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黑寿山的突然光顾交口河，并没有给杨岸乡留下太深的印象。从建厂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领导，来这里视察和检查，在杨岸乡的印象中，他们都是这样，行色匆匆的。不过他觉得这个老头，态度要和蔼一些，平易近人一些。那天吃饭的时候，他也有心思，想和这位领导多拉一阵话，结果看见厂领导来了，于是他就知趣地躲开了。他不知道这是黑寿山，即便知道，他也不会知道黑寿山是谁。

杨岸乡仍然一门心思，等待着那封冒昧寄出的稿件。他掐着指头，一天一天数着天日。他这下可有事干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认为这篇被编辑屡屡退回的稿件，它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没有遇见好的编辑和好的刊物，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明珠暗投”。他认为这样的作品如果不能发表的话（尤其在总体水平并不高的中国文坛上），那就是文坛的损失，社会的损失，而且是对它的作者“花子”的不公正。

二十天以后，一封带着黄浦江潮汐味的信件，来到了交口河造纸厂。信件薄薄的，好像只有一张纸。信封上的收信人姓名，写的是“花子同志收”，收信人地址，写的则是“交口河造纸厂”，因为杨岸乡是用厂里的公用信封发去稿件的，所以，信理所当然地回到了这里。“幸运的花子！”杨岸乡连信也没有拆，就激动地说。他要去上班，他把信装到裤兜里，来到车间，疯狂地干起活来。一直干到下班。

“如果是厚厚的一沓，那就是退稿；如果是薄薄的一页纸，那就是用稿通知单！”他想。这是他昔日的经验。

杨岸乡想得不错，发表了。编辑部以压抑不住的喜悦，为他们发现这个文学新人而高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群雄四起，新人辈出，说不定在什么时间、哪个地方，突然就冒出个令全国瞩目的人物。那些三四十年代就有广泛影响的作家，那些因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而蛰伏在祖国辽阔边疆和广大农村的人们，那些“文革”中受到挫折、动荡中变得成熟的青年，还有那些“文革”中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随之又被发落到最基层最偏僻的农村的插队知青，都力图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时代的思考，慷慨地奉献出来，贡献给社会的进步。

而那时候的编辑部、杂志社，几乎都以发现文学新人为己任，以推出能引起轩然大波的作品为荣耀，那是文坛一个值得怀念的光荣的时刻，那一阵子的文坛还没有被庸俗的市侩气氛所笼罩。它呈现出一时之盛。

来信是以“尊敬的花子同志”开头的。信中说，他们编辑部传阅了这篇，尽管需要展开的地方还没有展开，结尾也似乎应当更好一点，但无疑，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命运的声音，是对已经过去了的那个年代的一份总结。

读到这里，杨岸乡失声痛哭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滴在纸上。尽管，这一切他已有所预料，但当它从预料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以后，仍然令他激动不已。温暖的南方，谢谢你！春风先绿江南岸。写信的一定是个青年人，或许是个曾经插过队的知青吧，他或她一定是在激动得难以自持的情况下写这信的。

信的末尾提出了警告。编辑部认为，作者应当立即从她所描绘的那种感伤气氛中脱身出来。这是他们刊物发的最后一篇“伤痕文学”了，时代已经呼唤那些新的，强有力的，能够左右自己命运，并且影响别人命运的新人形象了。信中说，去了解那些理想还没有泯灭、心灵还没有被荼毒的小歌唱家们去吧，去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准备怎样走完下面的路。

编辑部还要求花子珍惜自己的才华。如果她把才华浪费了，那无疑是一种罪过。“你的艺术感受力是过人的，你对素材的取舍是靠一种艺术直觉去指引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很多作家辛辛苦苦一生，也没能找到你现在的这种感觉。”

后面这些话，仿佛是给杨岸乡说的，仿佛是在含蓄地指责他。是的，当年，他也曾听到这样的话。他现在受到了猛然的一击，随之意识到一种虚掷生命的恐惧。他这时候想起了叶赛宁的两句诗，这两句诗仍然令他热泪涟涟“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念叨着这两句诗，他下意识地用手抓着自己的头发：不见有金黄的落叶落下来，倒是他的头发，有几根掉在了床单上。“叶赛宁像我这个年龄时，早已尸骸化为腐骨、坟头荒草萋萋了！”他不知为什么想到了这些。这天晚上，杨岸乡不敢再那样无所事事地闲待了，他取出了那支平时写信时才用的笔，又到会计那里吸了墨水，便在一沓旧纸上，胡乱涂抹起来。

刊登《最后一支歌》的那期刊物不久就来了。一笔相当于杨岸乡三个月工资的稿费单也来了。中配了个题图，画着一位正在电影院门口沉思的姑娘修长身材，眼神忧郁，漆黑光亮的短发，像个“门”字，匀称地框住轮廓分明的脸庞。眼睛很大，额头光洁而富丽。整齐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使得下颚的肌肉，带有一种力度的美。总之，插图上的这位姑娘，与杨岸乡在交口河小吃店遇到的那个，十分相似。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美术编辑是不会知道我在心中描画出来的花子的形象的。是中有第一人称的肖像描写吗？也没有，只言片字都没有。那么，是他们读罢后，凭借自己的艺术感觉想象出来的吗？也许是的！”杨岸乡惊讶地张大嘴巴，盯着题图，足足看了有三分钟。

其实，平心而论，题图仅仅是用碳笔，勾勒出来几根线条而已。它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这正是现代派艺术的特点。如果说这题图上的姑娘，与杨岸乡心目中的姑娘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仅仅是在发型上。大约这个时候，这种日本小姑娘式“幸子头”发型，正开始在那座大都市流行，于是美术编辑信笔一挥，将这个头型，送给了题图上的姑娘。

但是看了三分钟题图之后，接下来，杨岸乡就惶惶不安了。左手拿着稿酬，右手拿着杂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至此，他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荒唐的事情你把人家一份扔掉的稿子拿去发表了。现在，你到哪里去找花子？找见了花子，你又该对自己的这些举动作何解释？据说仅仅是据说而已，肖洛霍夫就是把人家一部《静静的顿河》的著名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去发表了。“不过，我署的是花子的名字，而且，我相信自己会找到花子的，那时候，我将解释一切。”

就在杨岸乡四处打问花子的时候，编辑部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是噙着热泪读完这篇的。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了四面回声，刊物也因此而发行量增大了、知名度提高了。

于是，编辑部给杨岸乡打来了长途电话，约他谈创作体会。他慌了，再三分辩说，这不是他写的。“那么是谁写的呢？”对方问。杨岸乡就在电话里讲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他的口才不行（一般说来，长于动笔的人总是拙于动口），还是电话里声音不清，对方笑了，说杨岸乡是在谦虚，是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他们也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作品发表了，作者本人却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声张，这往往是由于单位上压制人才，作者怕树大招风的缘故。“你们那里还是‘凡是区’，我知道的！”电话里的声音这样说。杨岸乡急了，再三分辩，可是对方已经笑着把电话挂断了。

这还不是全部。各刊物的约稿信雪片似的飞来了。他们以恭谦的口吻，希望笔名叫花子的杨岸乡同志（他们是从发表《最后一支歌》的那家杂志得悉这一情况的），能支持一下他们的刊物。他们读到了那篇令人难忘的，他们遗憾的是这篇为什么不是发在他们的刊物上。

杨岸乡开始写信给他们解释。处理这些约稿信的时候，杨岸乡有些尴尬，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有些高兴的，这是为曾经受到过冷落的《最后一支歌》高兴，为那个神秘的花子高兴，这雪片纷纷的约稿信就是对她昔日冷落的一种报偿和补充。从这一点来说，生活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

有些约稿信写得太动人了，杨岸乡真不好意思回绝。这时候他已有几篇脱稿了。写得很差，陌生了许久的这支笔，现在突然使用起来，显得很沉重，而歇息了十年的思想，现在还没能正常运转起来，从而将它强制地纳入形象思维的轨道。而就目前的水平而言，他的试笔之作甚至达不到《最后一支歌》的水平，这一点杨岸乡是十分清楚的。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随信将那些试笔之作寄去，并再三说明，如发表，请务必署上“杨岸乡”这几个字，因为和花子委实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都发表了，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赫然署着“花子”二字。杨岸乡去信询问，刊物来信说，他们约稿，就是为得到这两个字，来招徕读者，如果不这样，他们何必要费神约稿呀！

真是讲不清的逻辑。

就这样，阴差阳错，杨岸乡的笔名变成了花子。就连工厂的大大小小的人们，都知道了他们身边的这个人，原来是个文化人，而且有个十分女性化的笔名。杨岸乡哭笑不得，只得默认。老实说，连他自己也给这一切搞糊涂了。

“那神秘的真正的花子，你在什么地方？你应当看到刊物了吧？你为什么一声不吭？

你仿佛像一个玩恶作剧的人，将一个替身推到了前台，看他出洋相，而你，躲在幕后，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

这些天来，一封意料之外的信件，常常会引起他的冲动，他会拿起信，飞快地拆开，首先看最后的署名。一个事先没有预约的电话，也会引起他的冲动：“你是花子？”他拿起话筒，劈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电话里的对方，往往会嗝上半天，然后像回声一样，仍旧将“你是花子？”这句话弹回来。这回轮到杨岸乡发嗝了，停顿了一阵后，他才回过神来，无可奈何地承认他是花子。

尤其令人好笑的是，对那每天到来的旧书废纸，他都要细心地翻一遍，他还记得那篇手稿来到他手中的方式，他想：“也许，花子还会以这样的方式，给我寄信哩！”

那天，在那座有着一棵巨大的杜梨树的山岗上，丹华在杨岸乡的帮助下，埋葬了那个剪纸的小女孩，然后，背起黄挎包，蹬开大步，向山下走去。掌灯时分，她回到了她曾经插过队的那个村子。

乡亲们像欢迎一位出远门的女儿一样地欢迎她，这使她的灰色的心情得到一丝安慰。乡亲们还记得她，并且在劳动的时候，还常常谈论她，有时候，如果他们去肤施城办事，还会去丹华那个小单位，去看一看她。乡亲们用最好的饭食招待她，希望她晚上能在他们家就宿，丹华婉言谢绝了。这天晚上，她要歇息在知青窑里，她对那孔窑洞充满了感情，如同对插队生涯充满了感情一样。

那孔大窑洞是当年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专款，专门为知青点修建的。知青们全部走后，这孔窑洞就被一家农户占了。这家农户最初以为丹华是来要这孔窑洞的，起码是准备收一点费用的，所以有些不够热情，在丹华走进窑院那一刻，甚至还放出狗去咬她，后来见丹华确实是出于感情，来看一看的，没有别的意思，于是立即热情了起来，并且对自己刚才的见识短浅，表示了歉意。

“咱们这里的狗，见惯了穿烂衣服的，不咬；见了你这个穿囫囵衣服的，瞧着稀罕，就不由得汪汪两声。姑娘你别见怪！”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人还说：“你们公家人，是吃四方的人，不会总记着这孔破窑洞的，这我们知道。”

这时候新玉米已经下来了，新洋芋也下来了。主人用新玉米，为丹华熬了一顿喷香的大玉米仁。洋芋是在锅里浑煮熟的。煮熟以后，使用一个盘子，拾到了炕上。吃饭时，主人请丹华在炕上坐，这是待客的礼节。丹华不会蜷腿，主家说，你尽管伸开腿吧，权当是在自己家里。主家的婆姨还抱来一床被子，垫在丹华的背上，这样，坐起来舒服点。洋芋也十分好吃，只是，丹华不能像这家的所有人那样，将粗糙的洋芋皮也一起咽到肚子里。“哦，城里人的喉咙眼儿细，哪像我们这些乡棒！”主家婆姨说，于是她停止了吃饭，开始为丹华剥洋芋皮。

当天夜里，丹华就在这孔窑洞里，靠窗子的地方，香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她就登程上路了。上路之前，她挨门挨户，向这个村子里的干大干妈告别，因为她明白，这次一去，以后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也许，自从在交口河小吃店里，遇见那个剪纸的小女孩以后，丹华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后庄了。可是，丹华还是执意要去，她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再说，她也应当对北京的那个退休了的老研究员，有个交代才对。

她又步行了一天的山路，这天晚上歇息在了吴儿堡。她的房东是一位无法判断年龄的老妈妈。

一进吴儿堡村子，丹华就远远地眺见她了。老年妇女站在土佥畔上，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只鞋底，一边纳鞋底，一边往公路上张望。她上上下下收拾得很干净，很利索，一尘不染的样子。大襟袄的一长溜布纽扣，从下巴底下穿过胳肘窝，一直到右胯，扣得整整齐齐。她的头发梳成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短帽盖”，短发齐及耳根。当丹华向她走近时，看见了她的跟神，那眼神很单纯，很明净，宛如秋水，她的脸上，也呈现出一种孩童般的幼稚、善良，和令人怀疑是弱智的表情。两个女人后来面对面地站定了，现在丹华看清了，那眼神中，除了刚才看见的成分以外，还蒙着一层淡淡的忧伤，而现在，在认清了大路上的来客不是她所期待的人时，那忧伤中，还增添了一丝失望的成分。

“能让我在你家住宿一晚吗，干妈？我是公家人，到前面村子有点事情。”丹华说。

老年女人点点头。她从窑里，拿出个笤帚疙瘩，细细地为丹华扫了一遍衣服上、裤脚上、鞋帮上的黄尘。扫完以后，请她进屋。

等到丹华在炕沿上坐定，歇气的时候，老年女人从窑外边，抱回来一把枯树枝。她站在锅台前，慢悠悠地，开始将这些筷子粗细的枯树枝，掰成一拃长一节的引火柴。一会儿，掰了一把；她把柴禾扔到灶火里，生着了火。火旺以后，加进了几块石炭。接着，“刺啦”一声，为锅里添上了水。

老年女人的大襟袄的第三个纽扣上，系了个银色的小链子，小链子的另一头，在衣服里揣着。当老年女人俯下身子，往锅里添水的时候，丹华注意到了，那链儿的另一头掉了出来，原来那头上，系着一个沉甸甸的荷包。老年女人像怕人看见似的，随手又将荷包塞进衣服里去了。

水很快就滚开了。陕北人将烧开水叫“滚水”。老年女人端来一个茶杯，给茶杯里加了点白糖，然后用滚水冲了，放在背墙上。她用下腭示意了一下，请丹华喝水，然后，她自己又在案上忙开了。她在和面，她想给丹华做揪面片吃。

自从丹华冒昧地闯入这孔窑洞后，到了现在，这位老年女人还没有和丹华说一句话。这令丹华有些纳闷。老人不像嫌弃她的样子，这从她的脸色上可以看出来。也许她不愿意和生人说话吧！丹华想。在丹华看来，这个老人和她通常遇到的陕北婆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她好像有些神色恍惚，她干净得也似乎不合常理。“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丹华几次想问，但都不好贸然开口。而自从看见她怀中的那个荷包之后，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个老人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个荷包，也许是她的情人送的，而她在土佥畔上，那种痴呆呆地守望的样子，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人，或者就是等当年送她荷包的情人吧！

老年女人在擀面的途中，小声地唱起歌来。丹华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十多年了，因此对这方言味极重的民歌，它那大同小异的曲调和鼻音很重的吐字，能够听得清楚。她仔细地听了几句后，断定自己刚才的猜测是正确的。

老年女人在擀面杖有节奏的击打声中，悄声细语唱道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

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

半碗黑豆半碗米，

端起饭碗想起你。

端起碗来想起你，

眼泪儿滴在饭碗里。

墙头高来妹妹低，

墙头堵着照不见你。

骑红马来穿灰衣，

错把别人当成你。

想你想个灰塌塌，

人家吵咱害娃娃。

天上下雨地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青杨柳树十八条川，

出门容易回家难。

骡子走头马走后，

撂下妹妹谁收留？

长杆烟袋手对着口，

丢下妹妹叫谁搂？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窝了哥哥的好心肠。

人在外来心在家，

家里丢下个一朵花。

花想我来我想花，

领导人管得不得回家。

想你想个灰塌塌，

想你想得难活下。

我有心喝了洋烟死了吧，

知心人儿撂不下。

……

歌声到这里中断了，因为那老年女人的面条已经擀好。老年女人将面条切成二指宽的面片，然后把面片拎在手里，绕到胳膊上，来到了滚水锅前，开始用另一只手，大拇指与食指，一拽一拽，往开水锅里揪面片。水滚着，半寸长的面片，往锅里一落，立即就熟了。这种面条又叫“开花面”，意思说它的茬儿是张开着的，故而见水就熟。

丹华听得入了迷。她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这位老年妇女，竟能唱出那么美妙的歌声；而她的内心世界，竟是那么深沉而丰富，宛如一片汹涌着波涛的海洋一样，这与她静若止水的外表多么不同。如果不是偶尔听到她的歌声，那么，她一定会被她的面貌所欺骗的，以为她只是一个简单的女性。

那优美的“比兴”手法的歌词，也令丹华惊叹不已。纯文化人是无论如何也创作不出这种东叼一个具象、西抓一个象征，既有强烈的表现力，又妥帖简洁的妙语如珠的歌词的。

她本该把这歌词记录下来，可是，掏出笔和小本以后，她光顾了听歌，忘记了记录，直到老年女人已经停止了歌唱，已经把做好的揪面片，端到背墙上，示意丹华吃饭时，她才突然惊醒。

她根据记忆，哼了哼这支信天游的曲调，又甩手在空中挥动了几下，定好调儿，然后匆匆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它的曲子。上一句的曲调是b，下一句的曲调是c，四分之二节拍。记完这些后，丹华才动筷子吃饭。

“老人家，你贵姓？”丹华一边吃饭，一边问话。

那位老年妇女在回答问题时，的确显得有些精神恍惚。她眼睛磁登登地盯着丹华看了一阵。丹华只得将刚才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老人这才明白。

“姓杨！”老年妇女轻声说。声音很小，像蚊子的嗡嗡声一样。

“杨干妈，你唱得真好！”丹华的嘴很甜，“你能为我再唱一遍吗？我想记一记！”

“你都听见了，女子！”老年妇女听了丹华的话，吃了一惊，一团红晕霎时飞在了白净的脸上。接着，她害羞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那模样儿，活像个小姑娘。

任丹华反复请求，那老年妇女，是再也不唱了。心中只属于自己占有的秘密，现在被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窥见了，她有些害羞，也有些恼怒。

接着，我们的丹华又有了新的发现。她听到窑洞里，有一种“铮铮铮铮”钟表走动的声音。她下意识地往自己的腕上看了一眼，她的腕上是一块石英表，去香港时姨妈送她的，这种表没有响声。那么，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丹华的听觉，最后专注于那老年女人的胸口上了，她听出这声音，是从那胸口上传过来的。

这当然不是心脏的声音，心脏的声音只有戴着听诊器听，才会有这么响亮。那么说，在她的衣服下边，装着一块表。丹华又看见了那个银色的小链儿，她想起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戴的那只怀表。她想，那个荷包里，莫非装着一块怀表么？

到了这时候，聪明的读者一定猜到了，丹华在吴儿堡遇见的这位老年妇女是谁。是的，她正是我们久违的了那位美丽而多情的杨蛾子。

自从伤兵赵连胜走的那个早晨，自从埋葬了杨干妈的那个黄昏以后，杨蛾子便单身一人，守着这三孔寒窑过日子了。她绣了一个荷包，将伤兵送给她的那只怀表，装起来，小心地挂在胸前。怀表在“铮铮铮铮”地走着，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一直从那遥远的年代里，走到今天，但是对这位痴情的陕北妇女来说，自从丈夫走了的那个早晨，她的生命的钟点就停止走动了，永远处在那个时间状态中了。

她接下来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痴呆呆地站在土佥畔上，看着眼前的官道，注视着往往来来的行人。她期待着那个穿灰衣、骑红马的伤兵，突然在她的视野***现。她用她的整个生命燃烧起来的激情，在创作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引起丹华深深诧异的那支陕北信天游。

乡下人将杨蛾子的这种精神状态，叫“迷”了，或者叫“魇住”了，说这是三魂出窍的缘故。

她的生活，一直是靠她的侄儿杨岸乡供养着。每月十元钱的生活费，这在农村，光景算是上等的。有时候，单位上发上些劳保糖、劳保肉之类，侄儿也辗转托人，给他的姑姑带回来。

那三孔自老辈子手里传下来的窑洞，现在自然是更破旧了。窑口依然没有接上。杨蛾子在中间这孔窑洞里居住，两边的两孔偏窑仍空着。正窑的门框上，仍然挂那串红辣椒。当然不是当年的那串，当年那串，等到新辣椒下来的时候，早就吃光了，这是后来挂上去的，一年一茬。鲜艳的红辣椒串，给这破旧的窑洞，带来了几分生气。

这天晚上，丹华反复地启发和诱导，希望她的房东，这位神秘的老年妇女，能继续为她唱一遍那支信天游。丹华断定，这位老人，一定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她的头上那几十年一贯制的、大革命时期的“短帽盖”，就是明证。她断定这只怀表，肯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说不定这爱情故事，和她的那首信天游有关。她想这位老年妇女的当年的情人，说不定会是个红军的、或者八路军的指挥员，因为这只怀表，还因为她在饭前听到的信天游中，有“骑红马来穿灰衣”和“领导人管得不得回家”这两句话。从“回家”这个字眼上。丹华又想到，看来那个一去不返的指挥员，和这位陕北妇女，不仅仅是情人，说不定还是夫妻，要不然，她不会用“回家”这句话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罗曼蒂克的故事，它的浪漫成分就减弱了许多，而悲剧色彩加浓了许多。

在丹华插队的那一处地面，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短帽盖”老太婆。据说她做女孩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养伤的首长，也许正是那《大女子要汉》歌声的诱引，他们走到了一起，并且确实明媒正娶过。你道这首长是谁，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林彪。半年以后，伤不见好，于是林彪离了小山村，去苏联治病，而当他病愈归来时，回到肤施城，已经有一个娇小的叫叶群的女人在等他，于是，交口河附近那个唱着幽怨情歌的女人，便永远地留在他的身后了。给这场传奇带来重要的一笔的是，一九六六年冬，“文革”初起时，一个串连的红卫兵曾从延水关黄河渡口过河，来到这里，找到这位老太婆，交给她三百元生活费。后来，人们推测说，这个年轻人，也许就是林立果。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起码它的前半部分是不容置疑的，党史资料专家曾经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它进行过琐碎考证。

丹华不是党史资料专家，她也对那种琐碎考证没有兴趣，这个故事带给她最初的感觉，除了将眼前那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农家妇女，和那个抑或留下恶名抑或留下骂名抑或还曾经是一位天才军事家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惊愕外，就是脚下这块高原的深厚、博大、诡谲四布、玄机四伏，所带给她的惊骇之感了。

现在，在这个夜晚，在老炕上，丹华将话题转到荷包上，又从荷包转到怀表上，她希望能撬开这位老年妇女的嘴巴，希望能从她的嘴里，再听到一个与上面类似的故事。

这一次，丹华是失算了。因为一提到怀表，那老年妇女突然警觉起来。看来，这怀表一定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睡觉的时候，老年妇女虽然脱了衣服，但是她将大襟袄，叠好，压在了枕头底下。看来，她对接待这个生活中突然的闯入者，已经有几分悔意了。

不过在这天晚上，在丹华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她听到了这支信天游，并且听完了它的全部。作为那个老年妇女，她也许是睡梦中，在精神失控的状态下唱的。而丹华尽管迷糊了一阵，但是随着歌声响起，她立即被惊醒了。她没有敢翻身，更没有敢往小本上去记，她明白自己哪怕是最微小的一丝响动，都会惊动这位老人，从而令她停止了梦呓般的歌唱。

那信天游后半段的歌词是这样的：

白日里想你饭不吃，

到夜晚想你偷偷哭。

白日里想你纫不上针，

到夜晚想你吹不谢灯。

前半夜想你不吹灯，

后半夜想你翻不转身。

想你想成病人人，

抽签打卦问神神。

问大神神神不应，

倒灶的庙童刮怪风。

哥哥走了几十年，

拉上白山羊许“口愿”。

有朝一日回了家，

拉下青山羊谢神灵。

禾匋秫高来黑豆低，

想你想在阴曹地。

禾匋秫地里带红豆，

难也难在心里头。

六月黄瓜下了架，

巧口口说下哄人话。

二道道韭菜扌曾把把，

忘了你的人样忘不了你的话。

一碗碗凉水一张纸，

谁卖良心谁先死。

一碗碗凉水一炷香，

谁卖了良心就见阎王。

花椒树上落雀雀，

一对对丢下了单爪爪。

人家成双我成单，

好像孤雁落沙滩。

鹑鸽落在灰堆里，

灰的日子在后头。

丹华在老年妇女那梦呓般的歌唱声中，又沉沉睡去。她不知道那歌声后来停止了下来，还是一直喋喋不休，歌唱到第二天早晨。那歌声好像催眠曲，走了一天山路的丹华，在歌声中睡得很甜。

丹华一直睡到日上三竿的时候，才醒来。她发现她是被那老年妇女唤醒的。老年妇女已经滚好了米汤，米汤里熬上了老南瓜。她请丹华用早饭。

吃完饭后，丹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位老年妇女，她真想在这孔充满神秘色彩的土窑洞里，待上几天，认真地和这位老年妇女，培养感情，掏出她心中的那些秘密，记录下她那神奇的信天游歌词。可是，后边还有一堆事在等待着她，她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在这里羁留了。于是她扬了扬手臂，向仍然站在土佥畔上的这位杨干妈，挥手告别。

丹华来到了后庄，来到了那个剪纸小姑娘的村子，按照单位同志介绍过的方位，她找到了那架坐北向南的山坡。

三孔窑洞还在，只是门窗没有了，山坡上，只剩下三个曾经烟熏火燎过的黑窟窿。

陕北人的习惯，如果出门讨吃，觉得出去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于是在临走时，把窑洞的门窗刨下来，埋在窑门前的黄土里，啥时主家回来了，再从土里刨出来，重新安上。

这样，在主家不在的时候，门窗就不至于被人盗走或被动物破坏。

见门窗没有了，丹华明白，这家人肯定是准备在外边待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说不定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了。

对着空荡荡的山坡，她很伤感。她问村上的人，果然，人们说，这家全家起营，走南路了。

结局就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作为丹华来说，她了却了一桩心事，她想她可以对那位老研究员有所交代了。

丹华离开村子，顺着山坡，慢慢地踱上高高的山顶。四周静寂得异样，一个一个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在丽日蓝天下，缄默不语，凝重而深刻。几朵白云，那永恒的流浪者，那仿佛被上帝判定须得终生流浪的吉卜赛人一样，在天空哀恸地飘着，一任往来无定的风将它们吹向下一个目的地。而在那天与地相接的遥远的天边，那视力所及的地平线上，苍茫的山岗，横亘的云层和斑驳的阳光，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那叫“山现”，通红一片。陕北民歌中“登上山顶把妹妹看，看不见妹妹看山现”，说的就是它。

丹华在这高高的山顶上，站了很久，直到日近黄昏，“山现”出现。她的西边，是那座横亘在陕北高原西部边缘的逶迤的山脉，陕北最高的山子午岭。“山现”就是在那里出现的。太阳正在落山，红得像一个烧透的煤球，这正是诗人所津津乐道的那远山衔日的瑰丽景象。红日的更西边的地方是一簇簇黑魆魆的山脊。山脊靠红日的中间地带是一匹又一匹蓝缎子般的浮云。日头快接近浮云了，霎时间，浮云便变得金碧辉煌，显化出一处又一处的亭台楼阁，显化出杂乱错落的村镇，显化出星罗棋布的羊群，显化出宣泄奔腾的河流，显化出飞天的人物。在那辉煌的霞光中，子午岭黑色的岩石，参天的古木，甚至那些衰微的小草，都在这一瞬间异常清晰，缕缕可见，仿佛梦中情景。

传说在子午岭那隆起的鱼脊般的逶迤山脊上，有一条宽阔的、横贯高原的道路，老百姓称这条道路叫“天道”、“圣人条”，而史学家则称它为“秦直道”。这古老的神秘的道路，早已湮灭在战乱中、湮灭在时间的流程中了，它仅仅只存在于传说中、歌谣中和地方志几句简短的记载中。然而，这古老的道路，闪现在茫茫的远山，每每伴着这大自然奇异的景观“山现”，显现一下它的身姿，从而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激发出他们走出高原、走出这半封闭环境的野心。

据说法国杰出的家罗曼·罗兰，他的一部著名长卷的创作，就是源于自然景观的一次神秘启示。罗曼·罗兰在十年半是混沌半存理性的创作冲动中徘徊以后，有一天，乘兴登上山顶，抑或是看见了辉煌的日出，抑或是看见了辉煌的日落，于是，久久地酝酿在他心中的那个孤独的奋斗者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突然出现在天边，出现在那一方奇异的风景线上：那么清晰、那么逼真、那么栩栩如生。罗曼·罗兰泪流满面地向他走去，牢牢地抓住他，热烈地拥抱他，并将他变成了他的长卷中的主人公。

我们的丹华像罗曼·罗兰一样，在看见了这大自然的神秘谕示后，同样地泪流满面，耳畔产生魔笛般的音乐，心头生出无穷的幻觉。而这个匆匆的在人世间行走的身体，敏感而哀恸地接受着八面来风的身体，那所有的感觉和印象，所有的原型和细节，在这一刻，仿佛十月怀胎的婴儿正接近于分娩，等待着她给它们血肉和灵魂。那时它们将呼啸而出。但是，丹华止住了它们，她在这一刻让创造的死敌理性，重新抬头，从而将那些夺路而出急于表现的幽灵，统统地赶回到她身体中它们原来停驻的那些地方。

生活中毕竟还有许多另外的诱惑，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再说，你那渺小的声音又能给社会多少裨益呢？罗曼·罗兰固然不凡，但是，他呕心沥血创作出的那部长篇，却是孕育一九五七年中国一代右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这些可爱的幼稚的被错划成“右派”的人们现在又在接受平反，接受生活和他们开的这个玩笑。哦，罗曼·罗兰，请接受我对你的诅咒。

聪明的丹华已经或多或少地感悟到大自然的用心良苦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她没有接受抛过来的这个球，而是返身一脚，又将它踢回去了。她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在这里羁留了，她已经被寂寞的感觉压倒了，或者说打败了，她想尽快地从寂寞中逃出，而最近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情，更坚定了她远行的决心。

“地球上有些偏僻的角落，是需要那些耐着寂寞的人去填补的！”丹华想起了平头这富于哲理的话。这话对极了，是的，让那些耐得寂寞的人留在这里吧，厮守这一块土地吧，可是我得走了，我已经寂寞了十年了！

丹华一直坐在山顶，等待“山现”彻底地消失，等待暮色四合。随后，她回到后庄，她在后庄随便地找了户人家，歇息了一晚，第二天，就来到公路上，挡了一辆开往肤施城的拉盐的卡车，坐在驾驶室里，回到了单位。

回到单位后，她即着手办理前往香港定居的手续。

她将那些多年来伴随她的旧衣物，妈妈留给她的书籍，还有那些带着耻辱味道的被退回的稿件，扔了一地。那篇叫《最后一支歌》的，这次高原之行之前，她已经将那被那一家刊物的主编签了“不用”二字的第一页，撕下后重抄了，又自己糊了个牛皮纸信封，准备查上一个地址，再寄出去。这时，她看了一眼，也将它扔了。随着信封落地的声音，她感到自己获得了某种解脱。

拉拉杂杂那只白木箱子里，只装了半箱生活的必需品。

临离开肤施城的那一天，她看见传达室的老头，在她的门口探头探脑，于是用手指了指地上，她让他将这些破烂玩意儿统统拿走。

这样，我们知道了，传达室老头将那些旧书，连同那篇退稿，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最后，那些东西又到了交口河造纸厂，继而，由杨岸乡延续了那个《最后一支歌》的故事。

丹华在肤施城范围的手续，是平头帮助她办的。平头毕竟大小算一个领导，官虽不大，知名度却很高，一代知青风云人物嘛，所以在上层熟悉一些。他也要走，只是目前在接受审查，他想等审查完了再走，免得将来屁股后边留个尾巴。丹华离开肤施城的那个早晨，平头帮助她将那只白木箱子，抬上了卡车，然后依依不舍地和她告别。在告别的时候，平头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对丹华说：

“你不是委托我打问一个叫黑寿山的人吗？现在，这个人出现了。他刚刚调来肤施，担任市委书记。”

“是黑白的‘黑’吗？”丹华问，“一个很奇怪的姓！”

“是的，正是这个‘黑’。我是在办手续时，听那些部门领导说的。”

丹华点点头，算是对平头向她提供消息的谢忱。

平头还想说什么，这时，司机按响了喇叭。司机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因为从肤施城到西安，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丹华见了，再一次伸出手，说了声“谢谢”，就钻进了驾驶室。汽车缓缓地起步了。

在汽车加快速度的那一刻，丹华从车窗里探出头，冲平头挥了一下手，并且说“忘记我！”

平头觉得，那匆匆一闪的脸色很难看，而那“忘记我”三个字，好像是哪一位伟人临终前的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