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6日，我去熊源职老师家，他正在写关于武汉实验外语小学的文章，他称之为“教育的范示革命”。先行者先行了，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仍在为中国的教育而鼓吹，而呐喊。我们的话题一直是教育。熊老师说，南京有个老人每天举个牌在大街上游走，牌上写着“古今中外，没有谁是拿教育赚钱的”。我说据我掌握的“情报”，许多学校为了升格为“市示范学校”和“省示范学校”不择手段，大量、大肆造假不说，还向有关部门和人员行贿或变相行贿。一但获封“示范”称号，生源骤增，各种收费立马看涨。很多“重点”或“示范”学校的校长们现在都成了老板，成了教育商，成了有权有钱而且还有官的官学商三位一体的“怪物”，他们的任务就是展开校际竞争、生源竞争和鼓动老师之间竞争，然后老师联手家长鼓动学生之间竞争，刀光剑影，刺刀见红。我说每次看到省市区以及各类重点大学、重点中学、省市示范学校对“状元”的宣传（由此催生了又一种独具特色的“状元经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伟章就此写作的长篇《磨尖掐尖》），我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反感的不是那些中了“状元”和进入名校的孩子，而是媒体刊发的照片和文字，更是每年高考录取后，举目可见的重点学校校门口以及在大马路上打出的大红横幅所显示的自己的“战绩”，当然，更是政绩。那时我就想，该校要日进斗金了！他们根本不顾及此举对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及情感伤害。

一年一度中国顶级的“状元”争夺战历年是在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之间展开，2010年在湖北省，争夺状元的奖金升到了每名四万五万。2010年高考录取后，媒体质疑北大、清华各自报出的状元人数与总数不符，数字打架。同是本年度，媒体报道，在qs世界亚洲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排在前十名之外，赶不上香港、韩国和新加坡，而两所中国的最高学府，每年是将13亿人口中的“状元”几乎全部囊括的。占有中国最多、最好的教育资源，却连亚洲前十都进不了，每年还要来一次顶级的“状元秀”，实乃中国的“状元羞”。如果来年还有“状元秀”，我以为应知耻而后改。口里都说不再搞“状元”宣传，暗里都铆足了劲欲罢不能。再说，大多数“状元”都是应试的缸里浸泡出来的，未必都身心健全，宣传他们不也在宣传应试教育吗，最高学府本应率先垂范，为中国的教改做些有益的事，怎能反向而动呢？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不被金钱驱动，在任时坚持不扩招，确保师资和教育质量不兑水；现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后，2011年尝试进行传统高考的破冰之举——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提前招收的45名学生不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学校今后还将从高二学生中招录学生，并表示将坚持试行多项改革。在此，我愿意称朱清时为中国教育的志士仁人。

和熊老师说到学生关系时，我自创了两个词：人格分级，潜敌意。

我曾经听儿子这样说过：我很瞧不起班上和一些所谓火箭班的尖子生，他们特别自私，很少人愿意用自己已经理解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尖子生都有防范心，无聊得很，我从不请教他们，宁可交白卷。晏紫也有同感，曾说据她20多年的教学观察，成绩好的学生比成绩差的学生多了一些心机，少了学生应有的一种单纯之美。

“心机”者，工于心计也。

熊老师说，据他所知，芬兰是“无竞争教育”，他们的国家和人民都认为在孩子阶段就进行竞争是不人道的。熊老师也认为，让孩子还在学习期间就开始激烈的竞争（尤其那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纯粹是教育商书商产品商从孩子和家长身上捞钱，有位教育专家说，现实是孩子还没起跑就“已经掐死在起跑线上”，我们是在“用开水浇灌祖国的花朵”）是很不人性的，将成人世界的竞争法则引入孩子的世界，是另一种“黑暗”；从这个角度与层面说，中国的孩子都生活在“黑暗”之中，成年以后，他们会继续保留童年时代恶性竞争的习性而成为性格的隐患社会的毒瘤。我说，国情不同，中国人口众多，绝难实施“无竞争教育”，这也就是相对公平的统一高考和应试教育大行其道长期难有该观的原因，这也就形成了各个民族民众素质的基本模样。

熊老师说，音乐、美术、体育、劳动、德育课等现在都成副课了，而且一直都是副课，有些学校连这些副课都不上了，太不合理。我说，不合理，但合情，合中国国情，音体美统称“小三门”，高考不考嘛。我说我听一位老师说，两所省市重点学校的校长认为高考前学生在校打篮球过多，有天碰到一起互诉衷肠，说“真想拆掉篮球架”。还有一位老师告诉我，有所中学今年将全国38套高考试卷拿来首先让老师做，老师做了学生做，结果有个老师做得晕倒在办公室门口。

熊老师说，现在高二就分了文理班（我说少数学校高一下就分了），理科班学生就完全不上政治、历史、地理课了。没有政治理念，哪有思想？缺乏历史人文知识，他们今后怎么成“人”？缺乏地球和宇宙的空间感，他们哪有想象力？我说，黄道坤老师教了多年高中历史，他说，《中学历史教学》杂志曾做了一项调查，98%的中学生不喜欢历史课，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历史老师把历史变成了尸骨架子，变成了干巴巴的、枯燥乏味的a、b、c、d选择、判断、填空题，学生怎么喜欢得起来？如果你不这样弄历史课，而是把它讲得有血有肉，让学生听得有滋有味兴趣盎然，高考时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个历史老师就会成为误人子弟的罪人。反而是年轻的老师非常适应，心安理得、一成不变的这样弄历史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应试教育教出来的。

又说到“神童”的培养。我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最后是厌学，休学，成年了找不到工作，成了家继续“啃老”。更有当年的神童宁铂2003年“成功”出家的例子。有篇报纸的头条文章，标题是《每个“神童”背后都有“偏执而变态的父母”》。我不好评论。以我的愚见，心智与身体的成长发育应是同步的，一年光阴一年人。至少，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在他的身体正在发育时透支脑力和智力（很可能也是生命）。我希望孩子能顺应自然合乎规律地学习、成长，而不是反自然反规律反季节。所以儿子不想苦拼高考要上中戏，我即表赞同。我说我做了很多错事，但至少这件事我没有做错。

“成功教育”，是我和熊老师谈得较多的内容。究竟什么叫“成功”？当下中国流行成功学比较具体、集中的指向是跻身中产阶级。但由单一的教育机制和评价机制产生的狭隘的成功学、成才观导致的人的精神萎缩以至社会道德体系的濒于崩溃，难免使之流于功利和庸俗。中国的gdp快速增长，中国人的精神“高度”却是负增长。诺贝尔奖100多年没有颁给一个中国籍的华人（和平奖除外），什么原因啊？教育出了问题，“成功教育”出了问题，精神导向出了问题。坐八望九的杨振宁教授在一次演讲会上说，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能得奖？因为他们中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做学生时考试不及格，台下哄堂大笑。不过他仍然乐观地说中国会有的，并断言20年以后。那时，先生若健在，如若中国的诺贝尔奖实现了零的突破，我们要对先生山呼万岁，如若不破，先生只是放了一枚没有实弹的礼炮。

成功教育还遮蔽了另一现实，即“成功”者终归是极少数，大量受过成功教育的人因为没有“成功”而难免备感挫折和失落，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了郁郁寡欢者和深更半夜的网上种菜偷菜人。我有过7年知青8年工人的经历，我无数次地失败过，但从未颓废过，至今也没觉得自己是成功者，皆因我从未受过“成功教育”，倒是生活给予我的从没间断的挫折教育使我变得坚韧和坚强。

学者易中天认为流行的成功学像一剂毒药，塑造出来的成功像“人造森林”，而和谐的社会既有参天大树，也有小花小草。他还说，我坚决反对培优、励志和成功学，我对励志和培优深恶痛绝，这是摧残人性。易中天的女儿易海贝从不培优，从小到大成绩优异，在同济大学连续5年获一等奖学金。

教育专家熊丙奇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名为《狂热的奥数与个性化教育》的文章中说，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教育现状就是90%的人的“教育失败”来成就10%左右的学生的“成功”。一个个学生被家长要求成为前10%的过程，就是努力证明自己“失败”、“不行”的过程。而有意思的是，家长们会把这一责任归为教育的问题，却不愿意认为自己教育孩子的观念偏差。他们笃信这样一句流行语：拥有快乐的童年，等待你的就是失败的青年、中年。

有一个现象，我以为一直是被普遍忽视的。过去的近20年，80后还没长大，正在发育，家长们关注的焦点是“一个孩子”的成功、成才，于是将这类书籍和这类教育奉为圣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连90后都成年了，“一个孩子”已经不是成功成才的问题了，而是开始出问题了，出大问题了，家长们却依然故我将成功成才类书籍和成功成才教育奉为圣经。没有哪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的父母这样如同被传销洗脑一般，对成功成才如此痴迷不知悔改。记得大约是11年前，晏紫买回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里面用铅笔和红色圆珠笔划了无数的条条杠杠，我猜她不止看过一遍，结果呢，不仅没把儿子“看”成“哈佛男孩”、“北大男孩”、“清华男孩”，倒是把他“看”去了三纵。不过我要赶紧作三点声明：1，“子不教父之过”，我要对此承担绝大部分责任；2，去三纵的结果并不比去哈佛北大清华坏；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培优”，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培优经济”也是教育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包括新兴的“家庭作业托管”），市场广阔，覆盖城乡，经济利益巨大。培优之风席卷全国，许多极其不愿让孩子培优的家长，最终还是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去——别人的孩子都“培”了，我的孩子不“培”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家长其实明知许多的“培优”只是将要上的课稍稍提前上了，那些“培”过的孩子才在班上显出“优”来。可怜了孩子们，像蒸笼里你抓我拽拼命挣扎的大闸蟹。武汉外语小学教改走在前列，我三姐的外孙方瑞杰双休日却为培优疲于奔命，我都看着心疼。不是孩子和家长要培，而是学校和老师要求培。我三姐告诉我，方瑞杰班上有个孩子培了五六门课，但有一门课他（她）因为成绩较好没培，有天老师一门课一门课问过后，在他（她）那门未培的作业本上写道：这门课，你培了吗？回家后，孩子的父母一见，立马补培了。

武汉外语小开始意识到生活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却以繁重的课业和强行要求培优剥夺了孩子童年天赋的快乐时光。培优，被政绩与经济利益的双轮驱动，疾驰不止，苦的是孩子和家长。由此，我有理由怀疑该校“改革”的纯粹性和非功利性，同时也理解他们不得不如此的隐衷。教改先行者尚且如此，余则毋须赘述了。

修远没有培优，但一直有“补课”。对此我和晏紫有分歧，我认为是变相“培优”。我反对补课理由有三：一，儿子补了会了，上课可能会不用心；二，儿子可能会放任自己的上课不懂，指望补课时解决；三，花双倍的时间学习多付学费不说，还占用了儿子娱乐的时间。儿子从初中一直补到高考。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晏紫说幸亏坚持了补课。这事有点说不清，但我内心里仍坚持认为，儿子后来的厌学，无休止的、烦心的补课是原因之一，我们和儿子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还确凿地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或优而再优，竟为培优的男老师献“身”。我甚至知道了其中诸多不堪的细节。我不能写出这些不堪。熟知“舍身饲虎”词，才知“舍身饲师”事。为师的不行礼义，当妈的奋不顾身，“师道”成了“虎道”，人兽界限不分。蒙羞的孩子啊，你的悲苦有多深？我为此征询一位老师，答曰：此类事早有发生，有家湖北的报纸还报道过，这叫“教色交易”，多了。

是我孤陋寡闻了。

一个“多了”，凉了我的心。

“医院是道德的地狱，学校是灵性的地狱”，在一次结束与熊老师的谈话时，我这样说道。说完我问此语是否太过，熊老师面色凝重，思忖有顷，答曰：何过之有？我腿骨折做手术，就送了医生5000元。现在“医药代表”仍在满世界跑，日夜忙着给医生院长送药品回扣送医疗器械回扣。

“地狱里空空荡荡，大鬼小鬼都回到了人间”，所以我们幸福得只有天堂。

我说教育其实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之所以还要说，是想为仍在掘进中的隧道加入我的一句加油声，是盼望那条漫长隧道的尽头有一天终能照进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