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闰三月，郭嵩焘在京为官不顺，奏请辞职归乡养病。其实他并不愿如此，但胡林翼写信劝他速归，这才决定上疏辞归。对此，曾国藩很不满意，他认为这太过于心急了，恐怕会有消极影响。他在给郭嵩焘之弟郭昆焘的信中说：鄙意却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回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风波大定，而一身之进退有余。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因为郭嵩焘性格过于急切，仕途上一直不顺。湘军集团中，初期郭嵩焘出力甚多，却未得大任。后来郭嵩焘任驻外公使，又因急切倡导西方新政，而举朝骂之为卖国贼，有人竟主张杀之以谢天下，郭嵩焘最后因此郁郁而终。可以说，是未得“缓”字的妙处。

我们说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大凡急功近利者，都不可能成就大事业，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长远追求，没有成就什么事业的大志向，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时间和全部生命都无形地消耗在短期行为之中，消耗在他虚浮浅薄的劳作之中了。相反，大凡成大事者，都不会太在意眼前的利益，或者暂时的损失，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最后收获的是最大的利益。

一日一心得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地走出每一步都是向目标靠近的一步，每一步后你都离目标更近了。相反，如果只是为了短期利益，就急于求成，那反而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由此可见，做事情切不可急功好利，要从日常生活中培养耐心、信心，凡事都要用心、专心才容易成才。

做事要从大局考虑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大局”本来是围棋术语。围棋有很多所谓“定式”，是说如果就局部来看，双方都按照一定的方法应对，就可以得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这里，前提是“就局部来看”，如果在选用定式的时候，没有大局观，后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一局好棋的产生固然可以看成是许多局部成功的积累，但这些“成功”的局部都要根据全局的需要行事，有时甚至牺牲局部利益(弃子)。大局观不强或者没有大局观的棋手是不可能成为好棋手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围棋技巧，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古人说“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万里者无以谋一隅”，这里所说的“万世”、“万事”就是“大局”，而“一时”、“一隅”则是局部，要谋好“一时”、“一隅”就非谋“万世”、“万里”不可，这就是“大局观”。

曾国藩说：“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意思就是说，研讨事情，要从大处分清界限，而不适宜从小处剖析细微。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做事情、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史书称赞曾国藩“持大体，规全局”。曾国藩的大局观首先体现在他对问题深远的考虑上，这是大局观产生的前提。

曾国藩是一个考虑问题很周密深远的人，他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朱知县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乡绅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以便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因此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静观大局，使自己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事先的规划发展，那要实现最终的目标就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了。

1860年4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拥有重兵七万余人的江南大营，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的部分。但是，就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在和太平军经过了九昼夜的激战后将死卒亡。江南大营的溃败为湘军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不久，清政府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名副其实地走上了一线战场。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确切地说是得到这个机会之前的日子里，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大局，关注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因为这些都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影响，一步走错就可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他们虽然平时身在疆场，但从来没有忽略对大形势的关注和采取相应的对策。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曾国藩是在1861年的8月初才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并且这消息并不是来源于朝廷，而是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异常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忧虑，而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让身处军营的曾国藩愈发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由于事情早有预谋，再加上当时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对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的政变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一天，他从朝廷转来的奏折中发现了咸丰皇帝所立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明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更让他吃惊的是，谕旨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对他的新任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兼管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都归他节制。

曾国藩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而是冷静地分析了朝廷内的大局势，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他也由此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

清政府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政府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政府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政府自然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的危害，但是当时的大环境逼得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曾国藩在认清这些形势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政府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作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比这个更亟待解决的是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湘军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曾国藩认识大局势，把握天下大形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而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过程与战争结局，几乎都按照他的规划在进行。难怪当时人说他“规划精严”，毛泽东则说他“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做大事的人，必须有着长远的眼光和深远的思虑，还要能及时认清形势、把握大局，这样才能及时抓住机会，及时规避风险，在别人没有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有利于自己成功的机会，在别人没有发现风险的地方及时做好准备。这样对现实做到深刻洞察，才能对未来做到准确的预期，才能做出更准确、更切合的战略规划。

一日一心得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难成大气。

难关要靠自己挺过去

曾国藩语录：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而作出。

有的人身处危险关头的时候，总希望能够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帮自己一把。有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但是千万不能坐等别人来救自己，这样就等于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境地。而应该积极靠自己展开自救，这样即使没有援手，自己也不会因为坐等而浪费时机，也就争取了主动。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源于他自己一次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