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数十年开放的历程，并不是开放得不够，而是在开放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中国张开双臂迎来的可能不是朋友，而是窃贼和强盗。不当的开放有可能在“和平演变”和渐进式变革之中，让国家沦为新型的“殖民地”。国家的开放应当坚持“两自三有”方针——自主、自立、有理、有利、有节。

国家的相互开放是国家利益的交换和博弈。只有自主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开放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开放。当下之中国，要做的不是如何开大门户，而是如何收紧大门，防止资源和财富的外流。

§§§第一节开放的本质：国家利益的交换和博弈

国际关系的核心准则，就是国家利益；开放也只有一个核心道理，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前，“开放”一词在中国似乎成了“进步”、“发展”、“完善”的代名词，将开放美化，开放成了许多人谋取个人利益，甚至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的掩护伞、遮羞布。纵观中国开放数十年之结果，不适当的开放已经不是打开窗口“放进了几个苍蝇”的问题，而是“引狼入室”、“寄生虫附体”。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态度，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各国交流并获得经济、知识、技术的方式。因为世界政治特定的格局和全球意识形态方面的纷争，中国曾一度被排斥在开放世界大家庭之外，中国的开放也就成了一种走向世界的回归，它本身不是神圣的，也没有必要神圣化。只有符合国家利益的开放才能开放。殖民时代，列强要求中国的正是“中国的开放”，那时的“开放”，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历史上的“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侵略中国的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出现的瓜分中国狂潮中，西方列强竞相在中国租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

海约翰于1899年9月照会英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承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租借地和既得利益，各国所属口岸和铁路对一切船只货物通用现行中国约定关税率，并按同一标准收取路费。

1900年7月3日，海约翰再次照会各国，主张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这是把最初的开放“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的政策应用到整个中国，形成“门户开放”政策。

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门户封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紧接着，美国等17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进行控制，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

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之多。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是开放的，后来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1950年6月，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进攻中国。

虽然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能从历史上的“门户开放”与“门户封锁”找到开放的真实含义。开放，只是一种国家利益的交换和博弈。20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一个要求中国对美国开放，以及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的行为。

巴黎统筹委员会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美国等世界强国在战略资源控制、高技术转让的限制方面并没有根本的放松，也就是说，人家对我们不是很“开放”的。

美国的《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在中国不断扩大招商引资的同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于2007年7月26日签署了《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该法案最大的特点就是设置了更为严格的条件来限制外资收购美国资产，以此来维护美国资产和国家安全。

据称，该法案对外资进入美国予以了全方位的要求和限制，并对外资并购涉及的国家安全问题给予了全新的诠释：除传统的“国防安全”外，还包括所有“如遭到破坏或被外国人控制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系统和资产”，如银行、供水、关键技术、基础设施等。除此之外，外资并购如果威胁到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或影响美国的本土就业，都将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的监管机构使用一套几乎完全不透明和主观的标准，来确定外资并购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外国资本持股美国企业低于10%，无须经由“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基本上任何超过股权比例10%的并购交易都不可能通过审查，以致在现实中外资并购的交易都控制在10%以内。

中国金融的开放与国外的金融开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据有关专家研究，美国自1991年通过专门法案，到2007年11月8日招商银行获准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其间整整16年中资银行无一家能够进入美国市场；而与此同时，至2008年4月，有20多个国家近80家外资银行在我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数百家分行和法人机构，参股控股中国银行的外资金融机构有30多家，同时还有约150家外资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这些金融机构中，有1/3是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

对比上述美国的“开放”政策，中国应当深思。把开放神圣化是一种教条主义，甚至是“包藏祸心”，利用开放的旗帜在进行着有利于自身的交易行为，是在为错误的行为和结果辩护，是在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第二节竹篮打水的“以市场换技术”

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重要论调就是“以市场换技术”，但这个目的显然远没有达到。

2005年1月26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了《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心主任王志乐说：“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这的确让人不可思议却又不得不面对。”

这份报告客观评价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果，却也尖锐地指出了跨国公司的fdi大量增加而中国科技水平提升速度偏慢的问题。

报告还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但是fdi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地位显露垄断苗头，大量fdi的引进造成的负面影响扩大，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外资不仅没有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反而对中国的科技产生了“挤出”效应。

王志乐说：“从产业和商业化角度来说，就是国外先进科技带来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想跟它们（跨国公司）竞争就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循环始至，我们始终在技术创新上难以有所突破。”

王志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并未讳言fdi带来的负面效应：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快速发展。中国有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

§§§第三节开放引发的资源环境破坏和腐败

与外资介入中国金融产业，席卷中国财富同样恶劣的是，外资引发了中国境内大量资源环境破坏。

比如，外资以邻为壑，将产业链条中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在赚取超额利润的同时，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留给了中国。到2007年8月中旬为止，已有百事、通用、3m等90多家跨国企业被我国环保部门列入污染企业“黑名单”。

外资还涉及大量贪污腐败案件。一则来自新华网的报道称，中国在最近10年至少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或外商有关。世界银行更估计，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约500亿～800亿美元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通过这则报道，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正是开放之中，有人能够浑水摸鱼，大获其利，所以，对开放的鼓吹就被有些人大大加强了，开放的原则就放松了，甚至有人以开放之名行卖国之实。

另外，外资企业也在通过各种途径避税，将大量利润转移至国外。据有关研究，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1—4月，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

透过上面的一些事实，不难看到，外资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科技与进步，没有带来民众的富贵，反而带走了财富，带来了大量的污染；在中国的金融开放过程中，外资通过参股甚至控股中国金融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外资与国内一般企业相比，享受着优惠的种类待遇，包括税收、征地等许多方面，这使得外资与民族企业在竞争上一开始就占有了优势。这无形中压缩了民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节“自主、自立、有理、有利、有节”的开放原则

对外开放，不能是国门的洞开。不当的开放可能使国家利益通过开放的门户源源不断地流出。国家的开放应当坚持自主、自立、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自主，指中国是一个有主权和国际尊严的大国，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更不可自毁主权。在开放政策上，我们自己要牢牢掌握开放政策的主动权，而不是被别人威逼利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际政要、金融大亨、财富人物，他们利用中国人急于赢得国际尊重而政策环境普遍宽松，穿梭于中国各阶层之间。中国万不可因他们几句好话就放松警惕，轻易许诺政策和提供帮助。

自主的对外原则是国家对外一切关系的首要原则。主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保障。没有主权，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主权被剥夺的殖民历史，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流血牺牲才换来的主权绝不可弃。

自立，指必须坚持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原则，不要指望通过引进外资换得重大技术进步。类似“以市场换技术”这样的做法几乎是失败的。国家发展，不能靠一相情愿，不能靠幻想，要学习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那样的自立精神。

有理，指符合国际开放的通则，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当大张旗鼓地向美国等国洞开我们重要的金融、资源等领域时，为什么不想想人家是怎么对我们的？我们难道不知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简单的道理？

有利，指任何开放政策必须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不仅是符合国家的短期利益，还要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不能短视。看看国内的现状，无数引进外资的工业园、开发区，为了短时的一点蝇头小利，把我们无数美好的自然家园都破坏掉了，贻害子孙万代，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事吗？！

应当看到，过去中国的开放，吸引外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中国那时缺乏外币以购买国外的先进设备。但现在中国不但不缺乏外币，反而是外汇充足得要考虑其巨大储备风险，自然是绝无理由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国投资，更不应让外资投资于中国的金融产业、粮食产业和资源性产业。

有节，就是开放要有度，国家要进行干预和监督控制；对于敏感、重要的领域，宁愿不开放，少开放，或循序渐进地开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一度成了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为列强提供优厚的开放政策，那是无奈之举。

当前，中国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中国不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没有任何理由再重蹈覆辙，回归到惠外损己的开放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