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迫害狂乃是一种公认的神经病。有些人总是想象别人要杀他们，监禁他们，或对他们施以某种严重的迫害。这种保护自己免遭想象中的迫害的欲望，常使他们采取暴力行为，让人不得不限制他们的自由。像其他许多种神经病一样，它不过是正常人当中某种普遍倾向的夸大。我不打算讨论它的极端形式，因为那是精神病医生的事情。我要讨论的乃是它较为温和的表现，因为这些表现常常是不快乐的原因，而且尚未发展为真正的神经病，只要患者能正确地诊断出他的病情，并且认清它的根源就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想象的他人的敌意或无情中，那么问题还可能由他自己来解决。

我们都熟悉这样一种人，有男人亦有女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总是成为忘恩负义和无情打击的牺牲品。这种人往往能说会道，常使相识不久的人对他们表示极度的同情。在他们讲述的每个单独的故事中，通常并无什么令人难以置信之处。他们所抱怨的那种虐待也无疑会发生。最终引起听者怀疑的，是受害者竟会遇到这样多的恶棍。按照概率之说，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里的不同人，一生中所受的虐待大体上是相同的。如果某个特定人群中的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受到普遍的虐待，那么原因大概在他自己，或者他老是想象自己受到种种实际上并未受到的伤害，或者他无意中的所作所为引起他人无可克制的恼怒。因此，有经验者总是怀疑那些自称永远受着社会虐待的人由于渴望同情心，他们很容易使那些不幸者确信人人都在欺负自己。事实上，这种烦恼是难以克服的，因为表示同情与不表示同情都会增加烦恼。当倾向于迫害狂的人发现一个厄运故事被人相信时，他会把这故事渲染得极其逼真；而另一方面，当他发现人家不信时，他只是又有了一个遭人虐待的例子。这种病只能靠理解来对付，并且这种理解若要生效，必须传达给患者。在这一章里，我的目的是提供几种一般的反思法，每个人都能借此在自己身上发现迫害狂的因素（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为其所苦），并且一旦发现，便能加以排除。这是赢得快乐的重要组成，因为我们若觉得人人都在虐待我们，那就决不可能快乐。

不合理性最普遍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流言飞语所持的态度。很少有人能避免去说熟人的坏话，有时连朋友的坏话都说。但当人们听到有关自己的流言飞语时，他们便会感到惊讶和愤怒。他们显然从未想过，别人议论自己正如自己议论别人。这惊讶和愤怒还算是一种温和的表现，倘若扩大，就会导致迫害狂。我们对自己总是有着温柔的爱心和深切的敬意，我们也期望别人对我们如此。我们从未想到，我们不能期望他人待我们胜于我们待他人，而我们所以想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优点既多且明显，而他人的优点，如果有的话，也只会在极慈悲的眼光中闪现。当你听到某人说你什么坏话时，你只会记得你有99次未对他作出最正确、最应有的批评，却忘了第100次时你在无意中说过你自信对他恰如其分的话。你会想，难道这就是对你长期克制的回报？然而在他看来，你的行为恰如你眼中的他的行为；他全不知你三缄其口的次数，只知道你确实开口的第100次。假如我们有一种能看出彼此想法的魔力，那么我猜想的第一种后果是，几乎所有的友谊都将解体；然而第二种后果倒是再好不过，因为没有友爱的世界令人无法忍受，所以我们应当学会彼此相爱，而无须制造假象来欺骗自己，说我们不曾以为彼此完美无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都有缺点，但总的说来并不失为我们喜欢的人。然而，我们不能容忍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期望他们认为我们与他人不同，乃是完美无缺的人。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缺点时，我们往往把这一明显的事实看得过于严重。谁也不应希望自己完美无缺，也不应因为自己并不完美而过于烦恼。

迫害狂的病根在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假定我是一个剧作家，在所有无偏见者的眼中，我显然是当代最杰出的剧作家。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我的剧本很少上演，即便上演，也不成功。这种奇怪的情形该如何解释呢？显而易见，是经理、演员和评论家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合在一起跟我作对。当然，其原因使我感到无上荣光：我曾拒绝向戏剧界的大人物屈膝，我不愿奉承评论家，我的剧本含有许多能够击中要害的真谛，凡被击中者，肯定受不了。正因为如此，我的超常的价值才难以得到承认。

还有从不能使人对他发明的价值加以检验的发明者：制造者墨守成规，不理会任何革新，而少数进步人士又拥有他们自己的发明者，因此总是不让未成名的天才加入；尤其令人费解的是，那些学术团体竟将你的手稿遗失，或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向个人的呼吁又总是没有回音。这种情形该做何解释呢？显然是有些人密切勾结着，想把发明所带来的利益在自己内部瓜分；那些不跟他们一伙的人则无人问津。

然后还有这样一种心怀不满的人，他的不满确有事实根据，但他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开去，认定他个人的不幸提供了了解世界的钥匙。例如，他发现了一些有关秘密组织的黑幕，但为了政府的利益，这些黑幕历来是秘而不宣的。他无法公布自己的发现，连最高尚的人物也袖手旁观，不肯来纠正令他义愤填膺的劣行。至此，事实与他所说的并无出入。但是他所遇到的挫折给他的印象之深，他确信一切当权者都在全副身心地致力于掩盖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势之所在。由于他的观察确有真实之处，所以他的这种信念特别牢固；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所给他的印象之深，自然要超过他没有直接经历的大多数事情。这使他产生错误的判断，以致过于重视那些也许是例外而非典型的事实。

另一类常见的迫害狂的牺牲品，是某种慈善家，他总是违反对方的意志而施惠于人，一旦发现人家并无谢意，便感到惊讶与愤然。我们从善的动机很少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纯洁。权力欲总是在暗中为害；它有许多伪装，并且常常成为我们对人行善时的快乐之源。行善之举还常掺有其他成分。对人“行善”通常总要剥夺他人一些快乐：或是饮酒，或是赌博，或是闲散，或其他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掺有典型的社会道德成分，即我们为保持朋友的尊敬而不得不避免的罪恶，他们倒可以去做，这使我们不免产生忌妒。例如，那些投票赞成禁烟法（这种法律在美国的若干州里曾经或依然存在）的人，显然不是吸烟者，因此别人从烟草中得到的乐趣对他们则是痛苦之源。如果他们希望从前的烟鬼们能派代表来感谢他们帮助自己摆脱恶习，那他们准会失望。于是他们便会想，自己为了大众的幸福献出了一切，而那些最应当感谢他们的人，竟最不懂得感谢。

同样的情形也可见诸女主人对女仆的态度，因为女主人总在监护女仆的道德。但现在仆人的问题已变得十分尖锐，以致对女仆的这种慈爱也越发少见了。

在政界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政治家逐渐集中所有的精力，以期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这使他摒弃安逸，进入公共生活的领域。当人们转而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对人们的无情感到吃惊。他从未想到他的工作除了为公以外还有别的动机；从未想到控制局势的乐趣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他的活动。讲坛上和党报上用惯的套话在他心目中逐渐变成了真理。在社会抛弃他之后，大失所望且充满厌恶的他也会抛弃社会，并且后悔自己竟做了一件像追求公众福利那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上述例证引出四条概括性的格言，如果这些格言的真谛被充分理解，则足以防止迫害狂的出现。第一条是：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总像你想象的那么有益于他人。第二条是：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价值。第三条是：不要期望他人能像你那样注意你。第四条是：不要以为多数人都在设法迫害你。我将依次解释这些格言。

怀疑自己的动机对慈善家和行政官尤为必要。这类人总在想象世界或世界的某部分应该如何，他们觉得，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在实现他们的想象时，他们将给人类或其中的一部分以恩惠。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其行为影响的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来想象他们所需要的社会。当权者确信他的想象是对的，而相反的想象则是错的。但是这种主观的确定性并不能证明他在客观上也是正确的。何况他的信念往往只是一种伪装，其实质是他看到自己带来的变化而感到快慰。除了权力欲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机，那就是虚荣心，它在这类情形中的作用是强有力的，拥护议会的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在此我是根据经验说的——听到选民讥笑他只是渴望在名字前加上“国会议员”的头衔，定会感到吃惊。当争论结束并有时间思索时，他会想到选民的讥笑也许不无道理。理想主义给简单的动机穿上奇特的外衣，因此现实中某些玩世不恭的讥笑对我们的政治家非常适合。传统道德总在向人们灌输利他主义，其程度是人类天性难以达到的，而那些以美德自豪的人却常常自视达到了这个无法达到的理想。甚至最高尚者的绝大多数行为也具有利己的动机，但这也并非令人遗憾，因为若不如此，人类便无法生存。一个总是关心他人进餐而忘了自己进餐的人，定会饿死。当然，他可能只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与邪恶争斗所必需的精力而进餐，但以这种动机吃下去的食物能否消化，尚属疑问，因为如此刺激出来的唾液是不够的。因此，一个人为了口福而进餐，要比仅仅为了公众利益而进餐好得多。

适用于饮食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有借助于一定的兴趣才能胜任，而兴趣若无某种利己的动机，则很难产生。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将那种关心在生物上与己相关者的动机，如保护妻子儿女免遭伤害的冲动，也纳入利己的动机之列。这种程度的利他主义是正常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传统道德所宣扬的那种程度并不是，而且绝少真正达到。因此，那些希望能以自己的美德为自豪的人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那种不大可能达到的无私程度，结果追求圣洁的努力便与那种极易导致迫害狂的自我欺骗联系起来。

四格言中的第二条，即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价值，在涉及道德的那方面，可为我们已说过的那些话所包括。但是道德以外的价值同样不可高估。剧本始终不受欢迎的剧作家，应当冷静考虑它们是坏剧本的假设；他不应认定这种假设不能成立。如果他发现这假设与事实相符，他应当像运用归纳法的哲学家那样去接受它。诚然，历史上确有怀才不遇的例子，但比鱼目混珠的例子要少得多。如果一个人是时代不予承认的天才，那么他不顾他人漠视而坚持自己的道路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个务虚荣而自大的无能之辈，那他还是不坚持为好。如果一个人因创造了不受赏识的杰作而苦恼，则无法知道他属于两者中的哪一种。如果你属于前者，你的坚持是悲壮的；如果你属于后者，你的坚持便是荒唐的。当你死去100年后，才有可能猜出你属于哪一种。目前，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天才，而你的朋友们却不这样认为，则有一个虽不绝对可靠但却极有价值的检验法可以应用。那检验法是这样的：你进行创作是因为你感到迫切需要表达某些观念或情感呢，还是出于对赞美的渴望？就真正的艺术家而言，对赞美的渴望尽管很强烈，毕竟处于第二位，这就是说，艺术家愿意创造某种作品，并且希望作品受到赞美，但即使受不到赞美，他也不会改变他的风格。而另一方面，那种以渴望赞美为基本动机的人决无内在的力量促使他去寻求一种特殊的表现，因此他做此事与做某种截然不同的事情毫无二致。这种人若不能凭自己的艺术赢得赞美，还是作罢为好。一般说来，无论你从事何种专业，如果你发现他人评价你的能力不像你自己评价得那样高，切不可断定错误的是他们。如果你这样想，你也许会轻易相信人们在密谋贬低你的价值，而这种信念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承认你的价值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高，一时可能是很痛苦的，但这是有穷尽的痛苦，等它过去之后，快乐的生活又会成为可能。

我们的第三条格言是，不要苛求他人。有病的女人惯于期望女儿中至少有一个完全牺牲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婚姻以尽服侍之责。这是期望别人具有不合理的利他之心，因为利他主义者的损失远比利己主义者的收获为大。在你和他人的一切交往中，尤其是和最亲近者的交往中，重要而又不易做到的是，要记住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你的角度看人生。不应指望任何人会为了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主线。有时可能也会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使最大的牺牲出于自然，但若不是出于自然，就不应做此种牺牲，而且谁也不应因此而受责备。人们对他人的抱怨，往往只是天生的私心对超出了正常范围的贪心的合理反应。

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条格言是，别人对你的考虑总要少于你对你自己的考虑。迫害狂患者总以为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设法伤害他这个可怜的狂人，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和兴趣。同样，迫害狂症较轻的人也以为人家的一切行为都与自己有关，而其实并不然。当然，这种念头能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假如他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说，这也许是真的。英国政府的行动在许多年里都主要旨在挫败拿破仑。但若一个并不特别重要的人物猜想别人总在算计他，则纯属疯子之举。假设你在某次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另几位演说者的照片出现在报刊上，而你的则不然。这应如何解释呢？显然不是因为别的演说者被认为比你重要，而一定是因为报社的编辑特意吩咐不让你露面。可他们为何要这样吩咐呢？显然是因为他们慑于你的极端重要。这样，你的照片的未被采用，从轻视变为微妙的敬重。但是这种自欺并不能使你获得稳定的快乐。你内心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并且为了尽量瞒住你自己，你将不得不发明越来越荒唐的假说。强使自己相信这些假说，势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况且由于这些假说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你是社会普遍仇恨的对象，它们只是通过让你忍受一种十分痛苦的感觉，即你与整个社会对立，来保全你的自尊。建立在自欺之上的满足是不稳定的，而真理无论是何等的令人不快，最好还是正视它，习惯它，并依照它去建立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