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愿意再回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开始时到处打倒别人，后来被别人打倒的地委副书记张民德也落实了政策。这件事情让我父亲觉得无法接受。张民德副书记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当年为了放高产卫星，他命令我父亲把农场里所有把橙子树的主根砍掉，这样，橙子树就会十倍地结出果实。我父亲对此坚决反对，并且把橙子的主根和人的脑袋相比较。张民德副书记作为上级领导，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农场里遭到反对。这个反对者不过是个科级干部而已，叫嚷声竟然比他这个副局级干部还要响亮。张民德副书记心里很不高兴，脸色像苦瓜一样。张民德是复员军人出身，平时也不好惹——大家都是当兵出身，都比较火爆——丢喇嘛钟世恒，老子撤了你的职！我父亲当时就火冒三丈，跳了起来说，撤职？丢喇嘛！老子还不刮你的屁股了呢！我父亲当众把张民德副书记骑在地上，痛打了一顿。

我父亲开溜之后，张民德命令新任的党委书记砍掉橙子树的主根。这些橙子树不到半个月，就都枯萎了。新任党委书记心急如焚，看着蔫头耷脑的橙子树，默默地流泪。他跳进了罗州江，张民德却继续在地委主持工作。当时的张民德十分革命，打倒了书记副书记好几个人之后，仍然整天想着怎么把剩下的人打成右派走资派，怎么把别人投进监狱。他东奔西走，日里万机，甚至比周总理还忙。在把常务副书记姜志民送到劳改农场之后不到一个月，张民德自己也被人打倒了，也进了劳改农场。他看到姜志民，苦笑着说，老姜，咱们又见面了。姜志民哼了一声，没有理会他。

这真是太滑稽了。张民德被打倒，是对先前被他打倒的那些老干部的辛辣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在被张民德打倒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你是个混蛋，我被你打倒了，证明我跟你不是一类人。而现在连张民德也被打倒了，让他们感到十分难以接受，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原则性，没有了是非观。打倒就打倒了吧，落实政策就该只落实那些被张民德打倒的人，而张民德就不应该落实，更何况，张民德的荒谬理论，使得国营红光农场的橙子树大面积枯死，直接经济损失达好几百万文。现在张民德一落实政策，就显得很荒唐了，他就变成了一个有功之士了，变成了一个遭到迫害的老干部了，就有了可资炫耀的本钱了。那么像我父亲和姜志民这种被张民德迫害过的人怎么办呢？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都说，都过去了，那都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没有人为此负责。我父亲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父亲拒绝被落实政策，他说，老子不给你们刮屁股了。这也许可以算作是我父亲的不合作态度，他将近三十年的党龄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就这样，我父亲从五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到七十年代末退出革命队伍，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十分奇妙的轮回：他花了十几年当上了一个小官，然后在一念之间，重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老百姓。在这个意义上，我父亲并没有比我爷爷高明多少。

拒绝落实政策之后，我父亲的老战友们就都走了。我父亲在坡脊住得十分自在，他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都不想干了。他甚至还在我们坡脊不远处一个山坳的泉眼下，顺坡而下开垦出五块农田来。最上面的第一块像斗笠大，最后一块的面积，大概有两分地大小。在上面，我们种上了葱郁的水稻。我父亲甚至还养了一头牛，五口猪和一大群鸡鸭。我父亲对此看得很开，他觉得当农民插秧，做小商贩卖豆腐，比当农场书记有意思多了。我父亲这种想法有点儿像孙悟空。孙悟空说：俺老孙不服你管了！

我父亲的政治觉悟一直很低。现在看来，他的觉悟也就是一个孙悟空的水平。

我父亲做的豆腐腻如滑脂，分量十足，价钱便宜。他发的豆芽清脆爽口，养生滋补，而且环保。他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从来不短斤缺两，也不偷工减料，既收现金还允许赊帐。他有很好的信誉，人们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购买豆制品。这使得本来就没有祖传绝活，还欺老瞒幼的夏蒸锅的生意日渐清淡，最终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你可以这么进行鲜明的对比：我们家做的豆腐润滑白腻，摸上去有如少女的柔荑，品尝起来仿佛是南海出产的极品鲍鱼，一板豆腐切起来弹性十足，光洁得像是景德镇的珍贵的白瓷，托在手上跳动不已，更为神奇的是根本就不渗水滴。相反，夏蒸锅家的豆腐看起来就像是一板烂泥，不仅淌水不止，稀里光汤尽是小洞洞眼。

这样的豆腐含在嘴里味道很次，一不小心就会吃到一团涩乎乎的石膏粉，更有甚者吃出个把蚊子苍蝇，甚至看见蟑螂耗子也毫不稀奇。我们家发豆芽十分讲究。在发豆芽之前，精心购买仔细挑选认真培养准时浇水，浇的水都是我们从水井里打上来的干净醇美的井水。这样，长出来的豆芽才肉嘟嘟肥嫩嫩洁白无暇没有一丝细根杂根，有如腻玉仿若春笋甘甜如蔗爽脆得像爆米花。夏蒸锅家发的豆芽用的是三级孬豆，随便弄些什么洗脚水洗碗水泔脚水就往上浇。他还特别黑心，非要到了半尺长才开缸卖。这些豆芽老得像老油条、长得像懒婆娘的裹脚布，硬得像铁丝，嚼在嘴巴里好像在嚼橡皮筋。这样一比，你就知道为什么夏蒸锅的生意日渐清淡，而我们家的生意一日好似一日了。

我们家慢慢地吸引了很多固定的客人，方圆几十里慕名前来要求我们做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宁愿排长队等，也不愿意去找夏蒸锅。他们的需求把我们家变成了一个整日飘香的豆腐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变成了拉磨的骡子。逢到赶集的日子，我还得负责卖凉茶。两分钱一杯，一天下来，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这几乎就是一笔巨款。就这样，我父亲和我大伯的生意拥有我们坡脊相当大的经营份额。虽然我们没有我大伯那么富有，但是一日三餐或有鱼有肉不成问题。我父亲还把替别人做豆腐剩下来的豆腐渣，外加一碗猪油渣或者一块五花肉，交给我堂妹带回家去。我八婶把这些榨干了油水，无滋无味的豆腐渣做成美味可口的佳肴。我堂弟有时候会拿回几根青萝卜，几个火筒菜，几个罐头。我八婶把持家的重担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八叔只知道在汽车驾驶室里发呆，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境况一筹莫展。

那时候的我八叔，在我父亲的眼中，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物了。

跟我父亲和我大伯蒸蒸日上的日子相反，我八叔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我父亲认为他的不切实际和胡思乱想，导致他的这种尴尬的状况。

后来，由于这么跑来跑去实在太累，赚的那么一点小钱也被乘车旅行耗得所剩无几。我八婶干脆就一个人离开了坡脊，回到县城里去做小生意。我的堂兄弟妹们也已经足够大了，他们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八婶的小生意缺乏本钱，她做得很辛苦，但是无论如何，她都能够把一些日常使用的钱带回坡脊来，交给我的堂兄弟妹们。我八婶因为要赚钱养家，不得不离开坡脊，很久我们才能够再看见她一次。我奶奶也经常将她的养老钱悄悄地送给我八叔，我八叔的日子这才勉勉强强，拖三拉四地混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懒惰，无所事事，在我八叔身上，都只是一种假象。我说过，我八叔天生是一个做大事的人，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他一定是在想着要把自己从这种困窘得境况当中解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