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简介：李四光，1889年生，湖北黄冈人。

自2007年以来，以“世事评忆”为题，陆续编发了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有关论语，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科学家人都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曲折与胜利等有切实的感受和对比。因此，他们在评忆、论语中对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家的责任的看法，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思考等，有其独到和深刻之处。

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至1912年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1913年至1918年留学英国，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二三十年代，在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创立了新的学科“地质力学”，成为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1948年赴英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1949年10月，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起程回国。为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化名秘密登轮回国。后长期担任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着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钱学森简介：钱学森，1911年生，浙江杭州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35年至1939年间相继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受聘为这两所大学教授，并以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身份参与了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寻求回国受阻，后经中方向美方多次交涉，于1955年10月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以及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开始参与领导建设新中国火箭导弹研制机构。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着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气体动力学诸方程》、《星际航行概论》、《物理力学讲义》、《钱学森文集》、《钱学森手稿》等。

内容提要

（一）

李四光：西安事变以后，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58年12月22日）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1957年6月25日）

钱学森：美国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1989年8月8日）

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1950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1987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1955年9月17日）

（二）

李四光：1955年1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后同我进行了谈话。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内容很广泛。毛主席还请我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钱学森：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毛主席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着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工程上的实际问题总是复杂的、多因素的。遇到复杂问题怎么办？就得设法加以简化。只要主要矛盾抓对了，你的简化就是合理的，其结果工程上就能用。这不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道理吗？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学问，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原来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说毛主席很伟大。（2000年12月11日）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时，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毛主席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1976年9月16日）

李四光：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20世纪40年代）

钱学森：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1989年8月8日）周总理和聂老总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地，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1997年10月11日）我参与科技工作的20多年中，周总理曾开过不知多少次会议来听取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教育了我们。（1977年）

钱学森：我们当年搞“两弹”，邓小平同志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听我们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他对知识分子是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贡献就更大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2000年12月11日）

（三）

李四光：自从解放以来，我们认识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科学必须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向人民、面向群众，我们开始认识了集体工作的意义和它的优越性。（1952年9月21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事业，有着自己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是科学发展的全面性、计划性和集体创造。

（1957年11月4日）科学问题虽然由科学家去搞，而发动和组织科学家没有党不成。（1957年6月）党对科学工作领导的具体作用起码有两点：第一，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1957年6月25日）

钱学森：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2001年6月25日）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2002年6月24日）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们既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1989年8月8日）

（四）

李四光：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在毛主席着作中，也找不到解决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答案。但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树立起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1965年12月）

钱学森：“科学”也不光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等等。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个部门的知识最好都知道一点，还要懂得辩证法，这样视野才能开阔，看问题才不至于片面、近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所要求的。（2000年12月11日）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1986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1991年10月28日）

李四光：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毛病，在高谈阔论。你要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说而不行，行而不力，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年9月15日）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1962年11月15日）

钱学森：我1935年到美国，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到1955年我回国时，我把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送到我的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1991年10月19日）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1991年10月28日）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鲁迅诗句，意指在风平日暖的天气中，能高飞远翔的鸟并不让人喜欢；流连于开满香花的小山，是看不见后面高山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