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日记（45）

2007412星期四晴

今天是我们回到训练基地的第一天。

新学员很多，有100多名了，个个整齐着装，精神抖擞。我们应当为他们作榜样。早饭后晒被子洗衣服，打扫住宿的车内外卫生。中饭的伙食改善了许多，吃得很

饱。下午坐在操场上背书，休息。晚饭前分了班，我们班又新增了几名学员，我们互相介绍认识。饭后将自己的物品都搬到了车上。我们继续睡车。

今天的事很多很杂，虽不比行军累，但也不好受。这天真的有些不适应，感觉猛然换了一种生活规律，有些转换不过来。

晏紫今天下课回来脸色铁青。她是教研室主任，今天去听一个老师的课。课是必修的公共大课，应到学生109人，实到76人，缺课33人。上课铃响过了，学生们陆陆续续吃着早点喝着饮料进教室，没一个喊“报告”。上课5分钟后，3个女生喝着饮料慢慢悠悠进来，旁若无人，视教室为空空荡荡，找一个座位坦然坐下然后继续喝饮料。晏紫说我恨不得上去扇她们两耳光。

晏紫愤怒了。

可自己的儿子不也曾这样吗？

初中时，儿子迟到是家常。学校与我们家一墙之隔，学校却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课铃响过了，操场上那个背着书包吃着早点踱着方步的人永远是徐修远。

儿子四岁半返回武汉后，姥姥也经常来汉照看。上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上儿子还睡着，姥姥已在被窝里轻轻柔柔摸摸索索地给儿子套裤子穿袜子。尤其冬天，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为的是能让儿子多睡一会儿，换来的结果是儿子没有养成听铃起床自己穿衣的习惯。我和晏紫长期被儿子迟到睡懒床的痼疾困扰而束手无策，记得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儿子房间的好钟坏钟，前后左右一共放了7个。有一次反映到儿子小舅那里，小舅愤怒地说，不起床就把被子一掀，拿鞭子抽！

我没有拿鞭子抽，只是拿手打过一次。那是个冬日的早晨，姥姥将儿子的棉衣棉裤袜子都穿好了，并将他扶坐起来，儿子就是不肯下床。眼看到点，姥姥无奈，叫我去管管，我单衣薄裤去他的房间，怎么说他也不肯离开被窝。我忍无可忍，两巴掌打在他头上，一为打开他紧闭的双眼，二为发泄我的愤怒。

现在得说说儿子初中语文老师的“愤怒”了。临近中考的那个学期，有天班主任打电话让我立即去学校。我去了才知道，儿子与语文老师发生冲突，人已离校。班主任让我立即去见语文老师，并暗示我向语文老师道歉。班主任陪我下楼来到语文老师的办公室，语文老师头也不抬，不招呼也不叫坐，独自坐在桌前生闷气。我没弄清事情原委便先行道歉，连说“对不起”。语文老师这时愤怒地说，告诉你，我曾经3次想打你的儿子，最终都忍住了。语文老师随后告诉我，之所以忍住，是因为此前有血的教训。他原本在郊县的一所中学当老师，有一次刚进教室听到前排一个男生在骂他，他上前揪住学生双肩的衣服，拖出座位一把将他扔到教室门口，结果摔断了两根肋骨。

我随后四处找儿子，结果在晏紫学校工程队看电视的民工堆里找到了他，然后将他交给了班主任。

事后我听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语文老师说儿子上课时不喊“报告”就跑出教室，完全无视校纪和老师的威信尊严，但他没说儿子为什么出了教室就再没回来。儿子说，他课间打了篮球，上课后觉得手脏，跟老师“报告”了出去洗手，返回时老师从里面将教室后面的门锁上了。这里面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即儿子返回后门被反锁，一气之下他干脆不上课了。而分歧的关键在于儿子是否“报告”过。若“报告”过，同意不同意老师都会有个表态，同意了，他不会去将门反锁，没同意，儿子擅自出去，老师锁门也合乎逻辑。儿子坚持说自己“报告”过，老师说没有“报告”，我愿意倾向老师的“没报告”，又设想可能儿子“报告”声太小老师没听见。这次严重的师生冲突，当时的我无意甄别过程，对质细节，区分孰是孰非，我无条件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尊师，就是师道尊严。还因为我看得太多听得太多学生让老师尊严丧尽，老师甚至被学生殴打辱骂以至斧劈刀砍的当今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没有中间立场，没有客观公正的论理与分析。

语文老师要求儿子当全班同学的面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否则他今后上语文课时不愿见到徐修远。我同样无条件同意，与班主任一起，将各种压力压在儿子身上。儿子坚决不检讨。但不检讨就不能上学上课，且又临近中考。儿子捱过了一天又一天。那几天他疯狂地上电脑。他所有的矛盾痛苦委屈无奈只能诉诸电脑。他内心坚定地认为老师将门反锁将他关在门外是不对的，他甚至会认为他虽擅离有错，但老师更错；而作为家长的我却闭口不提老师的错。家长、老师都不认错，委屈造成的自伤只有儿子自己心知。在学校与家庭达成一致的强势面前，弱势一方的儿子终于被迫作出妥协，却仍然顽强地显示他的个性：只口头检查，不作书面检讨。语文老师见好就收，此事终于平息。

此次冲突，成为儿子学生生活的“滑铁卢”，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振作起来，直至中考，成为晏紫学校院内他的六、七个同伴中中考成绩的倒数第一。

紧张、别扭、相互冷淡、互不交流的师生关系，却在三年后的儿子高三时发生了突变；这时，儿子已经3年未踏入初中学校一步，却有天对晏紫说，我要去看看语文老师。那一刻我又惊喜又困惑。儿子找晏紫要了几样礼品去了初中学校，这时候，我才认真反思反省了我和老师、家庭和学校在那次冲突中的所言所想所作所为，感到确有对不起儿子地方。我们疏于说理，疏于沟通，疏于倾听儿子的辩说，既没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也没能意识到（意识到也听之任之），儿子作为一名曾经十分优秀的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检讨时自尊心所受的伤害。我们其实是使用强权将儿子“镇压”了。儿子对一个曾经被自己“恨”过的老师，3年后去表示敬爱之意，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境界。我们被儿子感动。相信语文老师惊愕之余也会被感动。儿子用一种真与善的方式实现了一次人与人之间美丽的和解。

而此举正是在儿子去过三纵之后。

人有时难免会对他人生出恨心，恶性深入的人培植仇恨，长久地保持仇恨，善良的人却总是将仇恨化为内心的痛苦，用痛苦替代仇恨的同时，人性得以升华，灵魂得到净化。儿子本性是善良的。

师生关系，其实应是生活教育的范畴，学校和家长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儿子是在经历了一段困苦的生活后才收获了生活教育的果实，最可宝贵的是他有了一颗宽容的心，而宽容是大境界。

大舅今天在网上给儿子留言：修远你好！看到你们在少林寺表演的各种照片，个个都神采飞扬，喜笑颜开，特别是你站在第一排的那张武打照片，简直棒极了，帅呆了，为你可喜可贺！好男儿就要这样，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怕苦，不怕累，勇往直前。从你的照片上，看到你是那么的认真、投入和自信，我真为你高兴，希望你还有更大的惊喜给我们。

我说关于“打孩子”

这是一个困难的话题，难在它备受指责又普遍存在，偶见成效又易走极端，既是无奈的选择又是见效的药方。它有时又像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棍棍棒棒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子揭瓦”，是中国传统古训，沿袭了几千年，直到近现代才渐渐淡化，但在民间仍有惯性。特别进入当代后，在学校，老师是决不能体罚学生的，国家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保护孩子不受体罚的条款。但在2009年的8月，教育部突然颁发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开始保护班主任的权利并规定了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批评处罚的权力。起因是现在老师不能打学生，学生却开始打老师甚至杀老师，发生了许多血光之灾。在家中，父母不打孩子了，孩子却开始打父母。但《规定》中没有处罚细则和可操作的配套措施，透露了教育部莫可奈何的隐衷，许多学校和老师认为这是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规定，颁了也是白颁。

究意该不该打孩子？理论上当然是不应该，赞同的观点应是极其落后陈旧甚至是违法了。然而，实际生活中它又并非适合每一个孩子（尤其是男孩。我注意到，坚决反对者的孩子多半是女孩，比如王朔，比如尹建莉），有些孩子是不打不成器越打越成器，有些孩子则是越打越没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孩子不同对待，孔子的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大约是包含了体罚的。过去的私塾先生，哪个手中没把戒尺，哪个孩子没被打过手心。惰性与生俱来，戒尺就是对付惰性的，语言说教经常是无效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说，小时候怎么也背不住《孟子》，爷爷的竹尺有天把他的手掌打得肿起放亮，他立马就背会了，受用终生。国学大家钱钟书，小时候父亲让他写一篇文章，他不用心，用字庸俗，不文不白，父亲把他痛打一顿。晚上家人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个人在大厅里又痛又羞，呜呜哭个不停。这顿打激起了钱钟书发愤读书之志，从此特别用功，最后终成一代宗师。

古人、名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近说说我三姐的女婿方宏，上海人。他兄弟三个，两个总经理，一个美国社会学博士。方宏对我说，我爸是军人，我家三兄弟都是被我爸打出来的。小弟方强最调皮，厌学，结果被打到美国成了优秀的学者。他将此“经验”延用到上外语实验小学的儿子方瑞杰身上，儿子已经很优秀了，他仍然对儿子动粗。我不忍，提醒他，打孩子终是不人道的，他听了我的话。但又说，我比我爸温柔多了，还没怎么打呢。我们三兄弟并没有因为我爸打了我们在心里留下任何阴影。

其实我很赞同王朔的话：“家庭暴力大量的是父母打孩子，这何止是不道德，纯粹是犯罪，弱者的残忍。”这是我见到的对打孩子最严厉的谴责。他将动用强权的父母斥为“弱者”——只有无能的弱者才对孩子施暴。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惨案：卢纯刚是我儿时在汉阳的邻居，由姑母抚养。他顽皮至极，以至全街巷的人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被姑母鞭抽棍打委缩在墙角的情景。几十年后的一天，我从报上看到了一则报道，一个名叫卢纯刚的父亲管教乏能，将自己的儿子倒立悬吊活活打死，而这个卢纯刚，正是年幼时那个受尽鞭打的卢纯刚。暴力会以其难以置信的力量顽强地遗传下去。

打孩子还是不打孩子，特别对于顽皮孩子的父母，这是一个问题。不少父母最终还是打了，我和晏紫也是。在儿子完全无视规矩千般劝说无效的时候，她曾和我一起联手用皮带将儿子的手脚捆将起来，但我记得那次我是吓得多打得少。我单独打过儿子几次，都是避开了晏紫和姥姥，现在回想觉得良心上很过不去。一次，7岁的儿子出门不肯走路要坐“麻木”（三轮车），眼看上课的时间就到了，百多米的路他就是不肯走，我打了他，扯住他的手一边走一边说，只要你还有两条腿，只要和我外出，只要我在走路，你永远也别想坐车！到了补课的学校，他倔犟着不肯进教室，我又打了他。一次在学校理发室理发，排队轮到他，他跑了，叫回后轮到他他又跑了，满院子飞，那次我在将他拖往理发室的途中，死力抽了他的屁股。

还有一次打，至今觉得非常对不起儿子。我用侮辱性的打制造了一个冤案，儿子蒙冤至今，想必记忆深刻。我知道自已错了，现在写出，向儿子道歉！

那时他已上初中，一天和楼下开副食店的父子发生冲突，后来我知道明显是那位父亲袒护他的儿子欺负我的儿子，我却不问青红皂白只指责儿子的不是。这是我们徐家的传统，我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无论与别人发生什么冲突，都是我们家孩子的错，并严加斥责。晚上儿子抑郁寡欢地上楼来。晏紫不在家，趁我在书房，他将一张崭新的5元钞票剪成一堆碎片，醒目地放在钢琴盖上。他是剪给我看的。我出来一眼看见，怒不可遏地冲到儿子房里问他：那钱是你剪的吗？还没等儿子反应，我一耳光将他打倒在床。

孩子分得清是非曲直，当他蒙冤受屈时，最亲的人却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对自己没有一点理解，也不了解、询问实情，他只能用剪钱这种极端的方式发泄愤懑。而来自亲人的伤害往往比他人的伤害更大，亲人更加无情地二次伤害了他。

最后一次记得是快中考了，有天我夜归已快11点，操场院子空无一人，只见儿子一人独自坐在底楼的副食店椅子上喝饮料。他经常这样，最后一个回家的永远是他。我让他上楼睡觉，然后问店老板儿子的饮料多少钱，我来付。店老板说不用付，记了帐。我惊问，他平时买食品饮料都是记帐吗？店老板说是。我问多长时间了，店老板说快半年了。我让他把帐本拿我看，果真，一笔一笔……今天的一笔是36元，本月消费总额是167元。金额后面却没有儿子的签字。我怒火烧到头上，问这些钱谁结帐，店老板说晏紫老师，一月一结。儿子还是个初中生，竟然开始签单消费，而且消费后也不签字确认，晏紫却一直不让我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付清了这月的167元，然后让店老板撕下所有的帐目，对他说，从今以后儿子不准签单消费，他若签单，父母决不付帐。儿子见状不妙早已上楼。我手捏帐单一进门将它拍在玻璃餐桌上，然后对着儿子和晏紫歇斯底里，吼叫声把楼都震动了。那天我想过打儿子，而儿子这时已经长得快有我高了，他扒开拦在我俩中间惊叫的晏紫，那意思，那阵势，一瞬间让我冷静下来。我不想自取其辱，我知道这于我是一辈子的事。我于狂怒中保持了几分清醒：这也不全是儿子的错啊。

那是最后一次最激烈的冲突。但那次我没打儿子，儿子从那以后也再没签单消费。

晏紫打儿子并不比我少，她用量衣的竹尺打，已打裂成两半。2003年6月15日我在外面考驾照，晏紫在电话中对我哭诉：她打儿子时，儿子操起剪刀对着她！这真叫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晏紫打儿子多是因为练琴。她曾经告诉我，她和薛伟小时候同练小提琴，在郑州住一个大院。薛伟练琴时，他的父亲就手拿皮带守在身后，有时候，父亲在里间抽薛伟，母亲在外屋流眼泪。结果，薛伟成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是武汉人，小时候住武昌昙华林，父亲是教授。那时的盛中国经常挨打，主要是父亲打，结果打出了后来的“中国第一小提琴家”。现在世界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就更不用说了，父亲不仅打，有次为练琴还逼他吞药、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