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底，曾国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兴办团练，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对的却是重重压力，不仅要与太平天国斗，还要同湖南的官员斗，大有四面受敌之感。曾国藩的湘勇屡屡受到歧视，初办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咸丰三年（1853）九月的一天，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练勇发生严重殴斗，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但是骆秉章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所以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后，谣言四起，说是曾国藩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国藩为了自己报国剿匪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不与之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员排挤外，还有来自咸丰皇帝的不信任。有人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曾国藩一呼百应，跟随的人很多，他会不会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呢？咸丰皇帝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幕宾曾劝他将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员掣肘之事据实上奏，他却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平大乱，反以琐碎事来烦扰皇上，我内心十分不安。难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到衡阳去。”他还说：“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苦有很多形式，有辛劳，有委屈，有困难，有自己独立支撑，有别人的落井下石……每一种苦给人带来的打击都可能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承受每一种苦，挺住每一种苦，给自己带来的就是巨大的收获，有意志上的坚强，有人格上的完善，有心理上的成熟，有苦难再来时充足的心理准备和战胜的强大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是说，人生吃苦就是吃补，是补意志，补知识，补才能，补道德，补灵魂！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点都没错。洪秀全的失败与他不能“忍”是分不开的。革命尚未成功，已忍不住开始享乐了，学着当皇帝，杀功臣。最后使自己元气大伤，被人所灭。而反观曾国藩，兵败，被贬，猜忌，压抑，都没能消磨他的斗志，始终坚持修身养性，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能在凶险的官场上，适应复杂的政治局势，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峰，正是凭借他的“坚忍”

曾国藩还经常将坚忍的涵养应用在很多方面，这就使得他所身体力行的坚忍，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主动性。曾国藩认为，讲坚忍得讲方法。他的方法是随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随时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伤肝伤身。总之，忍以克己，是曾国藩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一个文弱书生而平步青云的重要原因。

一日一心得

如果说身处逆境需要坚忍，那么身处顺境则更需要坚忍。身处逆境时，所有的困难和问题都已经摆在了面前，有明确的需要克服的目标。而身处顺境时，坚忍更像是一种修身、涵养，也许没有什么摆在眼前的困难，但是其中的某个环节做得不到，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所以，身处顺境时，更像是身处危机四伏的境地，需要全身心戒备，因为你不知道困难会从哪个方向来。

做事不可半途而废

曾国藩语录：唯做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要想自己能够成就大的作为，就必须在“恒”字上下功夫。任何成就大事的人，都以“恒”为最基本的，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即使他天赋异禀。

“恒”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我们常说的坚持、坚持不懈、坚持到底，毫不间断；第二层，就是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就必须全力以赴，把它做好；第三层，就是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这样才能积少成多、水滴石穿。

曾国藩的天赋不但谈不上异禀，相反却是天资平平的，某些说法甚至说是略显鲁钝的。而他的同僚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是人中龙凤。曾国藩既没有祖上的荫庇，又没有突出的资材，但最后却成就了“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的赞誉，究其原因，与他做事总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然，曾国藩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做事有恒心的。一开始做事，他也是坚持不下来，总是变来变去，这样总是一事无成，于是，他下决心改变，写下了《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尓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意思就是说，从我认识字以来，经历许多事情，到今天已经28年了，却仍然没有什么见识。从前所喜欢的，过了一段时间就鄙弃了；旧的喜好已经抛弃了，新的喜好马上又改变了。品德学业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恒，却推说是外物的影响。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不能改过，就恐怕连所谓过错都听不到了。人应该有恒心，正如三升三升的增添，久了就会满一斗。上天主宰着命运，我发誓要有恒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永不食言。

曾国藩通过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对于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来说，这已经实现了寒窗苦读的目标，而且一些著名的前人也都是翰林出身。到了这个份儿上，换作别人可能不需要继续花时间苦读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人际交往上了。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为自己制定了十二条课程，以多病之躯，十数年日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和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自立的十二条课程外，他还要求自己：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都分别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就有了不小的收获。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起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从此后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起，更是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不管是行军，还是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停止过。从这几件事上足可以显现曾国藩做事超人的、持之以恒的毅力。

我们都知道练习书法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情。正因为见效慢，很多人由于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而很难坚持下来。曾国藩一开始在书法方面也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把练字没有恒心看作自己的“三耻”之一。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善于自省而改变的人，认识到了自己练字的无恒，他就加强自己恒心的练习。到了同治六年（1867）时，他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在曾国藩看来，“勤”字工夫也不仅仅是早起，而且贵在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他在给几位兄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心得时说：“现看《庄子》并《史记》，甚善。但做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曾国藩在给他的侄儿征瑞的信中又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处最顺之境，当最富之年，明年又以最贤之师，但须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勤快、勤奋是好事，但是需要长期坚持下来才能见成效。这就像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一样，他早年有不少性格和习惯方面的缺陷，比如爱和别人争口舌，暴躁易怒，玩物丧志，还有抽烟的恶习，这些要想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曾国藩在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的指导下，开始修炼“研几”功夫。及早地从自己的思想中发现不好的征兆和苗头，及时予以改正乃至剔除，让自己的思想始终沿着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为此，他每天把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修养、道德水平、学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这本身就体现了“恒”的第三个层次渐进，不断地积累、提高。

曾国藩说：“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剧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立志有恒，可为一流人物。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写道：“昔嶶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可见立志有恒多么重要，万事千万不可有借口。

一日一心得

梁启超说：“如无曾文正毅力，必为失败之人。”可见曾国藩在做事的恒心和毅力方面是非常为人所称道的。我们常说“坚持就是胜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坚持，或者说恒心、毅力、坚韧是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激发潜能的必要条件。

凡事不能急于求成

曾国藩语录：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讽刺小故事，说：

有一个富翁大兴土木，想要造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他看见工匠们打了很深的地基，又在地面上立柱砌砖，连忙跑了过去，对工匠们说：“我要的是第三层，下面的一、二层我不要，你们这样做不是太浪费了吗？

很多人看了这个故事都会笑这个富翁傻，觉得这个富翁太急于求成了，没有一二层，哪儿来的第三层呢？其实，不光这个富翁，我们很多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当你只盯着结果的时候，这个毛病或者说是错误就不请自到了。本来是十步才能走到，你想三步并作两步就到达，不是拉伤了自己的腿，就是因为太急摔了跟头。

《中庸》中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说：别人学一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百次；别人学十次就会了，我还不会！就学他一千次。如果真能照这样子去做，虽然再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再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

这段话说明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都需要狠下工夫，功到自然成。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做成功的，但是做十次总有一次成功的时候，做一百次就可能成功十次、二十次。只要你功夫做到家，那么成功就会必然出现。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回报，抱怨自己头脑笨，什么都做不好，其实，导致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往往就是功夫不到家，基础不牢固，因而在事情到达一定程度后就难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曾国藩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一生追求进德修身，甚至没有一天放松自己，而且在他平步青云的时候，反而更加加强对自己的要求，最后留下了让世人称颂的成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曾国藩位极人臣时随性而为，甚至恣意妄为，他当然是有这个条件和便利的，但就像很多位高权重者惨然的下场一样，他如果这么做，也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相反更加谨慎小心，以“稳”行事，他说：“事以急败，思因缓得。”他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短短半年时间内，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著。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

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1860）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曾国藩用兵最反对过速。因为太快则欠考虑，一有失误，就可能招致惨败。而且进兵太快，因为士兵素质不同，很难保证全军跟上。如果出现孤军深入的情况，那几乎就必败无疑了。僧格林沁攻打捻军，败就败在“速”字上。捻军最善于打运动战。在平原上将清军拖得筋疲力尽，各部队被分割开来，前后相差数百里。僧格林沁率5000人马尾追，中了捻军埋伏，全军覆没。曾国藩一反其道，以“缓”字为主，绝不轻进。同治七年（1868）八月，他给部下的批文中说：仰速即坚筑营垒，挖壕订桩，以待贼来扑我，我乃缓缓起而应之。断不宜出击贼。一面多办米粮，以备缓急。此外，曾国藩还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部下，作为用兵、办事的秘诀。

即使是在理财上，曾国藩也守一“缓”字。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他给部下黄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来理财之法，未有无中生有者，虚空腾挪，岂能恃为不竭之府？浮光掠影，百弊丛生。兹欲截断众流，莫如脚踏实地，洁己奉公，乃正本清源之道……渐次整顿，不在过求速效。可见，“不求速效”是曾国藩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时，“缓”字诀在曾国藩居官处世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还将“缓”字诀传授给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给朝廷上奏折，寄前将稿本送与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折片各稿读过，此次于鲍（超）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甚不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缓数日始发，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开大仗者。粤捻之交，不能久固，缓战亦我之利也。

由于担心奏折寄发后影响将领情绪，因此曾国藩主张缓一缓再寄。等时机更好再发，情况有变，还可随机改动，而一旦发出，则覆水难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