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一直在讨论不快乐的人。现在我们有了较为轻松的话题，那就是讨论快乐的人。一些朋友的谈话和著作几乎使我断言，快乐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反省、国外旅行，以及与园丁交谈，我发现我的这种观念正趋于消失。前面我已经讨论了我的文人朋友的不快。在这一章里，我想对我生活中遇到的快乐者做一番考察。

快乐的种类虽然很多，但是主要有两种。我所说的那两种也许可以分为自然的和想象的，或精神的和肉体的，或心的和脑的。这些名称中应当选择哪一个，当然取决于你所要论证的题目。现在我并不要论证什么题目，只是想做一番描写。要描写这两种快乐之间的不同点，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说，一种是人人都可获得的，另一种只有能读会写的人才可获得。小时候我认识一个以掘井为业的极其快乐的人。他长得十分高大，肌肉非常发达。他既不能读也不会写，1885年，当他拿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首次知道有这样一种制度。他的快乐并不源于智力，也不有赖于信仰自然法则，或信仰物种进化论，或公物公有论，或耶稣再生论等知识分子认为享受人生所必需的任何信念。他的快乐是由于健壮的体格，充分的工作，以及克服在穿石挖井方面的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我的园丁的快乐也属于这一类；他始终致力于消灭兔子的战争，提起它们时的口吻活像伦敦警察厅提起布尔什维克；他认为兔子狠毒、狡猾、凶残，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似神殿里的英雄们每天都要猎得一头野猪，他们晚上消灭的野猪第二天早上又会奇迹般地复活，我的园丁每天也要杀死他的敌人，但却从不担心那敌人第二天会消失。虽已年逾70，他每天都要干上一整天，骑着自行车来回要走16英里山路，但他的快乐无穷无尽，而快乐的来源就是“这些兔子”。

但是你也许会说，这些简单的乐趣对于我们这类上等人是不起作用的。与如兔子般弱小的动物作战，能有什么快乐可言？我认为这个论点是荒谬的。一只兔子要比一个黄热病的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上等人仍能在与后者的交战中找到快乐。就情感的内容而论，和我的园丁的乐趣完全相同的乐趣，也能为受过最高等级教育的人所领受。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在于借以获得这些乐趣的活动。成就上的乐趣要求有各种困难，事先似乎并无成功之望，但最后终于成功。这也许就是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乃为幸福之源的主要原因。低估自己的人总是因成功而吃惊，高估自己的人则总是因失败而吃惊。前一种吃惊是愉快的，后一种吃惊是不愉快的。因此，不过分自负是明智的，虽然也不可过分自卑以致丧失进取心。

在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目前最快乐的人当数科学家。他们当中的最杰出者，很多是感情简单的，他们往往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以致能从饮食甚至婚姻中感受到愉快。艺术家和文化人认为他们在婚姻中不愉快是必然的，但是科学家却往往能接受旧式的家庭之乐。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已完全集中在工作上，无暇闯入他们不感兴趣的领域。他们在工作中是快乐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是进步的、有权力的，因为科学的重要性无论内行外行都是深信不疑的。因此，他们无需复杂的情感，既然简单的情感也不会遇到障碍。情感上的复杂性很像河水中的泡沫。当障碍破坏了平静的水流时，泡沫才会产生。但是只要生命力不受阻碍，表面上便不会掀起波浪，而且生命力的强大在粗心大意者的眼里也不明显。

快乐的一切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全都实现了。他的活动使他的能力得以充分的应用，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但于他自己显得重要，甚至连茫然无知的大众也感到重要。在这方面，科学家要比艺术家幸运。当人们无法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就断定那是一幅坏画或一首坏诗。当人们无法理解相对论时，他们却（正确地）断定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够。因此，爱因斯坦受到尊敬，而最出色的画家却在顶楼挨饿（至少过去如此）；于是爱因斯坦快乐，而画家们不快乐。在生活里只靠自己的主张来对抗群众的怀疑，这很少有人能真正快乐，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忘掉冷酷的外部世界。科学家不需要自己的小圈子，因为除了自己的同事之外，他们受到所有人的敬重。相反，艺术家则总是处于苦恼的境地，因为他必须在被轻视或变得卑鄙之间做一选择。如果他的能力是第一流的，他则必须蒙受其中一种不幸——如果施展自己的能力，他就成为前者；如果不施展自己的能力，他就成为后者。情况并非时时处处如此。有些时代，即使是好的艺术家，即使他们很年轻，也会受到尊重。于勒二世虽然虐待过米开朗琪罗，但从未认为他不能作画。现代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向已丧失能力的老艺术家提供大量资助，但从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与自己的同等重要。也许就是这些情况造成了艺术家通常不如科学家快乐的事实。

我认为，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各国最聪明的青年人的不快乐往往是由于他们的才华得不到应有的施展。然而在东方各国，情况就不同了。聪明的青年人今日在俄国也许比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乐。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创造，并且还有与创造这个世界完全一致的热烈的信仰。老朽们被处决了，饿死了，放逐了，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消毒过了，结果使得他们不能像在各西方国家那样，再去强迫青年人要么去做坏事，要么无所事事。在世故的西方人看来，俄国青年人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会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个新世界一旦建成，几乎必定会使一般的俄国人比在革命前更快乐。它也许不是世故的西方知识分子能够感到快乐的世界，但他们并不非得在那里生活。因此，无论进行何种实用主义的考察，俄国青年人的信仰都是正当的；至于谴责它不成熟，也只能是在理论上成立。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形势总是牵涉到青年知识分子的快乐，但是并没有西方所存在的那种内部障碍。有些活动在青年人眼中显得十分重要，只要这些活动成功，青年人便感到快乐。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追求着许多虽然困难但却并非不可实现的目标。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中间，玩世不恭是十分普遍的，它是享受与无能的混合产物。无能使人感到没有事情值得去做，而享受又使得这种痛苦的感觉变得能够承受。在东方，大学生有望对公众舆论施加较之在西方更多的影响，但是他们获得物质收入的机会却较之在西方要少得多。这些大学生既不无能也不贪图享受，于是成了改革者或革命者，而不是玩世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快乐取决于公共事业的进程，但即使当他们被处决时，他们享受到的快乐也许仍比那些贪图安逸的玩世者更为真切。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参观过我的学校，他准备回国后在一个保守的地区建立一所类似的学校。他当时就料到办学的结果是掉脑袋。然而，他所感受的恬静之乐令我羡慕不已。

虽然如此，我并不想说这类高档次的快乐是唯一可能的快乐。事实上，这类快乐只能为少数人获得，因为它们需要某种特殊的才能和广泛的兴趣。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的人并非仅限于杰出的科学家，而能从宣传某种主张中得到快乐的人也并非仅限于政治领袖。工作之乐，任何一个能施展某种特殊技巧的人都能获得，只要他无须人们的赞赏也能在运用技巧方面得到满足。我认识一个自幼就失去双腿的人，他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恬静之乐。他能做到这一点，是靠着撰写一部关于玫瑰害虫的五卷巨著，我始终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认识的贝壳学者不多，但从与他们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到，贝壳的研究的确使他们得到满足。我认识世界上最好的作曲家，所有致力于艺术创造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快乐并非来源于他人的敬重，而是因为追求这项艺术的本身就是快乐，正像出色的舞蹈家从舞蹈中获得快乐一样。我还认识一批作曲家，他们对数学、剧本、楔形文字或其他与作曲无关的艰深的东西很有研究。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快乐，但在工作时间里，他们的本能确实是完全满足了。

人们常说，在此机械时代，工人在技术工作中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已远不如前。我不敢断言这种说法是对的：诚然，今日技术工人所做的工作与中古时代匠人所做的工作已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在机械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有做科学仪器和精密机床的工人，有绘图员，有飞机技师，驾驶员及无数其他行业的人可以无限制地发展技巧。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而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和乡下人往往不如驾驶员和机械师快乐。的确，一个自耕农的劳作是多种多样的：耕地、播种、收割。但是他们受制于各种因素，很明白自己的从属地位，而那些操纵着现代化机床的人却能具有一种权力感，意识到人是自然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当然，对于大多数机械工人来说，反反复复地做着一些极少变化的机械动作，的确是件非常乏味的事，但是工作越乏味，便越可能用机器去做。机械生产的最终目标——诚然，我们目前还差得很远——是建立一种机制，使一切乏味之事都由机器去做，人类只承担那些需要变化和起动的工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工作的无聊与乏味，将会比人类从事农耕以来的任何时代都大为减少。人类在从事农业之时便决定接受单调与烦闷的劳作，以减少饥饿的危险。当人类以狩猎为生时，工作是一件乐事，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富人仍在从事祖先的这些行当作为娱乐。但是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进入了长时期的粗俗、悲惨和狂妄之中，只是到了合理使用机械的时候始得解救。提倡人与土地的接触，提倡哈代笔下理智的农民的成熟的智慧，很符合感伤主义者的口味，但是乡下的年轻人全都渴望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在那里他们可以逃避风雪的侵袭和严冬的寂寞，进入到工厂和电影院那抚慰心灵且富有人情味的氛围中去。伙伴与合作是一般人快乐的要素，而这些在工业中所能获得的要比在农业中充分得多。

对于某项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快乐源泉。我不光想到被压迫民族里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到许多种较为粗陋的信仰。据我所知，凡相信英国人就是当年失踪的十支族的人，几乎总是快乐的，至于相信英国人只是艾弗拉依和马拿撒的部落的人，他们的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我并不是暗示读者去接受这种信仰，因为我不能为建立在伪信仰之上的快乐作辩护。同样，我也不能劝读者相信人应当单靠自己的信念去生活，虽然就我的观察而言，这种信念也的确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但是找到一些绝不荒唐的事情并不难，只要对这种事情真有兴趣，一个人在空闲时就心有所归，不再觉得生活空虚了。

和沉溺于某些晦涩的问题颇为相似的，是醉心于某项嗜好。当今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总是把他的时间平均分配在数学和集邮两件事情上。我猜想当他在前者没有进展时，后者一定给他带来安慰。集邮所能医治的忧伤，并非仅限于验算数学定理上的困难，可以搜集的东西也不仅限于邮票。试想，当古瓷、鼻烟壶、罗马货币、箭头和石器进入你的脑海时，你眼前的景象何等令人神往。诚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太“出色”了，无法接受这些简单的乐趣。我们儿时都曾经历过这些东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已认定它们对成人失去价值了。这是完全错误的：任何无损于他人的乐趣都是有价值的。就我本人来说，我是“收集”河流的：我的乐趣是沿伏尔加河而下，顺长江而上，并深以未见南美的亚马孙河和俄利诺科河为憾。这种情感虽十分简单，我却并不为此感到羞耻。你还可想想棒球迷们的狂喜：他们急切地留心着报纸，收音机也给他们带来强烈的刺激。我至今仍记得和美国的一个文化权威初次相见时的情形，因为从他的书中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十分忧郁的人。但是恰巧当时从收音机中传出棒球比赛的最终结果：他忘了我，忘了文学，忘了人生的一切烦恼，为他喜爱的一方赢得胜利高兴得欢呼起来。从此以后，当我读他的著作时，我不再为他笔下人物的不幸而闷闷不乐了。

然而，嗜好在多数，也许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成为基本快乐的来源，而只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令人暂时忘却那难以正视的痛苦。基本的快乐主要有赖于那种或可称之为对人和物的善意的兴趣。

对人的善意的兴趣是爱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想抓住、想占有、想得到回报的那一种。那一种往往是不快乐的根源。促进快乐的那种兴趣，是喜欢观察别人，在他人的个性中找到欢乐，愿意使与自己来往的人有机会感到兴趣和愉快，而不是想去支配他们或要求他们热烈地赞美自己。凡真以这种态度去对待他人的人，定能产生快感，并领受到对方的友善。他与别人的交往，不管是随便的或认真的，将使他的兴趣和情感都得到满足。他不致尝到忘恩负义的酸楚，因为一则他不大会遇到，二则遇到时他也不以为然。某些令他人怒不可遏的个性，于他只觉得好玩。别人经过长期奋斗之后终于发觉不可达到的结果，他却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由于本身快乐，他将成为一个愉快的伙伴，而这反过来也将增加他的快乐。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实的，决不可出之于因责任感而产生的自我牺牲的观念。责任感在工作上是有益的，但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是令人不快的。人都希望被爱，而不希望被人勉强忍受。自动地且不费力地去爱许多人，也许是人的所有快乐之源中最主要的一个。

刚才我也曾提到过对物的善意的兴趣。这句话也许显得勉强；读者也许会说对物不可能产生善意。尽管如此，地质学家对于岩石，考古学家对于古迹，那种兴趣里面确有某些类似善意的成分，并且这种兴趣也应成为我们对待个人与社会的态度。人们对于物可能会产生恶意的而非善意的兴趣。一个人可能去搜集有关蜘蛛产地的资料，因为他讨厌蜘蛛，想住到一个蜘蛛少的地方去。这种兴趣就不会带来犹如地质学家从岩石中所得到的那种满足。就每日的快乐而言，对于物的兴趣也许不如对于同胞的善意那么有价值，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浩瀚无垠，而我们自身的能力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全部的快乐完全局限于我们个人的环境之中，我们就难免向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若对生活要求过高，则可能得到的都会落空。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例如对德朗议会或星辰的兴趣，来忘掉自己的烦恼，那么他将发现，当他从那个非人世界游览回来时，他已经得到了平衡与安宁，这使他能用最好的办法去对付烦恼，同时也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即使那快乐只是暂时的。

快乐的秘诀是：让你的兴趣尽可能广泛，让你对人和物的反应尽可能友善。

这种对于快乐的可能性的初步探讨，在以后各章中将得以扩充；同时，我还将提出一些建议，以求避开烦恼的心理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