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黑寿山在省城里，参加了省委工作会。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小组会休息的间隙，采访会议的省报、省电台、省电视台的记者，专门赶到他下榻的房间，做了专题采访。记者们要他详细地谈谈“两个恶性循环”问题。于是，黑寿山将他的考察和思考，如实地跟这些记者们谈了，谈罢之后，他深情地说：“再有四年，我就‘踩线’了。我想在离休之前，踏踏实实干几样实事，为家乡父老做几件好事。”他的话引起了这些记者们的强烈共鸣，不等会议结束，他的小组发言的内容，已经用“大会花絮”的形式，见诸报端，而电视台在新闻栏目里，给了他足足一分钟的位置。

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黑寿山，回到肤施驻省城办事处。他的秘书和司机在这里等他。他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返回肤施城去；可是，就在他刚刚进了房间，端起一杯茶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

作为肤施市委书记的黑寿山，他每天需要接的电话太多了。现代通讯设施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它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烦恼。黑寿山尤其头疼电话，它不比来信，也不比来访，在你工作正忙碌的时候，在你晚上睡眠正香的时候，在你抑或是高兴抑或是烦恼的时候，它可不管你这一套，不期而至，爱来就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伸手去接：

假如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呢？你的脑子里被应接不暇的事情塞得满满的，可是在拿起电话的那一刻，你得让脑子里的一切都暂时停止，来对付这个闯入者。因为你是市委书记，所以你必须高度警觉，任何一句哼哼唧唧，不太明确的答复，都可能为你酿成恶果。对方也许已经为你布置下陷阱，正在电话的另一头微笑呢！是的，如果是来信，你可以不必直接面对写信的本人，从容一些地处理；如果是来访，你起码在房门打开到落座的这一刻，有所思想准备，甚至以“今天的天气”、“吃了没有”之类来做开头；可是电话就不同了，你需要面对的是本人，可这又不是本人，你想以无关紧要的话来使自己缓冲一下，可是电话局在收费问题上人人平等，即使是公费，过长时间的占线也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

桌子上的电话铃响着。黑寿山有些累，几天的会议下来，比干一场力气活还累。“谁知道我在这里呢？”他有些纳闷。他的步履迟缓了一下。可是电话铃顽固地响着，声音紧促而又刺耳。黑寿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放下茶杯，伸手拿起话筒。

你在拿起话筒的一刻，是以怎样的措词开始搭话的，是以“喂”，或者“你好”，或者“哪个”，或者“谁呀”等等，这一点各人有各人的习惯，虽然这习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出现的内容。

黑寿山拿起话筒。干练的他省略了前面的虚词，首先自报家门，然后问对方是谁。于是，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愉快的声音。年轻女人没有直接回答黑寿山的话，而是卖了个关子，她让黑寿山猜猜，她是谁。“你也许会听出我的声音的！”她说。

对于黑寿山来说，这声音确实很熟悉，他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了。是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纯正、清晰、准确，好像女播音员的声音。只是，较之播音员的声音，这其间又多了一些热情和抑扬顿挫。这声音对他来说是熟悉的，终生难忘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声音和他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他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感情中最温柔的部分，其实，一直在期待着这声音，期待着它的呼唤。

但是黑寿山经历的太多了，而这一切又来得如此地猝不及防，因此黑寿山在接通这个电话的那一刻，在听到那年轻女人的话语时，他在一瞬间怔住了，没有能及时地回答。

话筒那边命运的声音继续响起来。“哦，你听不出来吗？这真叫人失望。她说过，你一听到这声音，就会立即抛弃了一切，顺着电话线，奔来的！”

黑寿山脸色苍白，他已经有几分约摸，知道对方是谁了，但是他还是不敢肯定。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要将他从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从他的雄心勃勃的振兴陕北的计划中，拖出来，拖到另外一件事情上，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让我想一想！”他用这句话，想延缓一下对方的攻势，为自己争得一点时间。

“让我背一段话给你听吗，老黑？”话筒里的声音说。说完，声音换了另外一副腔调，开始背起一个著名中的一段话来：“克利斯朵夫也知道，在他心灵深处有一个不受攻击的隐秘的地方，牢牢地保存着萨皮纳的影子。那是生命的狂流所冲不掉的。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藏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地睡着，什么也不能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她褪色的嘴唇向爱人微笑；它们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像儿童睡在母腹中一样。”

话筒里的声音吐完了它的最后一个字。当那拿腔捏调的声音，在朗诵般地讲话的时候，黑寿山就知道她是谁了，对方的话音一落，他立即紧迫地说：

“是你吗？丹娘？我听出你的声音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你还是老性格，突然闯入，就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咱们咱们有二十六年没有见面了吧！”

黑寿山说话的声音，对方听出来了。他这时的情绪大约很激动，这种激动正是对方所期待的，它缩短了二十六年的距离。话筒里的声音笑了：“刚一搭上话，你就提出那么多问题。你们男人哪！”话筒里的声音说，她到西安来，只是想见见黑寿山，她问黑寿山，还记不记得，他们经常约会的那个地方，黑寿山回答说：“记得。”话筒里的声音又说，黑寿山大约还没有忘记，最后一次约会，黑寿山失约了，她问黑寿山，还愿不愿将那次失约，弥补回来，虽然时间已间隔了四分之一世纪。黑寿山认为，还是到他下榻的这个肤施办事处来会面吧，彼此都不年轻了，没有必要那么多的罗曼蒂克，况且这座城市又大，那地方又远。话筒里的声音说，之所以选择那个地方，是出于对一段感情的尊重，对一位女士的尊重，她想黑寿山是能理解的。黑寿山点点头，认为她说得很对。

“那个地点，那个时间，你确实记得吗！”当说完这一切后，话筒里的声音，提高了音调问。

“雁塔路第一百零一棵梧桐树，晚上七点半。”黑寿山回答。

“我为母亲骄傲，你确实没有忘记她！”话筒里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我该给你的激动降降温了，”话筒里的声音又恢复了最初的愉快腔调，“我不是你的丹娘，我是丹娘的女儿丹华。黑叔叔，我和你开了一个玩笑。这样，你还愿意见我吗？”

“我来！”

黄昏来临了，是经典作家笔下那种我们年轻时才有缘一遇的美丽而奇异的黄昏。太阳收敛了它的强光，变成了一个圆圆的大球，停在了陕北高原那圆状的或条状的山巅上；一轮洁白的月亮，从终南山东南那高高的尖顶上被挑了出来，那最初的一瞬，仿佛是搁在山尖上一样。日光与月光，平分这古老的冲积平原，这富饶的渭河河谷。而位于平原中心地带的这座八水环绕的北方都城，也在这一片奇异光芒的笼罩下。

随后就是日光和月光收敛了光芒，而让位于满街的路灯与霓虹灯。这座几十里方圆的北方都城，被人类自造的光源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样。灯光除照亮了城市的旮旮旯旯以外，还直射到天空几百米的地方去，造成一片立体的光雾腾腾的情景。

一位老者踩着斑驳的树影，步履蹒跚地踏上了雁塔路。他让司机将他送到雁塔路口，就找了个托词，说，明天就要回肤施城了，司机大约还有没有办完的事情。司机领会了他的意思，开着车走了，现在，只他一个人，市委书记同志，向第一百零一棵梧桐树走去。

轻微的晚风，斑驳的树影，昏黄的灯光，倒退着的树木，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虚幻感。

而远方是朦胧的，朦胧的远方啊。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向什么地方走去，他只机械地默数着一棵接一棵的道旁树。一首歌儿在空气中颤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这样风雨兼程……”歌手公然蔑视传统的表现手法，声调轻松自由而不拘形式。这位行走者听惯了那些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因此感觉到这伴随他行走的歌声很不顺耳，不过他不能不承认，这歌声确实正在准确地表达他目前的情绪。

整整二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三年，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后，在陕北北部边缘的一个县担任团委书记。团中央在西安，在距雁塔路不远的一个地方，办了个西北团校，正是在团校里，他和那位美丽的北京姑娘认识了。他们产生了爱情，但是，这个爱情后来以悲剧形式结束。产生悲剧的直接原因，是黑寿山当时已经结婚了。既然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婚姻，那么这种婚外恋，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在那个年代里，尤其在那样严格的学校里。女主角丹娘是资本家的女儿，况且有海外关系，这更增加了事态的严重性。当黑寿山的小脚妻子，来团校大闹一场后，学校抓住这个典型，将它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想对陕北老区下来的年轻的老干部的一次腐蚀。棒打鸳鸯，这样两个人就分开了，从此各奔西东。

丹娘不等毕业，就拿了个结业证，走了。学校对被腐蚀者，这位老干部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允许他正常毕业，然后，回到他来时的那个县城。对于市委书记同志来说，这是他年轻时的一件荒唐事，而对于生活来说，这是一个陈旧而又陈旧的故事。

许多年过去了，正如丹华在电话里以拿腔捏调的声音朗诵出的那段话一样，丹娘的倩影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他觉得自己欠了这姑娘许多情分，他觉得由于自己的轻率而毁掉了姑娘的前程，而尤其令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他没能去赴那最后一次的约会。那次约会是丹娘提出来的。吃罢饭打水的时候，姑娘拎着一把壶，腋下夹着一本书在水管前面徘徊，她说了句“还你的书，某页有一张条子”之类的话，然后匆匆地走了。回到宿舍，他将书翻到这一页，看到用红笔勾出的丹华现在朗诵过的那段话，看见有一张条子。

这条子提的正是那次约会，因为丹娘第二天就要走了。但是，黑寿山没有能去，没有去的原因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当他就要走出大门的时候，班里的党小组长挡住了他，要和他谈心。长期以来，黑寿山一直惴惴不安，他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给当年的情人解释这一件事情。他想：她从此一定是看不起他了，以为他没有赴约是出于懦弱，出于薄情寡义。

黑寿山默数着梧桐树，向前走去。

城市的夜晚，是属于年轻人的。路旁的花圃的栏杆上，林荫树下，一对对青年男女，簇拥在一起，还有的紧紧依偎着，旁若无人地走在马路上，与黑寿山擦肩而过，而黑寿山只是轻轻地避开。和夜晚属于年轻人的一样，城市将它的早晨，给了老年人，当青年人还在蒙头酣睡的时候，老年人早早地就醒了，开始跑步，开始在公园里、在护城河边；在城墙顶上打太极拳或者做气功。黑寿山现在感觉到，他的出现和这夜晚的格调多么不协调，这时的老年人，大概都正在家里看电视、拉古话，而他，却搀和在年轻人的行列中，向他年轻时候的一个地方走去。但是他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不过，第一百零一棵梧桐树就要到了，而那树下，确实站着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

姑娘穿着连衣裙，或者是套裙，对于女人的服饰，黑寿山是个外行。她的两手插在裙兜里，背对着马路站着，只留给行人一个背影。她剪着短发，裙子的领开得有点低，因此露出长长的一截脖子，像一匹马一样。她和当年的丹娘多么相似呀！因此，黑寿山在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明白她是谁了。他走到树下，用一只手扶住树。

“你是丹丹华吗？”他问。

“那么，你是黑叔叔？”白色的背影转过身，微笑地望着他，并且伸出一只手来，“你好，我妈妈的朋友！”

她微笑的神情也像她的母亲。她握手的样子也像她的母亲一只手倾斜地伸过来，大拇指成为一面，四个倾斜的、靠拢的手指成为另一面，与其说和你握手，倒不如说将手伸过来，礼节性地让你一握。在这一瞬间，黑寿山简直有些惶恐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灰白的头发和满脸皱纹，他就明白，这确实是另一代，不会是他的丹娘了，他的丹娘如果此刻站在他面前，大约也像他一样，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妪了。

他们开始攀谈起来。最先涌到他们嘴边的话题，而且贯穿他们谈话始终的这个话题，当然是那个没有在场的人，由于她的因素，才产生了这场会面。但是，当黑寿山询问起故人的消息的时候，询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亲自来的时候，姑娘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她告诉眼前的这位老者，她的妈妈已经死了，死在“文革”中，那是七八年前的事。

于是这个话题霎时间变得沉重起来。

作为黑寿山来说，他曾经在他的心中，许多次地描绘过他们有一天会面时的情景，但是想不到会面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而且她本人已经作古，她打发她的代表者来进行这场谈话。为那次失约，他曾经准备了足够的解释，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她不会听见了。

“能尽量多地告诉我你的妈妈吗？她的工作，她的婚姻，她死时的情景，她的一切的生活细节。你知道，这一切对我多么重要。你知道的，我是爱过你母亲的；而且，我这一生，只有过这一次爱情，但是它却是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的。”

“我明白你的话，我的妈妈的朋友。谁说过，‘不经历一次深刻的感情，就等于空活一世’。所以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作为我的母亲丹娘来说，她这一生，也只经历过这一次，所以，她也和你同样地珍惜。朋友，她是爱你的，始终不渝地爱你，当你听我一字不错地背出罗曼·罗兰那段名言时，你就会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了。当她卧榻病床的时候，当她弥留之际，她口中反复念叨的，正是这段话。朋友，她其实是在你的陪伴下，在我的陪伴下，走完她生命的最后的日子的。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她没有提起过那场失约吗？她没有怨恨过我吗？”

“她提到过那场失约，但是没有怨恨你。她找出了各种理由，为你的失约解释，即就是你出于懦弱，没有前来，她也原谅你了。她不止一次地给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一个爱她的人；尽管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她拥有一个白马王子，而有了他，一切就足够了。她说，只要她一声召唤，不论他在什么地方，不论他干什么，他都会放弃一切，向她走来的。说着这些的时候，她仰头问我：‘你相信这些吗？’我在心中充满了怀疑，但是为了不使妈妈失望，我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装出坚定相信的样子，于是妈妈笑了。现在，黑叔叔，你果然像我妈妈说的那样，因此我从心眼儿里感激你，并且代表我的妈妈感激你。我的妈妈如果地下有知，她一定会像一个小姑娘那样地笑的。”

接着，应黑寿山的要求，丹华开始讲述丹娘的故事。

丹娘出生在北平的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她的父亲姓唐，母亲姓赵。她是家里的老大。

北平解放前夕，父母带了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去了香港，那时的丹娘，正在上初中，父母走的时候，她从家里跑了出来。她当时是学校的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北平解放后，正好西北团校招生，满腔热情的她，便报考了这所学校，来到西安。

“我妈妈那时候很漂亮吧？”丹华问。从黑寿山的眼睛中，得到证实后，她继续说：“她比我漂亮，这我知道。即就是她老了，她仍然那么整洁、利索，起居有止。她说过的，她第一次见到你时，你在校园的小路上，月光下的小路，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是的，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那是刚刚入学时候的事。知道彼此是同学，虽然还不知道姓名，就互相点了一下头。我记得，那夜月光很白，她的头发剪成当时流行的那种短发，短发的右侧扎着一个蝴蝶结，月光下像一只高雅贤淑的白天鹅。她有点羞涩地笑了一下，就侧过身走了。但是，我没有走，我注视着她的背影，一直到那背影在小路的尽头消失。那个月夜和月光下的她，便永远地贮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知道的！我能理解当时的你，妈妈的魅力你是抵挡不住的。但是我不能理解妈妈。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在茫茫人海中，在一大群崇拜者中，选择了你。你并不出众（原谅我的直率），况且你当时已经有了妻子。我自个儿曾经反复地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想穿了，年轻热情、充满了幻想的她，爱屋及乌，将自己对革命的感情，和对一个从陕北老山上下来的革命者的感情，混淆起来了。这既是她的初衷，也是她后来历经岁月磨难，而心中那种感情越来越固执、或者说越来越理想化的缘由所在。是这样吗，黑叔叔？”

黑寿山听到这里，无法回答丹华的问话，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去。

丹华也没有要求黑寿山回答的意思，她继续说：“那么，黑叔叔，你们是怎样的，你们曾有过接触，这我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请你能直率地告诉我。正像你认为丹娘后来的所有的细节对你都十分重要一样，这件事对我也十分重要。”

这些话令黑寿山稍稍有些不快。但是，他还是没有拒绝丹华的这个要求。这个姑娘能这样地提问题，大约正如她所说，有她的理由。

于是黑寿山开始讲述了。最初，他只是以一个讲述者的口吻，惆怅地回首着往事，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随着年轻时候那一幕幕情景的再现，特别是，当讲述到农历一九五三年那场春节联欢会时，他再也不能用刚才的平静口吻了。

“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次。哦，我好像此刻正在给党小组长汇报思想。事情发生在那场春节联欢会之后。”黑寿山说，“是的，防线正是从那天晚上崩溃的。放假了，同学们都回家了，你的母亲无家可回，我本来是准备回去的，可是大雪封山，公路不通，只好作罢。再说，我也不忍心将你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学校里。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我们应邀去参加了共青团举办的全市青年联欢。联欢会上，你母亲走上台去，唱了一支歌。是伊萨科夫斯基的。那年头，我们正崇拜他。不过，唱的不是他的那首著名的《喀秋莎》，而是另外一首。我不知道这歌的名字，但是我会唱。你愿意听我唱一唱吗？”

见丹华点了点头，黑寿山便用嘶哑的声音，唱起来黄昏时分，有一位青年，

他拉着手风琴，在窗前盘桓。

小伙子，你爱上哪个你就说吧，

为什么搅得满街筒子的姑娘都不安！

……

“联欢会上，她正是唱着这样一支歌。唱歌的时候，她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在所有的处于狂欢状态下的人们都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用饱含责备的目光，瞅了我一眼。

我注意到她的目光了。你知道我当时多么痛苦。联欢会散了，我们回学校去。是一个大雪初晴的晚上，满世界一片银白。我们的鞋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刺喇刺喇”的响声。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只默默无语地走着，挨得很近，手梢不时和手梢相碰。大约她滑了一下，身子打了个趔趄，于是我抓住她的手；待到她平稳以后，我松开了，谁知，就在我松开的一刹那，她反而更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人都躲在家里过年，于是我们大着胆子，手拉着手，在雁塔路上行走。

“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呀，那么白，那么静，好像整个世界都退避三舍，生怕惊扰了这两个温情脉脉的人。后来，路过一家小铺时，丹娘说她有些饿了，于是，我们要了几块面包、一瓶小香槟，就着柜台，你一口，我一口，将小香槟喝光，将面包吃光，连掉在柜台上的面包屑，都拣着吃了。最后，我们进了团校的大门。

“女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照门；男宿舍里，那时好像也只有一个我了。我陪着你的母亲，先到了她的宿舍里，那时，还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生的是木炭火张思德烤的那种木炭。我先将这里的木炭火生着了。天有些冷。‘烤一烤再走吧！’你母亲说。其实，我也实在不想走。我们围着火盆，张开手，烤了一阵，你母亲将她的北京带来的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膝盖上。可是，我终于得走了。我得回到我的男宿舍里去。当我终于艰难地站起来，将毛毯还她，迈向门口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有必要去再生一次火吗？’听到这话，我回了头。”

黑寿山的话，说到这里停了。面对一个晚辈，接下来的细节，他没有说。不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他可以说已经说得还算圆满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人这样细致地说起，他和丹娘之间的事情。当年就是党小组长再三启发，他也没有谈这些细节，他只是笼统地将责任，完全揽到自己头上，将铸成的那件错误，归咎于那一瓶香槟酒。今天，他之所以感情脆弱起来，是因为这是丹娘的女儿，还因为当事人之一已成古人，因此在谈论起它便少了几分顾忌、多了几分追忆之意。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丹华要求他说出那一切时的口吻与字眼。“这一点对我也十分重要”，敏感的黑寿山，从这句话中，似乎嗅到了点什么。

“一个缠绵的故事，一个冬天的童话。”丹华笑着说，“在我的印象中，你们这些老干部，总是扣着风纪扣，板着面孔，浑身铠甲，坚硬如铁，金刚不坏之身，想不到，在心灵深处，还有这么缠绵的一块地方。是的，也许只有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我们只看到了一半而已。那么，黑叔叔，我现在还有一个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就是，当我的母亲和你接近的时候，她是不是知道，你已经有妻子；特别重要的是，在那件事以前，她是否知道了？”

“她最初是不知道的，我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这一点。其实，当时同学中，结婚的人很多，谁也觉得自己没必要将这事对别人张扬，尤其是对一个女同学。最后，当我的感情已经不能自拔时，我明白，只有说出这件事，也许才可以造成一座屏障，终止我们的来往。

但是，当我终于鼓足勇气，在一次约会中，手扶这棵梧桐树，说出来时，她半天没有言语。

‘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再结婚？你为什么早生了那么多年？’她最后说。自那以后，她照旧我行我素，和我来往，只是，言谈举止，从此便罩上了一层不祥的气息。她是由于最初的没有设防，才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的，这责任在我，我任何时候都不想否认这一点。可是，姑娘，你为什么迫切地需要知道这些，难道，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告诉我吗？”

“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的，”丹华机智地拦住了黑寿山的话头，“我仅仅是出于一种好奇，一种对妈妈的关心。正像你也关心她一样，虽然你只是个两姓旁人。”

“两姓旁人”这个字眼刺伤了黑寿山。这个字眼表明了丹华决心将眼前的这个人拒之千里之外，也表明了她不打算告诉他什么。

说这话时，黑寿山注意到了，丹华的嘴唇闭合了，腮边的肌肉出现一种力量感。“这一点她不像她的母亲，”黑寿山想，“她的母亲总是那么温柔，温柔得近乎腼腆。她干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撞着了谁，生怕谈锋伤着了谁。”

“责任不在你，也不在她，”丹华说，“这是命运。命运是一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在黑暗中左右一切的令人恐怖的东西。既然有男人和女人，就免不了在他们中间，要有那么几场悲喜剧。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责任也许在亚当和夏娃，自从他们偷吃了禁果以后，世界就不太平了。”

他们继续交谈。为了满足丹华的好奇心，黑寿山又向她谈起了自己的妻子，谈起了当年那一场错误的结合。那是他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时的事。他的直接领导，将自己的一个堂妹介绍给他。他没有细加考虑，就同意了。他是将这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动用了当时县城仅有的一辆吉普，县妇联主任亲自担任伴娘。但是，当伴娘陪着他的平凡的妻子走下小车时，他在一瞬间翻心了。但是，在讲述这一切之后，黑寿山认真地对丹华说，当老境渐来的时候，他开始一定程度地爱上了他的妻子，他希望丹华能理解这一点。她为他生了三个男孩子。她像黄土地上那些世世代代的劳动妇女一样，将她的全部给了丈夫和孩子，有一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黑寿山罢官在家，他气得病倒了，老伴端屎端尿，端吃端喝，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侍候了他一个月。他从那一刻起被感动了，他抚摸着妻子粗糙的手，流下了眼泪。

丹华也向她的黑叔叔，叙述了丹娘后来的情况。她离开学校后，就去了甘肃，受到处分的她，已经不适宜做团的工作了，于是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当文字编辑。她在甘肃待了三年，后来联系回了北京。回到北京后，就一直在美术馆工作，担任资料员，一直到她去世为止。香港的父母亲，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发生在丹娘身上的事情，他们写来信询问，并且希望丹娘，能去香港，和他们团聚，如果她不愿意定居，能去香港，让他们看一眼也好。信中还寄来了他们以及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希望丹娘能寄一张自己和孩子的合影，给他们。丹娘见了信后，只回了一封简短的措词冷淡的信，告诉他们她生活得很好，他们听到的只是谣传而已。她也没有寄自己的照片给父母，对着从香港寄来的照片，看着弟弟妹妹的服饰，她觉得自己穿得太寒碜了，她不愿意让他们看见。她只寄了一张丹华的照片，那是丹华上幼儿园的那一天，她特意给照的。后来，丹华谈到了母亲的死亡。自然，在“文革”中，由于她的出身，由于海外关系，由于她年轻时候的那件事情，她受了不少的罪。而最严重的一次，大约是她脖子上被挂两只破鞋，游街和接受批斗。但是丹华没有谈到这些，那一切毕竟过去了，而她，也不愿提起那些，给眼前的这个人再增加内疚心情。

阅历丰富的黑寿山，自然也能想见丹华没有说出的那一切，所以他现在深深地内疚。他问丹华，她们生活得这么艰难，那么，为什么不和他联系，丹娘应该知道他的地址的。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不愿意打搅你的宁静的生活，不愿意过去的那件事再找到你！”

盘桓在黑寿山心中的那一层疑惑，现在又浮现在了他的心头。他试探地问：“丹华，在你妈死去的时候，还有什么人在她身边吗，除了你以外？”

“没有了。就我一个。”

丹华回答完这句话以后，猛然意识到了这句问话潜在的含义。她抿了一下嘴唇，瞅了黑寿山一眼。她发现黑寿山也在看着她。

四目相对时，两人的心都跳了一下。

“走一走吧，这样站着多别扭！”

在丹华的提议下，这一老一少，离开了那棵梧桐树。当他们开始行走的时候，丹华轻轻地搀住了黑寿山的胳膊。在这一瞬间，黑寿山的心中，突然涌出一种父亲般的感情。他突然明白了，这个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面前的女孩子，一定是他的女儿，是当年他和丹娘那一次错误带给世界的礼物，要不然，女孩子不会以这样的形式来找他，而在他们分手以后的那些年月，丹娘也不会那样喋喋不休地向她讲述那么多他的事情，她是在给孩子讲她的父亲呀！他能够想象得出，在离开他的这些年，她们母女所受的痛苦和屈辱。是的，他不是两姓旁人，他其实是她们的亲人，然而，当她们受苦受难的时候，当她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男人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说，在原先的谈话中，黑寿山仅仅是作为一个友人、一个故人，在倾听和感受着那些时，那么，想到这一层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生活中的介入者和责任人了。黑寿山因此而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谴责中。

黑寿山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曾经希望妻子能为他生一个，结果没有生出。他即使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想不到，这个神秘的电话，这个不速之客的造访，会带给他一个女儿。人类的感情，少了哪样都会是个缺憾，他现在体味到了一种父女之情了。但是这仅仅只是他的猜测。挽着他的胳膊的女孩子，她是知道这个秘密的，敏感的黑寿山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她没有说透谜底，也许她不屑于说透，她有理由对从没有给过她父爱的眼前的这个人表示蔑视甚至仇视。既然她不打算说出，黑寿山也不好贸然发问。

黑寿山在头脑中盘桓了半天，终于按捺不住；不过，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话题。“你今年多大了，丹华？”黑寿山问。

“你对这个感兴趣吗？”

“是的！”

“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对女孩子来说。黑叔叔，西方有一种礼节，不要去问女士的年龄，因为那是不礼貌的。”

“可是，这是在中国！”

“对不起，我就要出国了。”

“你在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不过，准确地讲，不是出国，而是去香港定居。我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明天就要走了。”

丹华见黑寿山还是不信，就简短地将香港那边的情况，大致地说了说。她自然也就谈到了她在陕北插队的情况。直到这时，黑寿山才相信了，丹华确实要走，而且这么些年来，他和他的女儿，其实是生活在同一块高原上，近在咫尺的地方。可是，生活没有提供给他照顾她的机会，现在，刚刚见到她，谁知又要得而复失了；他不能够让她走，他希望能够继续将她挽留在那个地方。

丹华不听黑寿山的劝阻，她说她的心已经走了，如果早一个月，如果没有那次凄凉的高原巡礼，她也许会同意留下来的，但是，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她的决心已经下了。

黑寿山又颇有惶惑地谈到香港。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来说，他表示了对这件事的不可理解。

丹华笑了，她说：

“出去走一走有什么不好，市委书记同志。马克思还自称他是‘世界公民’哩。我真的想走了，不独在香港，我还想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到法国英国德国，甚至到美国，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想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故乡去走一走，寻找这些巨人思想产生的原因，我想，当你漫步在泰晤士河或莱茵河边的时候，你想象着，一百多年前，一位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给人类进程带来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和行动家，曾经像你一样，也这样走走停停，那情景一定很有趣。”

丹华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黑叔叔。这是命运，记得我们今天的谈话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字眼。我也许是一个天生的漂泊者，一个在流浪中才能感觉到安宁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他们只有遵从着命运的指令行事。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不相同的，我相信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丹华犀利的谈锋令黑寿山惊异。他发现了一位可以与自己相匹敌的谈话能手，一想到这也许是他的女儿，他就在心里为她高兴。他想起自己的三个儿子，他们从来不能平等地和他谈话，即便给他们一个平等说话的机会，他们也没有能力和他进行这样深层次的交谈。

“我有保留地接受你的观点。在出国这个问题上，我不打算再饶舌了。可是，孩子，在走之前，你应当将你心中的话说完。有几次，你话到了嘴边，可是没有说出，这一点我感觉到了。”黑寿山说。

黑寿山继续说：“虽然你不愿意告诉我你的年龄，可是我知道，你的插队经历泄露了你的年龄。我接触到的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们年龄最小的也是五三年出生的。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如果你理解这是我求你的话，也可以。我明白，你在心里怨恨我，你有理由怨恨的，但是，我仍然求你……”

丹华注意到了，当说这些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呼吸有些急促，她挽着的这个胳膊也有些颤抖。在这一瞬间她注意到黑寿山已经有些苍老了，他的背已经明显地有些驼了，于是她的心中，涌出了一股有些酸楚有些怜悯的感情。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真想张口将这层窗户纸捅破，但是在这一瞬间，她想起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母亲，于是压抑住了自己的感情。

丹华换了另一种口吻，淡淡地说：“你真的想知道什么吗，黑叔叔？其实我的裙兜里，什么也没有，该掏的都掏出来了。我没有告诉你任何事，不是吗？如果你要想入非非，那只是你自己的事。

黑寿山说：“不，你已经告诉了我许多了。你的行动告诉了我，你同样激烈跳动的心告诉了我，你之所以把临走前的最后一个黄昏给我，因为我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了。我现在只是希望，你能证实这一点。”

“我不会告诉你什么的，为了妈妈，为了我。起码，今天晚上不会告诉你。这一切太突然了，对于你，对于我，都太突然。需要时间来完成彼此的互相接受，需要时间来冲刷那旧日的一切！”

“你这话的意思，实际上已经等于承认了！”

“不，我没有承认任何事情，我母亲的朋友、黑叔叔、市委书记同志！”

长长的一段雁塔路走完了。在谈话的工夫，他们从第一百零一棵梧桐树开始，倒着走，现在已经走到一个路口，走到了当初黑寿山开始数起的第一棵梧桐树下。

他们就要分手了。丹华住在一个分配到西安的同学家中。分手的时候，黑寿山提出，丹华如果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话，那么，他将感到愉快。作为丹华来说，她荆棘满布的道路上，确实有许多的事情，需要黑寿山的帮助，在就要离开的这一瞬间，她的心里甚至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她真有点不想走了，想靠在他的坚实的肩头，歇息上片刻。随之，她又坚决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对于黑寿山帮助之类的话，她也只浅浅地表示了谢意而已。后来，她记起了平头的事，于是将这个说给了黑寿山，她说她了解平头，给他解脱算了，不要再把人像煎饼一样，里边烤了烤外边，没完没了地整治了。黑寿山很认真地掏出一个小本，记下了丹华说的这件事情。“我们都叫他平头，他的大名叫金良。”丹华说。

分手的时候，黑寿山提出，第二天，用他的车将丹华送到机场去。丹华同意了。但是她提出，只车来，黑寿山不要来了，如果他硬要来，那她就不坐车，提前让同学用三轮车将她送到机场。

第二天一早，丹华走了。她坐上飞机，平稳地飞上了天空，她不知道，此刻，在黄尘升腾的陕北高原上，一个叫杨岸乡的人，正手中挥舞着一本刚刚收到的杂志，大声地问这个世界：谁是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