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不管是进还是退，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曾国藩都能做得恰到好处。“养得一寸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两句话细细咀嚼，真是韵味无穷。曾国藩藏锋露拙，柔中有刚，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他能够方圆自在、游刃有余地卓然立世几十年。

把眼光放长远

曾国藩语录：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聪明人总是用更多的精力来考虑未来，注重发展和结果。做任何一件事情，眼光要长远，不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还有一些人只考虑到当前利益，鼠目寸光，忽视长远利益。

聪明人的立足点是大赢，是大格局的，不是小家子气的，不以自我目的为中心，而是以公利为出发点的，他们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大化。

美国第九位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被人认为很傻。为什么呢？邻居们做过这样的试验：拿出一个五分的硬币和一个十分的硬币，让小哈里森从里头挑一个，小哈里森每次都拿那个五分的。每次都屡试不爽，大家均以此为乐。

一个外地人路过此地，听说这件事后，亲自试验了一回，果然和大家说的一样。外地人仔细观察小哈里森的言行后，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小朋友，你一点也不傻，你很聪明。”小哈里森也笑了。

后来，终于有人想明白了为什么：如果小哈里森拿了十分的硬币，下次就不会有人去做这样试验了，他每次五分的收入就将终止。小哈里森原来是弃眼前的小利来保留长远的利益，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长远眼光，可真了不起！邻居们都赞叹不已。

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首先要看他站得够不够高，看得是不是远。只有看得长远，他才能对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心里有底，才知道自己行进的方向，以及需要为此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眼光长远的人往往不容易被眼前的得失所迷惑，他们往往能够执著于自己的目标，从而摆脱眼前小利益的诱惑，冲破困境的束缚。因为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远景，所以他们能意志坚定，矢志不移。

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们都拜在鬼谷子的门下，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苏秦出道较早，成功也很顺利，而张仪初出道时郁郁不得志，不知前途如何。看到苏秦已成大事，便想投身门下，找到一条晋升之路。于是，他来到苏秦门下，但是一连几天，苏秦都没有来见他。张仪被安排住下后，心中很是不痛快，原本想有个发达的老友，自己能够借助他也发达一回，没想到，苏秦不但没有热情地款待他，相反，吃饭的时候，还安置他在最末的位子，吃着仆役们才吃的粗饭。苏秦还用话语羞辱他，说：“以阁下的才干，怎么会潦倒到如此地步呢？我实在没有法子帮你，你还是靠自己的运气罢！祝你好运了。”

远道而来的张仪，带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苏秦的住处，下定决心凭着自己的才能，与苏秦一争高下。

张仪走了以后，苏秦暗中派人沿途用接济他，支持他进行游说秦国的工作。苏秦的门人们很奇怪，问苏秦为什么这么做，苏秦说：“张仪的才干，在我之上，我怕他为了贪图一时的眼前小利，过分安于现实而丧失了斗志。所以，我侮辱了他一番，以便激起他上进的决心。”

张仪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眼光长远的朋友的，所以，那就要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让自己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让自己沉浸在实现远大目标的行动之中，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的战术指挥能力很差，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几乎没有不失败的。但是，曾国藩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具备高屋建瓴的战略头脑，擅长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出发，善于整体的战略谋划。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正规军绿营一触即溃，节节败退。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被咸丰帝任命为团练大臣，负责湖南的自保。曾国藩在写给学生的信中，纵论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眼光独到，深谋远虑。而且朝廷让曾国藩办团练的目的只是为了湖南一省的自保，而曾国藩比朝廷想得更为长远，他以剿灭太平军为己任，想于此改革军制，建立一支体制外的军队。

由于朝廷上下对国家正规军绿营心存幻想，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寄望江南、江北两大营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这在曾国藩看来，并不是最优的决策。清政府的着眼点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用兵的重心也只关注南京一城的得失，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破南京。

曾国藩的考虑无疑是长远的，也是全局的。他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再安庆，这样由上而下，既解除了太平军北上之忧，又将太平军压缩在江南一隅，有利于克复南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曾国藩的长远考虑比清政府的部署要高明许多。

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从安徽向湖北挺进，先后拿下了安庆、九江、汉阳、省城武昌告急，清政府军队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狼狈不堪，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搞得团团转。正在清政府慌乱无奈之际，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认为要解除太平军的威胁，消灭太平军，就不能顾虑眼前的得失，而应从长远的战略来考虑。他说：

论目前的警报，那么庐州是燃眉之急；论长远的发展，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能保住武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就能巩固湖北的门户，就能打通两广四川的饷道。如果武昌不保，那么就会成割据之势，这是最值得担忧的。

因此，他主张集中安徽、江西、两湖、两广的兵力，先与太平军争夺武昌，然后由上而下，沿着长江攻占两岸重地。

咸丰皇帝同意了曾国藩的建议，按照曾国藩的战略部署，湘军在攻下武昌后，顺长江而下，连连攻破太平军的防线，重创太平军。

1859年2月，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折子《通筹全局折》。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他说：“就全局来看，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他指出：“论长远战略和大局的轻重，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南岸。”于是湘军集中兵力进攻景德镇。这一战略部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朝廷的短视，只盯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天京），就想一举攻破天京。但既然是首都，自然防卫是最严密的，直接攻破天京谈何容易。尽管朝廷阻止了江南、江北两个大营，不但没有攻下天京，反而招致江南、江北大营全军覆没，清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上也更加被动起来。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曾国藩认识到是朝廷战略眼光短浅的缘故，为此，他提出要想攻破南京，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而后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而要驻兵滁州、和州，又必先围攻安庆，以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并迫使陈玉成前来决战。

结果证明了这一战略决策的高明。清军由武汉、九江、安庆、南京，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流域，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曾国藩曾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就是大局大计”。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局大计，就是长远眼光和战略重心的所在。

正是因为曾国藩始终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用长远的眼光审视未来的发展趋势，才能根据形势制定出有利于全局、有利于战略胜利、有利于长远利益的战略部署。他看重的是长远的战略，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我们常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这就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像下棋，高手能看出五步七步甚至十几步棋，棋力一般者只能看两三步。高手顾大局，谋大势，不以一子一地为重，以最终赢棋为目标；低手则寸土必争，结果在辛苦中屡犯错误，以失败告终。

一日一心得

眼光长远的人往往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能够掌握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因而能先行一步。在我们这个竞争日趋激烈、创业变得很艰难的时代里，眼光长远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短视者只能迎接失败，即使他们曾经拥有过很优越的条件。他们往往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在透支享受今天的同时，忘记或忽略了给明天播种，最后只能被明天抛弃。

凡事留有余地

曾国藩语录：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

在人物雕刻中，尤其是人物面部的雕刻技法中有这样一个原则：眼睛要先刻小一些，而鼻子要刻得大一些。因为眼睛小了，还可以刻大，鼻子大了，还可以一点点刻小。总之，都会为进一步完善留有修饰的余地。

清人朱柏庐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曾国藩说：“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意思是说，凡事留一分余地，则可周旋回转，灵活自如；凡事不留余地，则容易失之于刚硬，一旦做错则无可补救。

曾国藩认为，人生一世，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冷静判断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特别是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切不可赶尽杀绝。这一道理在许多事件中都得到了证明。

1792年2月，拿破仑进军罗马，在谢尼奥之战中，抓到了大批意大利俘虏。在“杀”与“放”之间，拿破仑做了充分的考虑，最终他决定释放全部的俘虏，并且，他用意大利语给俘虏们做了演讲。在高谈所谓意大利自由和教皇制度的种种弊病以后，他真诚地对意大利俘虏们说：“我是为你们的幸福到这里来的。现在你们都自由了，请你们回到家里告诉你们家乡的人：法军是宗教、秩序和穷人的朋友！”本以为会被杀的意大利人惊喜万分，他们心中对法军的恐惧立刻化为了对拿破仑的感恩之情。结果，释放的俘虏成了法军的义务宣传员，称拿破仑是真正爱意大利的人。

拿破仑的这一“人情留一线”的高招见效极快，随着消息的迅速传开，法军很快就有了“群众基础”。这为后来拿破仑在意大利采取军事行动和对其进行统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试想，如果拿破仑处于高位时赶尽杀绝，将俘虏杀得一个不留，虽然也能达到“威名大振”之效，但想必他对意大利的征途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对待用兵打仗这等大事如此，对待生活、工作中的小事亦是如此，说话留点余地，就不会因为“意外”的出现而下不了台；做事留有余地从而可以从容转身，方可避免走向极端，断了自己日后的退路。

曾国藩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

曾国藩还是一个非常善于容人的人，他主张，为了处世要“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待人接物时多为对方留一点余地。

对于身处庙堂之上的曾国藩来说，趋炎附势之徒自然不会少，其中不乏热衷于仕途，却又故作清高的所谓“大儒”。但是，曾国藩依然将他们接纳下来，给予礼遇。

很多人对曾国藩的举动非常不解，其中便有一个叫李鸿裔的年轻人。他看不惯这些号称理学大师的腐儒。但是，虽然他多次向曾国藩谏言，曾国藩却依然故我，并不多加解释。

一日，李鸿裔在曾国藩的文案上，看到一个大儒写的一篇文章《不动心说》，文中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写了这么两句：“将吾置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乎？曰：不动。”李鸿裔为了讥讽这个言不由衷的大儒，信笔在文章的后面题道：“二八佳人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当晚，曾国藩见到了这篇文章和李鸿裔的题字，命人立刻将李鸿裔召来训之：“虽然这些人多为欺世盗名之徒，言行不能坦白如一，但他们之所以还能够丰厚的待遇，凭借的正是这些虚名。可是你一定要揭露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么他们对你的仇恨，绝不是言语就可以化解的，这不是自取祸端么？”李鸿裔闻之不禁汗颜，明白了曾国藩此举的意图，从此开始注重“内敛”。

这件事告诉我们：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待人处世，需要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

在处世中，万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可以回旋的余地，就像行车走马一样，你一下奔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调头就不容易，你留有一些余地，调头就容易多了。俗话说：“过头饭不可吃，过头话不可讲”，很有道理。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才不可露尽，力不可使尽，在办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多用点“太极推手”的功夫，永远保存一些应变的能力。

在待人方面，答应别人时，注意使用“模糊语言”，以便自己赢得主动；在拒绝别人时，不妨先拖延一下，最好不当面拒绝，答应考虑一下，给自己留点回旋的空间，以便使自己“进退有据”；在批评别人时，特别是有多人在场时，最好“点到为止”，以维护对方的自尊；在与人争论或争吵时，切忌使用“过头话”、“绝情语”，以便让对方体面地下台。

在处事方面，对一些不太好把握的事，千万不要明确表态，东拉西扯，多说点无关痛痒的话；对那些表面看来无关大局的事，也要含蓄地处理，巧妙地避开疑难之处，以免引火烧身。另外，对于某些难以回答而又不好回避的问题，不妨含糊其辞，来一番隐晦笼统的回答，如“可能是这样”，“我也不太了解”等等，以给自己留有余地。

一日一心得

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留”在这里，是一门艺术，一种境界，一种品格，一种道德，一种气度。凡事留余地，看似是给别人方便，其实是给自己留退路。

荣耀不可过早享用

曾国藩语录：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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