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文章里，对各领域作过专门研究的作者们，讨论了影响儿童福利的亲子关系的各部门知识。作为这些论文的导言，我想谈谈新知识用以改变、而且可能进一步改变传统生物学的方法。我不仅考虑这些知识的有意识的和预期的效果，而且更着重于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力的知识所产生的最为奇特和出人意料的后果。我深信，詹姆士·瓦特并不想建立母权制家庭，但由于他使男人住得尽可能远离工作区，却对大多数居民起了这种作用。在现代的农村家庭中，父亲的地位微不足道——要是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情况可能更糟，但他实际上是经常想打的。令人困惑的是，他为其子女花钱究竟想换取什么，如果不考虑到传统的原因，我们大可怀疑他是否会把子女当作赚钱的好买卖。父权制鼎盛时期给男人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使他老有所养并反对敌人以保护自己的儿子。而现在，所有靠投资或积蓄生活的人，不管父子二人活得多么长久，儿子在经济上从不会给父亲带来什么好处。

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既困难又有趣的经济以及心理变化的原因，便是新的知识。以往的人们完全受自然力的摆布：受那种影响气候和谷物收成的无生命自然的摆布；受那种导致生殖和斗争的盲目欲望的人性摆布。宗教就利用由此产生的人类的无能意识，把恐惧变成本性，把忍让变成美德。现代人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但这样的人目前还只有少数代表。对这种人来说，物质世界不是应当用感恩或虔诚的祈祷来接受的事实，而是由他加以科学控制的原料。沙漠是必须引水的地方，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是必须排水的地方。不能让这两种地方继续保持与人为敌的自然状态，因此我们在与物质属性斗争时，不再需要上帝之助来战胜撒旦。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与人类本性方面基本类似的某种变化业已开始。现在很清楚的是，个人有意识地改变性格也许还存在着困难，但如果让科学的心理学家毫无拘束地教养儿童。他就能够像加利福尼亚人控制沙漠一样任意控制人性。制造罪恶的已不再是撒旦，而是失调的腺体分泌和不明智的调节手段。

说到这里，读者也许想知道罪恶的确切定义。但是，这根本没有困难，控制教育的人所不欣赏的事就是罪恶。

无可否认，这一状况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掌握科学力量的人。迄今为止，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不管他们的目标多么愚不可及，他们并无达到这种目标所需要的知识。现在既然正在获得这种知识，也就比以往更为迫切地需要更高度明智的生活目标。但是，在我们这个纷乱困扰的时代，到哪儿去找这种明智呢？

上面的一般性意见旨在指出，我们的一切制度，甚至包括与我们所谓的本能密切相关的制度，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和现在更加目的明确、自由自在，而且这特别要应用在儿童的生育和培养方面。新方法比老方法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但是我们时代的新知识，已经如此贸然地闯入传统行为的机制之中，使旧的模式无法继续存在，新的模式不管好坏如何，都已经势在必行了。

家庭承袭古代尚未出现分工的时代，那时人们自己做靴子，自己烤面包。现在，男子的劳动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而有道德的人都认为女子不应当实现这种超越。教育儿童是需要专门知识和适当环境的一项专门活动，在家庭中培养孩子，像用手摇纺车纺纱一样，同样是极不经济的。随着知识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儿童教育，必须从家庭中转移开去。在家里生孩子已不常见。孩子生病也已经不再用简单的传统办法治疗，这种办法已使祖辈中的许多儿童过早夭折。幼儿不是在母亲膝下而是在全日制学校学习祈祷。不再像我小时那样硬拔牙齿，把细线一头系于牙齿上，一头缚在门把手上，然后把门猛地一关。医学知识在儿童生活中占一部分位置，卫生学知识也占一部分位置，儿童心理学则占第三部分位置。最终，心烦意乱的母亲只好认为这是倒霉的事，从而撒手不管，而且在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男孩亲近母亲嫉妒父亲的心理倾向）的威胁下，开始感到自己的所有天然的爱都带有罪恶的色彩。

引起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幸亏这两方面同时减少，要是一方面减少而另一方面不减少，那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世界各国政府与依靠人类的痛苦与无能以维护其影响的教会狼狈为奸，用他们拥有的一切权力试图尽力造成这种灾难，因为他们曾经企图阻止与死亡率的下降相关的出生率的下降。但是，幸运的是，人类的个体自私证明比集体的愚蠢更加强而有力。

现代家庭规模太小，这使得父母对子女的价值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一个也不死，反之，在养了10个或15个孩子的旧式家庭里，就可能有一半成为照顾不周的牺牲品，而没有父母会为之感到不安。儿童现代化科学管理与现代家庭之小规模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这一变化又使得家庭变成了不太适宜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环境，也使家务活不再吸引家庭主妇的兴致。抚养15个孩子，如果有一大半不幸死亡，这当然是一件不快的终身憾事，但无论如何，它使妇女再也没有余暇发挥其个人才能。相反，只养两三个孩子的母亲，就不会感觉这是一件值得献出自己毕生心血的事。然而，如果旧式家庭依然存在，它就会严重地阻碍妇女从事其他工作，这样一来，人们会觉得孩子越少越是个负担。

现在，由于房租昂贵，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拥挤在狭窄的环境里，家庭对儿童，一般而言，就成了物质条件极差的环境。在苗圃里培养树苗的人，要为它们提供适宜成长的土壤，充足的阳光与空气，宽敞的空间和良好的伙伴。他不会在个别分隔的地窖里把树一棵棵培育出来。但只要孩子们呆在现代都市的家庭里，他们就只能像地窖中的树那样成长。儿童如树苗，其成长也需要适宜于他们自己的土壤、阳光、空气和伙伴。儿童应该在农村生活，在那儿，他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刺激。在城市狭小的公寓房间里，心理氛围也像物质环境一样坏透了。以噪音问题为例，我们不能希望忙忙碌碌的成年人忍受周围无穷的喧嚷，但是不准孩子吵闹，却是使孩子生气从而在道德上导致严重后果的残忍做法。不准孩子打破东西也大致是同样的事。男孩子爬上碗橱，打破了全部瓷器皿具，父母很少会十分高兴。但是，他这种活动却是他的身体发育所必需的。在特别为儿童创造的环境中，不必制止这种自然的和健康的冲动。

影响家庭的各种科学变化和经济变化，必然导致父母在观念上的心理变化。随着安全感得以满足，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要滋生起来。过去，恐惧与互相合作的需要限制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处于印第安人包围下的移民中。他们必须有强烈的集体观念，否则就会被消灭。而现在，安全不是依靠自发的合作而是依靠政府的保障，所以每个人就得以在个人支配的那部分生活中实现个人主义。家庭关系尤其如此，父亲照顾孩子只是起点经济上的帮助作用，如果必要，他的经济责任还可由法律规定，这就用不着他有个人责任感。母亲如果精力充沛又见多识广，多半会感到剩下的做母亲的责任算不上什么事业——如果大部分的母亲工作可以由专家完成，而且完成得更为科学，情形就更是如此。要不是男人有一种总喜欢妻子在财政上依赖自己的难以更改的感情，这种感觉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是男人自古以来就遗留下来的感情，它已经削弱了，可能不久就会全部消失。

所有这些发展减少了人们避免离婚的理由。离婚比以前更加频繁、随便，家庭也就越加变得脆弱，因为离婚的结果客观上常使孩子只有父亲或者只有母亲。

基于这些理由以及华生博士在其文章中提出的其他一些理由，家庭，不管是好是坏，作为社会单位似乎不可避免地将日益消亡，使个人与政府之间不再存在一个能以其权威介入其中的集体组织。这种情况不怎么适用于富裕人家，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利用专门的托儿所、学校、专业医生以及私人企业中一切昂贵的设施。但是，对于工资收入者来说，实行这种个人主义所需的费用是使人很少能承受得起的。至于他们的孩子，凡父母不再履行的职能，必将由政府承担。因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须在父母管理与政府管理之间，而不是在父母管理与父母指定的专家管理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

这种未来景象要求一切懂得以现代科学态度对待儿童的人承担起重大的宣传责任。目前除俄国以外的政府都陷在道德与宗教偏见的掌握之中，这就使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管理儿童。我建议读者注意本书中哈夫洛克·埃利斯和菲利斯·布兰查德的文章。每个公正的读者应当知道，只要政客不敢讽刺传统的伦理和神学，这些文章中所提倡的方法就不会被政府控制下的任何机构采用。比如，纽约州仍然正式坚持认为***引起精神错乱，很明显的是，攻击这种意见的政客没有不因此而断送自己一生事业的。因而，除了疯人院或低能儿收容所以外，别对任何机构抱有会科学地对待***问题的希望。只有疯人院之类的机构才能采用适当的办法，因为疯人和白痴是被人认为不负有道德责任的人，这种情况并不怎么合乎情理。如果照此下去，我们也可以制定这样一条法律，只有廉价车辆坏了才可以修理，高级车辆坏了则要用鞭子来教训，或者请教会的牧师来布道。那些设想官方儿童教育机构将来会得到大力扩展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幻想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就是这些机构的首脑。这种设想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虚无缥缈的。因为管理这些机构，其工资一定是很高的，很明显，机构的首脑一定会是某个著名政客的未婚姑母或姨母。在她高尚情操的熏陶下，孩子们将会祈祷，对十字架和国旗表示崇敬，对***表示悔恨，听到别的儿童谈论如何生孩子时深感恐惧。如果教育机构要在经济上跟上这个机器时代，这种心灵上的奴役就可能会延续无数世代，况且由于许多违背科学精神的人甘愿协助把青年的思想闭锁起来排斥理智，这种奴役就会延续得更为长久。甚至节制生育的做法也有可能被废除，要是真的这样，由于现代医学的高效果，人类就只得大大增强战争的发生率和凶残性以处理过剩的人口。

出于上述理由，政府如果试图追求这样巨大的权力，就迫切需要能有见识。这不会自行产生，只有通过大多数人不再坚持保存古代迷信才会实现。大多数较为明智的人都生活在非现实的世界里，同朋友交往时还以为如今只有少数怪人才是不明智的。不管是在儿童教育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任何问题上，凡是涉及到所谓的道德问题的争论时，如果能具备一点实用政治的经验，如果能多一点法律管理的经验，对一切具有理性观点的人来说，这都是有益的。我坚信，对理性主义作广泛的群众宣传，要比俄国以外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重要得多。

如果家庭已经解体，又在理性指导下建立了由国家办理的儿童教育机构，人们可能就会发现有必要进一步以规章制度代替人的本能。对节制生育和不允许养儿育女习惯化了的妇女，可能不再会想经受怀孕的不安和分娩的苦痛。结果，为了保持人口数量就很可能把生育变成一种高薪工作，当然，这一工作不是由所有的妇女，甚至不是由大多数的妇女来承担，只由一定比例的、从生殖学角度看来合格的、适宜生育的妇女来承担。至于应对男性实行何种检验，他们应占多少比例，则是尚未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不过，如何保证足够的出生人数，这一问题可能不久就会变得尖锐起来，因为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人口，至少是壮年人口必将很快地锐减——医学要是能成功地使大多数人活到100岁的高龄，社会得到的利益就成问题了。

在对待儿童问题上，人类几乎能从合理的心理学那儿获得无穷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领域当然是性的领域。对于人体的某些部位、某些词句和思想、某些天性促使他们进行的游戏，孩子们被教给了一种迷信的态度。结果，一旦他们长大成熟，他们就会在爱情面前拘谨呆板、手足无措。在整个英语国家中，多数人从进幼儿园开始，就被教化得不可能再会有称心如意的婚姻。在成年人的活动中，没有任何其他活动不允许在游戏中为自己将来做好准备的，也就是说，对于成年人的这类活动，人们希望自己能够从绝对忌讳变得一下子就游刃有余。

统治着许多儿童和青年，并且经常延续到成年生活中去的罪恶观念，是一种不幸，一种没有任何有益目的的怪僻行为的根源。它几乎是性领域中的传统道德教育所一手造成的，把性看成邪恶的观点使得愉快的恋爱再也不可能存在，使得男人看不起与他交往的女人，还时常对她发泄残忍的冲动。另外，强加于受到压抑的性冲动之上的回避行为，使它采取了感伤的友情和宗教狂热等等形式，从而造成了理智上的非常有害于知识和现象感的虚伪，残忍、愚昧、孤僻，以及其他许多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儿童时代受到的道德教育所造成。可以非常简单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性活动中没有什么坏事，传统在这一点上是病态的。我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别的邪恶像传统的性态度那样，对人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幸，因为它不仅直接造成一连串的罪恶行为，而且还压抑仁慈之类的人类天性，使人们无法挽救本来可以挽救的经济上、政治上、种族上的罪孽——人类正由于这些罪孽而饱受折磨。

由于这些原因，传播有关儿童心理学知识和正确观点的书籍，是非常需要的了。我们的时代正日益面临着增强的政府权力与削弱的迷信力量之间的斗争。政府权力的增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已经在儿童教育方面看到的那样。但是，当迷信仍然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政府权力增强到超过某一限度，任何国家中反迷信的少数派就会受到政府宣传媒介的排挤，因而进一步的抗争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变得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任何一方面的革新都与其他方面的革新息息相关，任何疑难问题都不能够单独获得恰当的解决。然而，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时代对待儿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和善了，如果人们能够理解传统的道德教育是青年苦难的原因，我们就有理由希望产生一种要求，这就是：以某种更加和善、更加科学的东西来代替这传统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