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说说我那个‘省’的情况吧：三峡区域地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腹地，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85％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30个县（市）中2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市），每年拿国家财政补贴3个多亿。我这里有笔账：三峡区域1984年人均工业产值仅510元，居全国第25位，农业人均产值228元，居全国第28位。尤其严重的是全三峡区内有30％到40％的农民还处在不能温饱的地步。相当多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农民赵寿合一家，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5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财产啊，同志们！”

李伯宁说到这里已经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们哪，你们知道我在三峡库区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生活吗？”这时，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几页李伯宁刷刷刷地翻过了，然后在其中的一页上停下，“以彭水县为例，1984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户、2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岁至40岁的未婚男子达4300多人。该县有个小厂乡，全乡总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农民欠国家贷款，30％的农户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无棉衣，30％的户无棉被。有的冬天来了只能钻在玉米皮中过夜……同志们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哪！同志们！”

此时的会场上静得能听见李伯宁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长的心跳声。

“再说说三峡地区由于地质和生态环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给百姓们带来的苦难情况，”李伯宁将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后翻了几页，继续说道，“在三峡库区已发现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丝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甲状腺肿大、克山病等9种，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大、血丝虫和克山病最为严重。仍以彭水县为例，该县因地方病造成的瘫痪者达1000多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农民刘焕云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儿刘明碧今年15岁，身高只有85厘米，脚呈畸形，背弯颈硬，头不能左右摆动。孩子只要一见生人，就哭喊着救救她……那情景谁见了谁都会流泪。同志们哪！这就是我们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库区仅地方病患者就达100万人之多！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有病得不到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上不去，几十年没啥变化。可这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为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说上上上，就是不上！国家无法在这儿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峡库区的投资人均不到80元！这能干什么？能富得起来吗？同志们！”

李伯宁赤子般的声声疾呼，像串串响雷，久久回荡在金色大厅里……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哑口默然，他们都因李伯宁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震惊。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李伯宁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也纷纷过来聆听。

李伯宁干其他事一身粗气，但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有说服力，他事先特意制作了一盘从三峡库区拍摄的录像带，叫做《三峡在呼唤》，播放给代表们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几十位中央领导每人送了一份。这盘现场录制的带子，是李伯宁走了三峡库区几个月的最重要的收获，他自己录制编辑，亲自撰稿写词。

《三峡在呼唤》在中央领导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睡不着觉。”

国家副主席王震当即让秘书告诉李伯宁：“我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

“看了《三峡在呼唤》，我睡不着觉啊！”老将军在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信中感慨万千。

李伯宁的“三峡在呼唤”这一吼，着实让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是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也非资金问题，它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自从中央和邓小平着意想给三峡工程上马增加一些热度以来，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议也随之热浪滚滚。

每每此时，李伯宁是最着急的一个人。他绝不是担心自己这个“三峡省”省长的位子泡汤，而是着急能给国家经济腾飞、能使三峡区域人民脱贫的伟大工程要泡汤。

李伯宁的心思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峡库区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峡移民身上。

“不错，我是因三峡移民而当上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既然这是为三峡移民肩负起重任，我不为移民们着想，还要我做什么呢？”十几年后的今天，李伯宁依然如此说。

1985年，在三峡工程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三峡省省长”却干得正起劲。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抒发着当时的情怀：

魂牵梦绕系三峡，

风风火火贬与夸。

有幸古稀不近视，

拼将余晖献中华。

喜盼三斗彩虹出，

愿作小草绿太阳。

有关部门早期对三峡移民确定的方针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峡库区多为峡江丘陵地带，移民们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宜于种植，也容易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而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来百姓们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库淹没线下面的百姓往后面地势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后靠的山岭山地都是未开发的，能不能开发都难说。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地方适宜不适宜移民们生存。

著名的“李伯宁工程”便是在这种情况和问题下诞生的。

“就地后靠，靠到哪儿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种有果树植的地方！没地种、没果树植的地方，不是让移民们挨饿嘛！那样就谈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宁来到湖北秭归的李家坡。在这里他代表国家给该村投下了14万元作为移民“后靠”开发试点。当地农民从几公里远的地方背来石子砌成坎子，又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泥土填窝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后来农民们又在这些梯田里种上了柑橘树。农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依靠国家的支持，每亩投入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钱，之后每年柑橘亩产收入都在几千元甚至超万元。

“李家坡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的三峡移民不能光靠国家给点补偿费就完事了，只有开发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决过去移民迁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后面再加几个字：‘开发性移民’，这才是我们三峡移民的原则方向！”李伯宁对李家坡的成功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迅速在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向其他地区大力推广。

李家坡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震。这个三峡移民试点村的成功经验，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三峡开发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李家坡，“李伯宁工程”也就这样传开了。

千万别小看了“开发性移民”这五个字，它包含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我们非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

它的全部意义是：既要“移”，更要“安”，让移民们能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的实践活动啊！

新滩。长江三峡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在县级地图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却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很高的名声，几乎无人不晓。新滩的名声是与它所处的险要地段有关。它处于著名的兵书宝剑峡，上距秭归旧县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坝和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坝址分别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万里长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达10米。遥相对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键子崖，北岸是悬崖峭壁，临江屹立，三滩对峙，紧扼川江。早有《归州志》称：“楚蜀诸滩，首险新滩。

”据当地人介绍，别看新滩在长江三峡如此险要地段上，险得连猿猴都不敢鸣，但它却是峡江上一直比较富裕和繁荣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它险，过往船只到此一般都不敢贸然前进，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这儿有了商店和客栈。本地人利用险滩，吃着险滩，因为他们熟悉兵书宝剑峡的险情，所以过往的船老板们都请当地人引航，收入自然丰足。新滩人靠滩吃滩，却也饱受另一种灾难的惩罚，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险。据地质考察，新滩整个地段是块巨大无比的断裂滑坡岩层，随时可能发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场滑坡灾难降临，新滩镇“人畜所剩无几”，就连这地段的江面也断流整整82天，这是大江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录。新滩新滩，就是因为几乎过百年就要来一次彻底的消亡和重建，这个险滩因而也总是推“陈”出“新”。

新滩的险情自古被历朝历代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新滩的险情几次呈上毛主席周总理的案头。

1985年，就在李伯宁视察三峡不几日，新滩来了一次“隆重”的“欢迎”：

6月8日，新滩人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出现“扭动”。不好，灾神又来了！新滩人万分紧张。当地政府立即动员百姓撤离，省政府的命令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镇每个角落，可是百姓们不肯走。“我活了68岁没离开过这个家，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走！”杨启中老汉抱着门槛死活不走。

李伯宁得知此事后，命令部队：“传我的命令：所有拒绝撤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都给我拖出来！”

部队和民警迅速出动，终于连拖带拉地把不愿走的人全部强行地带上了车，杨启中老汉和众人在哭喊声中离开了新滩。

等全镇1371人全部撤出，5分钟后，即6月10日凌晨4时15分，六七万方岩土由山顶直泻而下，掀开了震惊世界的长江又一次断流的序幕。

山体在滑动，房屋在坠毁，整个新滩镇已经到了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几百米之下的滔滔长江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