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通过自省，能够很好地检讨过去，认清优劣，明白得失，对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明白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通过努力可以去获得，哪些是想都不该想的私心杂念。而要达到这一境界，主要的途径就通过不断地自省，思前虑后，与自己反复较真，像孔子的学生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更健康、更具活力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

一日一心得

自省是一种思想境界和觉悟的高度体现，也是人品人格自我提升至谦的表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是正确的，即“己正性”，很少有人自我否定，此为其一；其二即使有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愿意接受。在态度上不够谦虚，不利于自己成长，两种皆不可取。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要每天经常自己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看看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其次是以己为师，以我为镜，自我鞭策。

淡泊名利明心智

曾国藩语录：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

《红楼梦》里有一句开篇偈语：“人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连神仙都不能淡泊名利，何况是我们凡人呢？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世人追逐名利的借口，而更应该是一种警示。

春秋时期，齐国有公孙无忌、田开疆、古治子三名勇士，皆万人难敌，立下许多功劳。但这三个勇士自恃功劳过人，非常傲慢狂妄，别说一般大臣，就是国君也敢顶撞。当时晏婴在齐国为相，对这三位很是担心。因为他们勇武过人，但又没什么头脑，对国君也不够忠诚，万一被人利用教唆，则必成大患。晏婴便与齐景公商议，要设计除掉这三个人。一日鲁昭公来访，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献上一盘新摘的鲜美的大桃子。宴后，还剩下两只桃子，齐景公决定将两只桃子赏给臣子，谁功劳大就给谁。当然，这就是晏婴的计谋。若论功劳，自然是三勇士最大，但桃子只有两个，怎么办？三个人各摆功劳，互不相让，都要争这份荣誉，其中两人先动起手来，一人失手杀死了另一人，杀人者自觉对不住朋友，于是也自杀而亡，剩下的一位见事情闹成了这个样子，三人为了两只桃子而死去两个，也不愿独活，就当场自杀而死。这样，齐景公就去掉了心头大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晏婴的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三个勇士的最大弱点好名、贪图虚名。如果三勇士没有这个弱点，未必会被晏婴轻轻松松地就用两个桃子给杀掉了。一个人过于贪图名利就必然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因为贪恋钱财，贪恋名誉地位而导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例子，在反思时，我们会在为生命感到惋惜的同时，深深地感到名利就是一个无底洞，只要掉进去就必然会尸骨无存，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清代皇帝秘史》记述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不禁兴致大发，随口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道每天来来往往多少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一语道破天机。

很多人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的，人有趋利性，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趋利并不是说就可以唯利是图，就可以爱慕虚荣。诚然，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人挣扎在名利场上，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笑看人生呢？司马迁说得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由此可知，淡泊名利很难。理学大师朱熹也感叹到：“世上无如人陷欲，几人到此无误平生。”也正是因为做到淡泊名利很难，那些做到的人才能真正成就别人所不能及的大业。曾国藩就是能够做到的人之一。

不可否认，曾国藩起初的名利之心也是很强的。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然而，曾国藩并未因此而冲昏头脑，而是愈加谨慎地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他在日记中写道：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

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曾国藩对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这样，曾国藩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他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一个人，如果不能把世间的事看得平淡，什么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曾国藩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梁启超就总结曾国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为甚强”。

一日一心得

淡泊名利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个人修养出发。而修养的第一步则是看淡一切，平淡对待名利，不认为它们是自己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不会被名利牵着鼻子走。

培养浩然之气

曾国藩语录：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

曾国藩认为：气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主宰，在人体内表现为精神，在人体外表现为起色。在他看来，做大事必须要有良好的品性，而要想具备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觉得，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就无法体现人生价值，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充实于人体之内的浩大正直之气。孟子时代，中国哲学已经认为，气是构成物质的质料，物质之内充满了气。人也是一个物，人体之内也充满了气。这个气，可以是勇敢的，也可以是怯懦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恶的。一个人的气如何，在和人交往时，就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孟子认为，气的状况，可以影响人的志向。因此，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修养自己的心和气。

一天，弟子问孟子：“您擅长做什么样的修养？”孟子回答说：“我擅长的是修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弟子问：“浩然之气是什么样子？”孟子解释说，难以描述。然后又说道，这个气，最浩大，也最刚强，你不间断地养护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个气，和仁义是互相伴随的。没有仁义，这个气就会衰竭。因为，它是仁义的积累，不是做了一件仁义的事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孟子要求，修养浩然之气，要逐渐积累，不要拔苗助长。如果不能逐渐积累。企图一下子就得到它，就会像那个拔苗的人一样，以为是帮助了禾苗的生长，结果反而害了禾苗。人的品性的培养也是这样的，只能逐渐积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形成需要进行长期的教化和培养。孔子将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分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阶段：

确立志向。要实现人生的理想则必先有理想，有努力奋斗的志向、决心和毅力。但光有志而不为所动也不过是空谈，所以孔子说“志于学”，有鸿志还要通过学习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提高自身的修养。

敏而好学。学习是完善自我、提高修养、丰富知识的重要途径，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中学习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如何学习才能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呢？首先，在学习的内容上要博学于文。孔子认为学习的表现在于多闻多见。可以说“博学于文是丰富知识加强自身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博学于文，则就难以形成出众的才华、良好的修养和脱俗的气质。其次，在学习的规范上要约之以礼。孔子认为礼能成为人立身行事的范式和道德完善的标准。自觉努力地承担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和社会责任，遵从礼的行为模式，各安其名，各尽其责，才能建立有序安定的社会秩序，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最后，在学习的态度上要好学内省。理想人格的培养一方面要靠外界的教育培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内因的充分发挥。

勤于实践。孔子非常重视“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孔子一生做事踏实，非常重视躬行实践，他的人格教育实践性特别强，他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及弟子，要求他们躬亲实践来完善人格。

对照孔子提出的培养“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的途径，我们发现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严格照着执行的。

曾国藩的志向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尤其是接受两位理学大师的教导，更为突出的是他的内省工夫，更是难有人匹敌；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的修养主张，更是力求亲身实践，以身作则，首先正己然后正人……在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方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称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的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遭遇失败时选择自杀就是这种正气的一种体现。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可以说，曾国藩的人格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他以天下自任的政治抱负、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克已自省的自律精神等所构成的主体人格，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日一心得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浩然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之道义迸发出来的浩然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道德精神。有了这种道德精神，就可以无所畏惧，能屈能伸，进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退可以保持气节。

抱怨不如改变

曾国藩语录：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

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五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道：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推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

在曾国藩看来，牢骚太甚的人后来一定抑塞。他们总是把自己所谓的不平发泄给别人，因为无缘无故而怨天，天也不会答应；无缘无故而尤人，人也不会服。因此，他告诫说，凡是遇到牢骚要发的时候，就反躬自思，自己有哪些不足，而积蓄了不平之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通过内省改变自己，提高自己，决然去掉动不动发牢骚的毛病。这样不仅能平心谦抑，可以早点儿得科名，也能养和气，可以稍微减少身体上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