬迁，修筑在这驼峰山下、榆溪河畔。可是如今，在驼峰山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那一面，黄沙已经快要将山坡填平，因为驼峰山的阻挡，黄沙眼下还没有力量吞噬掉这高原第二名城，可是，它绕过了城池，以扇面继续向前推进，这样，榆林城便被沙漠围在了垓心，它的被吞噬，它的下一次搬迁，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站在驼峰山上，向东北方向望去，只见天苍苍，野茫茫，寂寥的风景下，只有几棵沙柳和骆驼草，细细的流沙在风的作用下，像一条条小蛇，摇头摆尾，向榆林城游来。

如果说榆林城的三次搬迁，目前尚正在考证之中，那么位于“西口”路途的那座著名的赫连城，它被黄沙活活埋掉，就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了。当年，不可一世的大夏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胡据信是王昭君与匈奴所生的一个后裔的赫连勃勃，当他反了汉室，率领他的数十万铁骑，行至这里时，见这里古木参天，水草丰盛，湖光粼粼，气候湿润的样子，掷了马鞭，叫道：“我走了天下这么多的地方，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去处。”遂征民夫十万，日夜施工，大兴土木，历经六载，建起一座“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的繁华都城。据说筑城所用的土都是蒸过的，畜血搅拌，并杂以蒸熟的软米面，筑成一段，便令监工用锥子去刺，刺进去了，杀筑城的民工，刺不进去，便杀持锥的监工。赫连说：“朕方一统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遂号新落成的都城为统万城。魏灭夏后，由于这里水草丰美，还用来作牧场。到了唐代，赫连城已经受到风沙的威胁。大历年间诗人李益到夏州一带，曾在诗中写道：“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在另一首题为《登夏州城欢迎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中唱道：“故国山河无限恨，风沙满目堪断魂。”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咸通年代有个诗人叫许棠的也在《夏州道中》一诗中有“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台”的句子。

诗人戴叔伦当年也曾登上该城城楼，触景生情，写下一首长诗，从其中“沙头牧马孤雁飞”、“风沙满目断征魂”的描写来看，这里的沙害已经十分严重了。宋代的赫连城因已在沙漠腹地，这才由朝廷下诏予以废毁。从此，有三百余年历史的赫连城渐渐人烟稀少，日益沦为废墟，最终消失在一望无垠的沙海中，不为世人所知。如是者八百年后，清道光年间榆林太守授命怀远县知县，亲自勘察这座久已湮灭的北方古都，知县广阅资料，走访民间，方确认治下这湮灭在黄沙中的、被老百姓称为“白城子”的一片废墟，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大夏国统万城。赫连城于是又从丢失了的历史中被寻找了回来，出现在人们的话题中。如今除了关于筑这座名城时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说，除了留下那些“千古帝王今何在”的叹息之外，这座古城废墟留给人们的，便是作为陕北高原日益被沙化的一个活标本，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出现在那茫茫天宇下、出现在人们的话题中了。

随着沙漠的南侵，随着陕北高原日甚一日地缩小，“沙子”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继而从日常用语中，又进入民歌、进入小曲以至酸曲中。“三十里明沙四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瞧妹妹”，这四处为人传唱的民歌，五十里瞧瞧妹妹的道路，跋涉那沙漠地带，就用了五分之三的路程。至于在那被沙漠困住榆林城，以沙子为内容的民歌酸曲更是不绝于耳：“榆林有三宝，沙子打墙墙不倒，干大来了狗不咬，姑娘嫁汉娘不恼。”这“沙子打墙墙不倒”，是用沙子来打墙，还是将墙打在沙子地里，两种说法，没有细考。还有一首有关沙子的酸曲，令人听了酸掉大牙，我们仅仅是取它关于沙子的描述，以示沙害的严重，至于其他的内容，权当左耳听了，又从右耳出来，一阵风吹走算了。这首酸曲只有两句，是这样的：“榆林城，四面沙，不卖x你让老娘吃甚嘛？”试想象一下，一个半老太婆，用两只手掺掩着大襟袄，站在驼峰山的半山腰，拉下脸来，对着眼前的这漫漫黄沙，毫不脸红毫无顾忌地这样大声唱着。话丑理端，对着这寸草不生一毛不拔的漫漫黄沙，你让她喝风屙屁吗？

于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接壤的这块狭长地带，便开始了治理沙漠的工作。一位作家的散文特写《一支没有出唇的歌》，就是记载这一方人类与大自然搏斗的盛况的，文中提到的那个领导人，就是黑寿山，而“榆林城的三次搬迁”之说，大约就始于这篇文章的考证。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式的大会战，黑寿山便是这场大会战的总指挥。治沙工作到七十年代以后，达到高潮，同时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绩。昔日“沙进人退”现在成为“沙退人进”。沿沙漠边缘一线，栽下了高高低低一道一道的防护林，高的是白杨，不高不低的是沙柳，趴在地上的是臭柏。昔日那些寸草不生的一座座沙丘，现在都被浓密的沙柳遮掩住了，沙柳的根部固住了流沙，使流沙不能随意流动了，沙柳的茂密的枝条减弱了风势，挡住了北来的流沙，而那些遍地生长的取之不尽疯生旺长的沙柳柳条，也为柳编工艺提供了原料。天阴下雨，冬闲时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窑里，干起柳编的营生。过一段时间，贸易公司来收购一次。这些柳编工艺品远销欧美，为国家换来了外汇，也改善了当地人民的贫困生活。

到了七十年代，遏制住了沙漠的南侵后，接着，人们就开始大反攻了。几百个、几千个治沙专业户，在沙漠的腹地驻扎下来。沙漠还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流动着，沙子里的水分也种不活沙蒿和沙柳，于是，聪明的农民想出了一个固定流沙的办法，他们背来了一捆捆的谷草、糜草和稻草，用铁镢将这些庄稼秆一根一根地戳进沙子里，将沙丘分割成一格一格的方框。沙子停止了流动，沙粒间开始有了贮存的水分，假如这时候有一场透雨，于是家家户户，背着草籽出动了，将这些草籽撒在方框里。而天上，轰轰隆隆，“安二”飞机也掠过一个又一个沙丘，那是飞播造林。

最壮观的，也是最艰苦的，同时也是最可靠的治沙大战，是从正面开始的，是在那些流沙南侵的锋头上。有沙漠的地方必然有沼泽，沼泽变干了又形成盐碱滩。沙漠里不能种庄稼，沼泽地和盐碱地同样不能种庄稼，沙漠里是因为缺水，而沼泽地和盐碱地是因为盐碱太重，庄稼无法生长。但是，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沙子地里因为有了一定的土壤，便能储存住水分了，而盐碱地因为得到了稀释，盐碱随沙子渗入地下了，便成为可以耕种的土壤。这种改良办法叫“移土捂沙”。先将沙地弄平，最好引水措施跟上，然后，用担子担，用驴驮，用架子车拉，将盐碱地里的土壤，覆盖到沙地上去，覆盖的薄厚以二十厘米为度。这种“移土捂沙”的办法，虽然笨，但是靠得住，而改良后的沙地，当年可以耕种，立即产生效益，从而也给人以鼓舞。于是在这长城沿线风沙区，治沙的队伍一字儿摆开，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以“愚公移山”的气势，向沙漠反击。千百年来，沙漠以每年几公里的速度，向陕北高原推进，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便又以每年几公里的速度，向沙漠反击。

陕北高原治理沙漠的工作，得到了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的高度重视，在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后，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搏斗中产生的一个奇迹。在地球沙漠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地球的植被每年以数百公顷数千公顷数万公顷被沙漠吞食的情况下，陕北高原遏制沙漠、治理沙漠的经验，为那些处在同样自然条件下的地区，提供了一个可资效仿的榜样，为忧心忡忡的人类的明日，带来了一丝光明的前景。

接着，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将这里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治理沙漠的试点基地，拨来专款予以资助，并派遣长驻观察员就地观察，并且组织了一些国家的有关专家来这里学习经验。

在国内，这里的治理沙漠，自然也是声名远播，特别是在后来东北、西北、华北三北防护林带的建设中，这里的经验受到普遍的重视，榆林城成为治沙的一个桥头堡，一个先行一步的示范。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表彰会、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会、考察评比会，等等等等，名目繁多，恕这里不一一细表。上级各部门也纷纷在这里整理典型材料，有的部门认为这是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出的结果，有的部门认为这是抓生产和生产力标准抓出的结果，有的部门认为这是重视科技人员的作用的结果，有的部门认为这是加强民兵建设、民兵队伍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的结果，有的部门认为这是重视半边天、调动了妇女积极性的结果，有的部门认为这是共青团……总之，各取所需，总结经验，形成一份份典型材料，报了上去。

这样，政绩卓著的黑寿山，便被调到肤施城，升迁为肤施城市委书记。上上下下，希望这位务实的阅历丰富的领导能像治理沙漠一样，为陕北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拿出办法，拿出行动，改变这早就应该改变的面貌。

深感压力的黑寿山，便这样来到了肤施城。正如我们前边所说，报了到后，他要了一辆北京吉普，然后顺着陕北高原，以肤施城为中心，转了一个大圆圈。他走的正是当年杨作新转的那个圈子，所以，有一天转到了交口河。

每到一县，黑寿山便召集县上六套班子，汇报工作。汇报会上，他一言不发，深藏不露，只掏出一个笔记本儿，在上边画着干条条。这种汇报，一是为使自己了解情况，二来也是看各县领导的水平，准备酝酿成熟后，行政上动刀子。除了听取县上文牍形式的汇报外，他更多的时间是深入到农民家中，与农民交谈，请教老农。当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地域特征明显的地区，例如黄河沿岸地区、无定河流域地区、洛河流域地区、陕北高原腹心白于山区，他想找出这些地区的共同的规律和各自的一般规律，然后对症下药，综合治理。他明白，建国以来，这里的农民和干部，不是没有大干，不是没有流血流汗，他们确实大干了，那一座座被修成梯田宛如天梯一般的大山，那横亘在大大小小河流上的一座挨一座的拦水坝，就是证明，但是问题是，力气出了那么多，大家依然饿肚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到一县，他便要文书借来县志，细细地。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县志给他增加了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扩大了他的视野。黑寿山懂得“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道理，他觉得共产党的官，最起码地要做到这一点：让人民吃饱肚子，让人民安居乐业。在烈士谢子长的故乡，那个已经被废弃了安定县旧城里，他从县志上查出了“廖公桥”这个建筑，县志中说，这是一个姓廖的县太爷治理安定时修下的。于是他要当地干部陪着他，去看这个“廖公桥”。这哪里是座桥，分明是在一条小河沟上修起的一孔窑洞！桥宽不过一丈，横跨在河沟上，将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家和川道里的人家连成一气。桥是用不规则的碎石片砌成的，经年经月，石头已经风吹雨淋，变成黑褐色。黑寿山在这廖公桥上，来来回回走了几趟，不由得感慨万端：你仅仅做了这么一点修桥铺路的好事，人民还记着你，地方志还给你留几行位置！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

在黑寿山考察的日子里，汽车所到之处，都能听到山上劳作的人们这样歌唱。陕北人将在田野上劳动的人叫受苦人，而不像别的地方叫“庄稼人”、“庄稼汉”或者种地的。

“受苦人”这三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呀！作为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干部，他热爱陕北，热爱这些淳朴的乡亲父老，他对这块土地以及她的人民怀有一种深沉的感情。那两句信天游唱得多好呀！是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这从闹红时期就开始唱红了的句子，一直唱到今天了。这些农民兄弟们一生苦苦劳作，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他们唯一的奢求，是填饱肚皮，是有“荞面饸饹羊腥汤”这样的光景好过，他们的要求并不高，那一碗“荞面饸饹羊腥汤”便是他们的全部梦想。

然而在许多年中，我们连这最基本的东西也没有能够给他们。

他想起战争年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活革命的日子。他永远忘不了，一九四七年延安七天七夜保卫战中，当他身负重伤，停在小镇的临时救护所时，一位面色黝黑的妇女，将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的情景。

后来，部队撤到陕北高原北部，他在袁家村养伤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给他的母亲黑白氏，提到过发生在小镇的这件事，提到“荞麦”这个名字。黑白氏说：“那荞麦，该不是你杨干大的婆姨吧，她也叫荞麦！按辈分说，你该叫她杨干妈才对。她救了你，这真是一种缘分！”黑白氏细细地想了想，接着又说：“肯定是她，我记得你杨干大说过，她是小镇上的姑娘；你杨干大在小镇当教书先生时，娶下她的。杨干大还有个儿子，大号叫杨岸乡，荞麦回到了小镇，不知他怎么样了，该不会失弃（失弃：方言。死了，早夭了，满世界找不着了的意思。这是民间对死亡的一种含蓄的别称，通常用于未成年人。）了吧。小山子，你该去打问打问的，去照顾一下你杨干妈，如果那杨岸乡命大，还活在人间，小山子，你要好好地招呼他，你比他大！”

再后来，大反攻的时候，他路过小镇，找到当地老乡一打问，才知道荞麦已经死了，惹得他十分伤心。关于杨岸乡，他也没能打问出什么结果来，有人告诉他，杨岸乡上了保育院，这是听荞麦生前说的。黑寿山知道，保育院后来改成了保育小学，又改成了育才小学，大撤离时，这个学校也撤出了肤施城，如今不知去向。到了肤施城后，黑寿山又四处打听，才知道育才小学已经东渡黄河，一拨去了北京，一拨去了西安，一拨又绕回到肤施，至于杨岸乡，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消息。解放以后，工作忙碌，他抽不出一点空来考虑这事；等到后来，黑白氏一死，没有人在耳畔唠叨，这事便彻底地丢在脑后了。今天，如果不是触景生情，他也不会突然从记忆的深处，拉出这些事情。

在陕北高原转了一圈，完成了一次实地考察，通过和许多人的接触，通过对几条流域的踏勘，通过对各县历史地理的研究，黑寿山的心中，已经有几分踏实了。他认为陕北地区之所以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主要在于两个“恶性循环”。

治黄委员会提出的数据表明，黄河的百分之七十的泥沙，来自陕北高原以及与其隔河相望的山西晋西北地区，黄河因此而被称为黄河。在遥远的年代里，陕北高原还是一块平整的林木茂盛的高地平原，由于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于是形成了这支离破碎的山梁山峁，沟沟壑壑，出现了山冈和平川这些概念。陕北高原每年年平均降雨量为三百毫米，但是有二百多毫米，集中在夏天的几场大雨中。倾盆大雨落在地上，砸实了的黄土，不能立即被吸收，于是变成“攻山水”，流了下来，千百条沟渠，便汇成一条蠕动着的泥浆河，注入黄河中。大雨一过，火辣辣的太阳一蒸，地皮马上就变得干裂起来。而这攻山水带走了土壤中好容易蓄积下的、或经人工施入的一点肥气，使本来就瘠薄的土地更加瘠薄。这样的土地是长不好庄稼的，春天撒上一二十斤种子，秋里收获五六十斤粮食，没有办法，农民只好拼命地开垦生荒地，荆棘林，连那些七十度左右的山坡都耕种上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达到七八亩以至十二三亩。可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温饱，粮食不够吃，于是又盲目开荒，这样，水土流失更加严重，土地更加贫瘠。

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只有下决心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改变这种“广种薄收”的局面。将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耕地，实行精耕细作，加大农业投入，努力提高农作物单产量，以满足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口粮为标准；退耕下来的这一部分耕地，开始大量种植乔木、灌木和野草，这些种植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但是在主要目的之外，它同时还会带来三个好处：一是造成小气候这些林草繁多的地区，降雨量明显增加，气候也较别的地方湿润；二是乔、灌、草本身亦具有经济价值，如果能大面积地发展果木，经济效益将会更大；三是随着林草的生长，将会刺激畜牧业的极大发展，要知道陕北高原，曾经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呀！

要解决这个“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问题，黑寿山认为它的症结，还在于增加农业投入，就是说，眼下，得有一笔可观的资金，投入到这块疲惫不堪、失血过度的土地上去。

你总不能让农民一边饿着肚子，一边等着地里长树长草，而畜牧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发展、土地的作物和化肥农药薄膜籽种等等，都需要资金。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土地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想到，只是没有把它列入问题的核心位置，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给农业输血。“现在，该是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黑寿山想，“而资金，只要多跑一跑，多想些办法，四处叩头，总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生育问题，即“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哈！你不知道这些陕北的长腰婆姨们，多么能生，记得一篇的一个女主人公说：

她真贱，不敢沾男人，一沾男人就怀，就有了双身子。陕北的婆姨们也是这样，她们有着极强的生殖能力，极发达的生殖器官，第一胎可能难生一些，到了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以至以后的生育，那简直就像撒一泡屎一样容易，说声生，圪里码嚓就屙下一个，比牛下牛犊还来得便当。有一婆姨，一年生两个，年初一个，年尾一个。她们的这种繁殖力，大约与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关，与那种古老的“生殖崇拜”观念有关。在苦难的人类历程中，在与恶劣的大自然、与瘟疫和疾病、与战争和杀戮的斗争中，人类为了保持种族不灭，唯有以这种方式进行抗争。这种情形，与动物界中那些善良的无能的兔子、没有防御能力和食物保证的老鼠差不多。兔子和老鼠是以一月一窝的令人惊骇的繁殖力和世界抗争的，这一方人类之群，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他们发达的嗓音在呐喊和歌唱，他们发达的双手在黄土地上像鸡一样刨食吃，他们发达的双脚走西口或者下南路，他们发达的生殖器官为这块土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人力资源。

当然人口的盲目出生，急剧增长，最初的责任还在那些蒙着羊肚子手巾的短腰汉们。这些受苦人，在田野上劳作时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到了夜晚，在那温馨的窑洞和暖炕上时，他们仍然强支身体，在那半月形窗户灯光的明灭中，快乐上一回。这是一块多情的土地，数不尽的民歌和酸曲已经向你论证了这一点，而按照一位县委书记的解释，这种性生活，其实也构成了陕北大文化的一部分，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夜晚，在这闭塞的一村一户被远远隔开的荒山野坬上，夫妻间的温柔，成了他们夜晚主要的文化活动。

但是在既往的年代里，由于有战争和瘟疫，由于几乎没有医疗设备，所以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是人口的发展是缓慢的。按照官方资料的统计，婴儿的成活率仅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也就是说，一个婆姨生十个孩子，通常只能养大两个到三个。但是建国以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相对提高，婴儿的出生率增加，成活率也增加，一直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于是在这块土地上，人口呈现膨胀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还以更猛烈的几何级数增长。

一九四三年期间，当时著名的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是五十万人（陕甘宁边区辖陕北高原的大部分和甘肃、宁夏与陕北接壤的一部分），而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个时间，仅陕北高原上的人口，就达到近五百万人（准确的统计数字是四百六十万）。这一块贫瘠的、精力已经耗费殆尽的土地，它如何能满足供应这五百万张嗷嗷待哺的嘴巴，难怪各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在这里屡屡发生。

在考察的日子里，无论推开哪一户农家的窑门，如果恰逢吃饭时间，看到的几乎都是满满当当的一窑孩子。这种现象令黑寿山震惊。他在一个僻远山村访问时，问这个村的村长，有没有这样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在陪同的县委书记的暗示下，村长说：“有。”就是他自己家。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村长家吃派饭。村长事先将他的一大堆孩子，打发到外边去耍，家里只留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黑寿山见了这情景，倒也喜欢，谁知吃饭的途中，从外边溜回来一个小孩，趴在村长的膝盖上，叫声“大”，要他鞠（鞠菜：陕北方言，操菜、夹菜的意思。）一口菜给她吃，这个吃完了，抹着嘴跑了，又进来一个。这样三番五次，黑寿山看花了眼。他盯着村长，摇了摇头，村长则面红耳赤，尴尬极了。在另一个村子，他还遇到这样一户人家，家里一共十三个孩子。十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高半寸，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家里穷，没有钱买碗，或者曾经买过碗，但是被这些孩子们打碎了，父亲于是从子午岭上，砍下来一棵大树，又用凿子，在树身上掏下十三个窝窝。这棵大树就横亘在窑院的台沿上，吃饭的时候，一溜十三个孩子，按大小个排列，趷蹴在大树旁边，父亲端着个盆子，母亲拿着个勺子，挨着个儿，给这些窝窝里打饭。“这是什么事呀！”黑寿山见了这情景，脸色难看地说。

这种盲目生育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越穷的地方，孩子的出生率越高，越穷的人家，生的孩子越多。相反，那些相对富裕的地方，相对富裕的人家，孩子的出生率反而低些、有节制些。

那些孩子多的人家，光景实在可怜。孩子从生下来到七八岁时，基本上不穿衣服，大的抱小的，一个哄一个，整天爬黄土坬，像放羊一样。七八岁以后，他们就该帮大人劳动了，等到十二三岁的时候，男的就成了全劳力，女的，收上两千到五千块钱聘礼，嫁到外村，然后用这聘礼，给男孩子问上一个媳妇。他们基本上不上学，在他们从婴儿到少年这一段成长道路上，家长也不必付出太多的投资；而一旦他们成人后，便是一个上等的好劳力，所以对这样的人家来说，“计划生育”这个概念，他们是无法接受的，起码不能够马上接受。他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因此也就不明白自己处境的可怜；他们自以为生活得很幸福，很满足，因此，对计划生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自己养活，政府为什么还要干预！

看来，要扭转陕北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抓住这一个恶性循环，也是一个关键。

通过这次实际考察，黑寿山对如何解决陕北地区的农业问题，虽然说不上是胸有成竹，但也可以说是有几分把握了。他在回程的路上，已经盘算开了，准备回去后，以解决两个恶性循环为重点，写一份考察报告，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如果常委们同意的话，就将这个考察报告，以市委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市直单位、各县委县政府讨论，然后在讨论的基础上，召开一次市、县、乡三级干部会议，着手部署，着手行动。

关于工业问题，黑寿山眼下还来不及考虑。“无工不富”，陕北高原的经济发展，最终的决战当然还在工业，有那么一天，工业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那就是一个讯号，标志着这里的经济开始呈现出腾飞势头。可是眼下，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在农业上，先得解决五百万人的吃饭问题，长期以来欠的债太多了，积重难返，所以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

在考察的日子里，黑寿山在一个偏僻的深山里，恰好遇到了一批勘察队员。勘察队队长、一个矮矮胖胖的关中人向他小声透露了一个秘密。陕北高原厚厚的黄土层下面，是一个大煤海，其厚度在一米至几十米不等，这样大的煤海，这样厚的煤层，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这个煤海，自北向南，呈倾斜状态，它与中国的煤都山西的大煤田相连，不过在山西的部分，距地面较浅，随后就越倾斜越深，一直到陕西的关中平原边缘，随着海拔的降低，才进入地表浅层，形成现在的铜川煤矿。因此，陕北大煤田的开发，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与煤海相依相伴而生的，是几块蕴藏量丰富的煤田和油气田。勘察队长认为，这些煤田和油气田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一亿五千万年以前的侏罗纪时代，那时陕北高原还是一块古木参天的林海，这时，从昆仑山方向吹来的黄尘，在这里堆积成一块黄上高原，从而将那些树木埋在了地下，形成了现在的丰富矿藏资源。勘察队长说，这个秘密目前还在进一步勘探，还没有向新闻界公开，属于高度保密状态，但是，他事先向市委书记同志透露一下，以便让这位地方首长，为即将到来的大开发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这个消息令黑寿山欣喜若狂。当然在表面上，他是不会露出这一点的。他看望了勘察队的全体队员，并嘱咐当地政府，要安排好他们的衣食住行，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随后，就和队长握手告别了。坐在车上，他仍然很兴奋，一面为自己亲爱的故乡而自豪，另一方面，他明白适逢天时地利人和，对于陕北高原来说，一个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

到交口河造纸厂歇脚，仅仅是出于一种偶然。他听秘书说，这里有一家市属的工厂，于是提出到这里看看。他有些累，想在这里歇一歇，轻松一下，他明白，一回到肤施城，这只驾辕的老马，就塞进套子里了，那他就得昏天黑地地忙碌了。他毕竟当了大半辈子领导了，有这方面的体会。

交口河造纸厂的领导，见新任市委书记同志，突然大驾光临，有些吃惊。按照常规，这样的视察，得先由市委办公室提前三至五天，电话招呼一下，以便让该厂在这几天，准备汇报材料，搜集数据，以应付领导同志的检查。类似这种不打招呼的突然袭击，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个厂子的一把手该倒霉了，领导这次是前来寻衅，找岔子；二是这家工厂的一把手，可能由于人们所不知道的关系，要受到重用了，领导来这个厂子仅仅是向四周放一个讯号。当然，通常，前者的可能性居多。交口河造纸厂的领导，心想自己和这位手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素不相识，也不会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推荐他的，因此迅速排除了第二种可能。于是他面带笑容，先提出汇报工作，目的是想试探试探黑寿山的口气。

黑寿山给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他告诉厂领导，他来造纸厂，纯粹是路经，没有别的意思。厂领导听了，还是半信半疑。

汇报总是要进行的，这是规矩。在车间里视察了一番后，黑寿山便回到会议室，听取汇报。

黑寿山兴趣不大地听完了交口河造纸厂的工作汇报。汇报结束，在七零八落的掌声之中，在厂领导的一再请求下，黑寿山从宏观方面，作了几点指示。他要大家认真地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要记住“全党应当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渠道来”这句话，并且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对于交口河造纸厂，黑寿山认为，目前市委的工作重点是农业，但是不久就将转向工业，所以市属的各家工厂，目前情况下，要对自己管理的企业进行研究，寻找增加效益、搞好搞活的办法。至于交口河造纸厂，他觉得，这种原材料来源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设备原始的中小企业，是否应当考虑转产问题，比如改为化工厂、化肥厂或者石油裂化炼油厂。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设想，不一定对，但是，作为一个工厂的领导人来说，应当有这个思想准备、有一定战略眼光的。

中午，厂里安排了一桌饭，招待黑寿山。黑寿山提出，他要和工人一样，到饭堂里，排队买饭吃。厂领导一再解释，纯粹是一顿便饭，严格按上级的规定，四菜一汤，也没有上白酒，只几瓶易拉罐。黑寿山摆摆手，还是拒绝了，他有他的想法，新到肤施城，第一脚一定要踩稳，要注意影响，而第一印象往往是很重要的。

排队打饭的时候，他的前边站着的，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刚才在车间里视察的时候，他曾经见到过他，在隆隆机声中，他曾经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因此现在再见到他时，也就算是认识了。

利用排队打饭这一阵工夫，他和这位中年工人交谈起来，询问他的生活情况、收入情况，并且理所当然地问到了他的名字。中年人说他叫“杨岸乡”。黑寿山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耳熟，他想他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定听到过这个名字的。说不定他认识这个人。他注意到了杨岸乡高高的颧骨，有些灰白的面皮，也觉得这面孔很熟。可惜他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脑子里塞的内容太多了，一时半刻，想不起来这位就是杨干大的儿子，就是当年杨作新死时，和他并排跪在那座黄土包前的人。

这时候挨到杨岸乡打饭了，打完饭后，下一个是黑寿山。那一桌饭没有吃，结果，厂里仍将菜中最好的一碟菜，通过这个窗口，打给了黑寿山。黑寿山是个精明人，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他有些憋气，有一种受了欺侮的感觉，不过他没有声张，他不想再给厂领导难堪了。

黑寿山原来想等打下饭后，和杨岸乡坐在一起，再拉一拉。谁知打下饭后，四下一瞅，不见杨岸乡了，倒是厂领导，也从家里，拿来一只碗，跟在黑寿山后面，打下一份饭。

“就在这桌上坐吧！”厂领导殷勤地说。黑寿山无奈，只好在饭堂的饭桌上，坐下了。

吃饭的时候，黑寿山问起他前面排队的那个人的情况。“哦，他叫杨岸乡，是个内控对象！”厂领导回答说，“不过，人还老实，工作也舍得出力气。他是十年前建厂时进来的老工人，据说到造纸厂以前，蹲过几年大狱。”厂领导简短地为他的这个工人，作了一个口头鉴定。

黑寿山听了，闷头吃了几口饭，说：“过去我们有许多事情，都办错了，或者办过头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即便是确实是有历史问题的，我们也不应歧视他们，要注意调动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厂领导听了，认为黑书记讲得很好，很有政策水平，这个杨岸乡，听说原先还是个大学生，他一直考虑，想将他调到厂部，搞个材料什么的，就是怕人说他阶级阵线不清，用了坏人，今天，有了书记这句话，他就敢放心地使用了。

黑寿山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吃过中饭后，黑寿山躺在床上，稍微迷糊了一阵，就叫起秘书，坐车回了肤施城。回到肤施以后，他立即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雄心勃勃的振兴陕北的计划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