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信》（1988年10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91页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智慧的泉源。

——《致张锡令》（1986年12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42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知识、理论的最高概括。

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客观世界的事物。这样我们就重新肯定了哲学的涵义：

智慧的学问。但更明确了，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的概括，它就应该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有指导作用。必须承认这个指导作用。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当然是科学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不能各行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宇宙概念和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的宇宙概念必须一致。古代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辩性质的，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也可以是机械唯物论的，当然也就不受此限制。

——《致兰先煌》（1984年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

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

——《致张帆》（1986年12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51页

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才是真正思想解放的人。

——《致洪定国》（1985年7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53页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有实践经验、有学问的人，才能少犯错误，才是有智慧的人。

——《致陈信》（1987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92页

看问题总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武器！

——《致张帆》（1987年4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31页

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光喊口号是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

——《致林志群》（1984年5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0页

怎样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实际以后怎样培养分析洞察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致刘清珺》（1991年11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6卷第157页

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

要指导包括系统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研究，但科学技术的实践也必然反过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来有往，才是辩证法！

——《致王者香》（1985年12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1213页

到了今天，既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科学技术，也不会有科学技术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深化的。两者的桥梁即自然辩证法。

——《致庞元正》（1992年7月6日），《钱学森书信》第6卷第330页

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

——《致于景元》（1989年8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4页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页

我在自己工作中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点也没有过时，完全可以用来指导科学技术工作；而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工作的科技人员是自己放下最锐利的武器。问题在哪里？第一是思想上被资本主义国家科技成就迷住了，看不透他们的缺点错误。第二是没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

——《致姜井水》（1985年5月20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90291页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6页我最近读了张岱年教授的文集《文化与哲学》，想到何不考虑把中国几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古籍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致钱学敏》（1989年9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5354页

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当然要不断地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发展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又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43页

必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要发展的。发展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又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指导的意义。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科学的科学”》，《钱学森讲谈录》第233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

中国的社会科学、哲学工作者中，有两种人我是不赞成的：一种人死抱书本，教条主义；还有一种人盲目崇拜西方，崇洋媚外。这都不对。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死抱书本，我有亲身体会。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们请国防科委政治部的同志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到科学技术内容，他完全照本宣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告诉他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却说书上就是这么讲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东西，搞形而上学是不行的。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指导我们工作，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而发展，所以不能机械地死抠书本。另外，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坚持马列主义，而有些人则走偏了路，反对马列主义哲学，这就更不对了。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我们今天要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定要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要从中抓住时代精神。

——《致王荫庭》（1990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5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临一个新时代，但研究这一新发展不能只是搞马列主义发展史的同志的事，因为它涉及整个世界。正确的做法是要靠集体的智慧，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干。专家们应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社会科学要与自然科学联盟。研究“钱学森”不是重要的课题，研究如何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吧。

——《致钱学敏》（1989年8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2728页

五、关于人的认识

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要学理论就得对理论提问题，然后去解答问题。要学实验技术就得对实验技术提问题，再去解答问题。

——《致天津大学材料力学教研室共青团员》（1961年6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61页

人认识客观世界只有一条路，即实践的路，不然又回到唯心主义上去了。

——《致王义勇》（1985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不是思维形式；不能说感性认识就只用形象思维，理性认识只用抽象思维。要达到任何一个认识阶段往往要用多种思维形式：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灵感。

——《致杨春鼎》（1981年4月22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153154页

今天在认识过程中，不但要参考使用自己脑中存贮的信息，而且要使用存贮于人体之外的信息，即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今天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动用精神财富不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综合教育学、科学学、新闻学、体育学、文艺学等，我拟称之为文化学。

——《致胡岚》（1982年10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1页

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只研究其当前的情况是不够的，要研究其历史的发展变化。……发展变化有两种：

渐进演变和急骤飞跃。……渐进演变固然能启发人，但急骤飞跃能发人深省。

——《致朱嘉明》（1984年6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3454页

我接触我国社会科学家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习惯于从概念出发，而不像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测定的数据出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引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这是个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致吴健》（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60页

科学研究必须证实，不能凭空想。……科学要从事实出发，并且最终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不然再“言之成理”也是空的。……空想得再美好，也不是科学。

——《致余亚纲》（1987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4750页

努力钻研航空理论和技术，以结合实际；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航空技术的进展是一日千里，非有明确的理论不能赶上先进成就。但如果不能结合实际，理论就落空。不要忘了这一点真理。

——《致青年团华东航空学院委员会》（1956年5月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6页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当我碰到疑难问题时，苦思不得其解，总是形象（直感）思维，甚至是灵感（顿悟）思维解决问题。这是说我头脑中框框太多，不能从理论上触类旁通，得靠形象，甚至靠梦境。

这种困境，后来逐渐缓解，不用做梦了，推敲一阵子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真正做到触类旁通是在懂得了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才是触类旁通的钥匙。

——《致钱学敏》（1994年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59页

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事物的发展。这是一条规律。而且常常是因认识错误，吃了大亏，然后才总结经验，取得正确认识。这大概无法完全避免。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尽力掌握一些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力求看得远些。

——《致刘海波》（1986年10月1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5296页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科学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是人类认识社会的巨大飞跃。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292页六、关于实事求是

一个人要能为人民做点事，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实事求是地对待客观世界。

——《致汪成为》（1988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131页

无论出国考察还是国内工作，只有一条，联系实际。空谈泛论是不足取的。

——《致张帆》（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9页

理论要搞，但不能空，要结合实际应用。

——《致杨士尧》（1985年5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09页

我们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应许愿太多，那是自找苦吃！

——《致刘奎林》（1984年9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3页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

——《致洪定国》（1985年10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72页

1949年改造上海，那时我们党是心中有数的，要怎样改造，改造成什么样子，都清楚，所以成功。失败，就在于设想是脱离实际的。社会千差万别，也不能做试验，那会损失太大，这与治病不同。我们今天在中国搞改革，只能渐进，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没跟上。

——《致于景元》（1994年3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111页

中国的事难就难在有一个几千年旧习的担子（封建陋习）。改革必须搞，但非短期内能全部解决的。这就是实事求是。要大胆进取，又要稳当。

——《致胡传机》（1984年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41页

我们改革的决心是坚决的，但也可以看到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够用了，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致胡传机》（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7页

一要反对原苏联的那一套死抱住“官方”书本不放（包括有些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着述翻译成俄文本中的误译）、教条主义的作风；二要发扬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结合实际、结合时代新实践、也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东西来丰富、发展以至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两条也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应作为我们的态度。我自己是从自己数十年生活及工作中体会到这两条的。

——《致黄顺基》（1996年1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9卷第457页

所谓基本矛盾与派生矛盾，其实也很清楚：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是不会变的，而派生矛盾则是从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某一事物发展阶段的矛盾。

列宁写书时代的派生矛盾，所谓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到现在还是照样不变吗？我看不一定，要研究，也许要变，实事求是嘛！

——《致吴健》（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60461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背叛，但老经典着作说的不见得字字是真理，死抱不放。这个精神可用五个字来形容：“离经不叛道”。

——《致葛全胜》（1989年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366页

七、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方法论

做研究就是开拓已有的知识领域，攻克学术的前沿阵地，所以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别人的最新成果。1955年我们全家回归日夜思念的祖国以后，党交给我一项大规模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这时我又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了，必须学习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书面发言》，《当代图书馆》1996年第2期

我知道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都有其各自的来头，在国外也众说纷纭。但我们就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上把“三论”统一在系统论上吗？什么是核心？系统的概念包括了控制和信息，哪有没控制、没信息流动的系统？

——《致乌家培》（1984年5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41页

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等辩证关系。总之，不讲整体不行，只讲整体也不行。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一切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实用，而在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