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人的思想及其身体的运动，遵循着与星辰和原子运动所遵循的完全一样的法则。与人相比，物质世界是大的——比在但丁时代人们所想象的要大，但是并不像100年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大。无论上下，抑或大小，科学似乎都在接近极限。人们认为：宇宙在空间方面是有限度的，光用几百兆年可以环绕它一圈。物质被认为是由电子和质子组成，其大小有一定限度，其数量在世界上亦有一定限度。电子和质子的变化也许并不像人们过去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这种间断不会少于某种最低限度。其变化的法则显然可以归纳为几项通则，当世界历史的任何微小部分被知道时，这些通则即能推断世界的过去与未来。

自然科学正这样接近它的完成阶段，因而也是无趣味的阶段。假定存在着控制电子和质子运动的法则，剩下的便不过是地理的——表明特定事实在世界历史某部分之分布的汇集。用以确定世界历史的地理事实的总量或许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说，它们可以统统记入一部大书，存放在索美塞得宫里，接上计算机，只需按下键子，便能使询问者找到别处所未载的其他事实。很难想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无趣味，或更不同于不完全发现的喜悦。这就像攀登一座高山，山顶上除了一家饭馆再无它物，饭馆里出售姜汁啤酒，四周大雾弥漫，但又备有无线电装置。而在阿美斯时代，乘法表或许便能使人们兴奋不已了。

这个物质世界的本身就是无趣味的，人是它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和其他物质一样，是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据我们所知，这些电子和质子遵循着与非动植物部分的电子和质子所遵循的完全一样的法则。有些人认为，生理学永远不能转化为物理学，但是他们的论据并非很有说服力，似乎还是假定他们错误为妥。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取决于脑子里思路的组织，就像旅行依赖于公路和铁路一样。思考时所使用的能量似有化学的来源，例如，缺少碘会使一个聪明人变成白痴。精神的现象似乎与物质的结构密切相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设想一个单独的电子或质子可以“思考”，正如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单独的人能进行足球比赛一样。我们也不能设想一个人的思想能在身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因为身体的死亡会毁灭脑的组织，并使利用脑思路的能力消失。

上帝与不朽是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但它们在科学上却找不到根据。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是宗教所必需的，因为二者在佛教中都不存在。（关于不朽，这种说法如果过于绝对，可能引起误解，但最终分析起来，是没有错的。）然而，我们西方人却把上帝与不朽视为神学上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毫无疑问，人们会继续接受这种信念，因为这种信念是令人愉快的，正如设想我们自己是美好的，而我们的敌人是丑恶的，会令人愉快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出此二者有何根据。我不敢妄称能够证明没有上帝。同样，我也不能证明撒旦是虚构的。基督教的上帝也许存在；奥林匹斯山的，或古埃及的，或巴比伦的诸神同样可能存在。但是，在所有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能比另一个更可能些，它们均在可能的知识范畴以外，因此没有理由去考虑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不打算展开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别处已经讨论过了。

说到个人不朽的问题，其立足点有些不同。双方的证据在这里都是可能的。人是这个与科学有关的普通尘世的一部分，而且决定人们存在的条件是可以找到的。一滴水不是永存的，它可以分解成氧和氢。因此，如果一滴水分解后，仍坚持说它具有水的性质，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同样，我们知道脑子不是不死的，生物的机能似乎随死亡而消失，因此不能用做集体的行动。各种证据表明，我们视之为精神生活的东西是与脑的结构和身体的机能密切相关的。因此，假定肉体生活一旦终止，精神生活随之终止，是合理的。这个论点固然只是一种可能，但它与最科学的结论所依据的论点同样有力。

这种结论可以被人从许多角度加以攻击。心灵研究宣称有实际的科学证据，证明有残存现象的存在。毫无疑问，心灵研究的程序从科学角度观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类证据或许极为有力，以致任何具有科学态度的人都无法反对。然而，这类证据的份量必须取决于残存这假设的先前可能性。对于任何现象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当从中选择其先前最有可能的。那些相信我们死后意识残存的人乐于将这一理论视为对心灵现象的最好解释。另一方面，那些认为这理论似不可信的人则寻求别的解释。至于我个人，我认为心灵研究迄今所提出的为残存辩护的证据，较之生理学上否认残存的证据，要无力得多。但我完全承认它以后也许会变得更为有力，那时如果仍不相信残存，则是非科学的。

然而，肉体死亡后的残存与不死是两回事，残存仅意味着心灵死亡的延迟。人们所愿意相信的是不死。相信不死的人会反对我所使用的生理学的论据，其根据是：灵魂与肉体毫不相干，灵魂是与它通过我们的身体器官所表现的经验主义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我相信这是形而上学的迷信。精神与物质均是为了某些目的所设的适当术语，而不是最终的现实。与灵魂一样，电子和质子亦为逻辑上的虚构：各为一段历史，一系列事件，不是一个单独固定的实体。就灵魂而言，这一点可以从生长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考察过怀孕期、妊娠期和婴儿期的人都不会真地相信灵魂在此过程中始终是美好、完善、不可分的东西。显而易见，它的生长与肉体的生长并无二致，而且也是源于精子和卵子的，因此它不可能不可分。这不是唯物主义：这不过是承认每个有趣的东西都是一种有组织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原始的物质。

形而上学论者曾提出许多论据来证明灵魂必定永生。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法能把那些论据全部推翻。那些论据全都同样证明灵魂充满整个空间。然而，我们对财富并不像对长寿那样关心，可又没有一个形而上学论者曾注意将这一点应用到他们的论据中去。这个例子表明，欲望那奇妙的力量甚至能将极能干的人迷惑到谬说中去，否则这谬说是会一下子让人看破的。假如我们不畏惧死亡，我相信永生的观念是不会产生的。

恐怖在人生中至关重要，也是宗教教义的基础。人类的恐怖，无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大都起支配作用，但宗教的产生却是由于对自然的恐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或多或少是因错觉而产生的；但还存在着一种更为重要的对立，那就是受我们欲望影响的事物与不受我们欲望影响的事物的对立。二者之间的界限既不明显，也非一成不变——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事物归于人类的控制之下。然而，毕竟有些事物无疑不在人类控制之列。其中包括自然界一切大的事实和天文学所涉及的那类事实。我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地球表面或接近地球表面的事实施加影响，以适应我们的欲望。甚至在地球表面上，我们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而首要的是，我们不能避免死亡，虽然我们时常能够延缓它。

宗教企图克服这种对立。如果世界是由上帝支配的，而上帝又能为祈祷所感动，我们便能获得一份万能。过去，灵验偶应于祈祷，今尚见于天主教徒中，但新教徒已丧失了这种能力。然而，没有灵验也行，因为上帝已昭示，自然法则的应用能产生最佳结果。如此相信上帝乃是在把自然界人性化，使人们觉得自然的力量是他们的真正助手。同样，不朽的观念可以消除死的恐怖。那些相信死后能够永享天堂之乐的人，可望视死如归，虽然幸而由于医生的缘故，此事并非每每发生。但是，它纵不能完全消除人们的恐怖，毕竟能给他们一点慰藉。

由于宗教源于恐怖，它赋予某种恐怖以尊严，因而使人们不觉其可耻。宗教以此使人类遭到巨大危害，因为一切恐怖都是不好的，应当通过勇气与理智的思想去克服，而不是通过种种神话故事。我相信，我死后，我将腐烂，我的自我没有任何东西会残存。我已不年轻，而且我热爱生活。但是，我蔑视因想到死亡而吓得战栗。幸福并不因它终会完结，那不是真的幸福，思想与爱情也不因它们不能永存，而失去其价值。许多人在断头台上仍保持高傲：这种高傲谅必能教我们正确地思考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在习惯了人性化的传统神话所给予的惬意的室内温暖之后，即使敞开的科学之窗最初会使我们颤抖，清新的空气终究能带来活力，而那恢弘的空间更是自有其壮丽。

自然哲学是一回事，价值哲学又是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有百弊而无一利。我们所认为好的、我们所喜欢的与其究竟怎样毫无关系，这是自然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非人类界不曾评价，便被禁止去评价这个或那个事物，我们也不能因某事物是“自然法则”，便被迫去赞美它。毫无疑问，根据物理学家正在发现的法则，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产生了我们的欲望、希望和恐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哲学上，我们从属于自然，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而且终究是自然法则的牺牲品。

自然哲学决不应偏颇于地球，就自然哲学而言，地球不过是银河系中一颗较小恒星的一颗较小行星。歪曲自然哲学，以带来这微不足道的行星上的小小寄生物所满意的结果，这是荒唐的。作为一种哲学的生机论和进化论，在这方面表现出缺少比例感和逻辑联系。它们把我们个人所关切的生命事实视为具有宇宙意义，而不是仅仅具有地球表面的意义。作为宇宙哲学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同样表现出质朴的人本主义。就我们从自然哲学中所知，这个大千世界无所谓好坏，而且与我们的苦或乐也毫无关系。所以这类哲学均源于妄自尊大，最好纠正于一点天文学知识。

然而，在价值哲学方面，情形却恰恰相反。自然只是我们所能想象之事物的一部分，任何事物，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都可由我们去评价，而不会有外界的标准来证明我们的评价是错误的。我们自己便是最后的且无可辩驳的价值仲裁人，在这个价值的世界上，自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比自然更伟大。在价值的世界里，自然本身是中性的（原文如此。——译注），既不好，也不坏，既无需赞美，也无需谴责。创造价值的是我们，授予价值的是我们的欲望。在这个王国里，我们就是国王，如果我们屈身于自然，那便降低了我们的国王身份。决定美好人生的是我们，而不是自然——甚至不是体现为上帝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