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和1962年两次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力学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发展极快。两弹试验成功就是明显的标志。但是现在看来，就在这两个全国规划期间，也还存在对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和抓某些重点忽略了对其他某些必要的分支部署一定力量坚持下去的问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使力学科研工作停顿了6年。197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排除“四人帮”干扰，多次指示要抓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力学界为此曾于1972年底召开了全国“力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座谈会预备会”，决定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召开全国“力学学科基础研究座谈会”，以便根据突出重点，远近结合，统筹兼顾，加强领导的原则，制订19731980年力学学科发展规划。

——《现代力学和四个现代化》（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53页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24位教授，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10月初至12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加、英、瑞典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85页

高能电池的工作在1975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该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还问起了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让总理这样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焦虑。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9091页

我们这一代人，从普通农民、工人到知识分子，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他离开我们已经27个年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崇敬他。“文革”期间，周总理为保护许多统战人士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序（2003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37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推动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一部有着200多年历史、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的大型工具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而言，很有必要构筑一条联系中西文化的桥梁。

刚主政不久的小平同志再次显示出他的非凡胆识，决定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作为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合作谈判，就合作出版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12月14日，邓小平亲切接见了我和其他委员，提出了要编好百科全书的要求。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鞭策。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整套10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终于在中国出版。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为处于那个文化饥渴年代的一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小平同志本人对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对知识界广大专业人士的关爱、期望和支持。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1982年，在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下，我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上海工业大学原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一所地方大学，学校的建设发展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底，我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83年，经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正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满怀信心，在上海工业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四）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在课堂上，注重的不是解题过程、公式运用，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才是教师的真本事。

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书，关键在于教给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应是捉鱼的方法。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我们的学习要重视掌握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能背书，不是主观地没有逻辑地信口开河。我们当前在这一方面还比较忽视，还要大大提高，要不然就不符合跨世纪的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

——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学而不思则罔。”

意思是说你学习了以后，如果不去考虑问题，不去思索问题，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你会什么也学不到。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可是常常被很多人忘记了。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小学毕业考初中，初中毕业考高中，都是考数学和语文两门，题目都是有范围的，而且还有温书的重点，这实际上就是让你去背，背好了就考。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毛主席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要弄通马列主义。

什么叫弄通？弄通就是不需要死记硬背，而要联系实际去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这不是很清楚吗？……实践早已证明，死背的马列主义，对我们国家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他就不是实事求是，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要搞好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还必须搞好教材建设。

教材要结合实际，能解决问题。不要再搞全国统一的、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了。这个问题我提了许多年了。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教师走上讲坛讲课，应该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照本宣科，全部都照书讲，讲完书走人。教师对教学内容要理解，这是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的。讲好课有两条，一要有学问，二要有好口才。有学问比好口才更重要。因此，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增长学问，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这里面，就有一个对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在高等学校，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师上课，不能再靠背那几本讲义了。我们应该逐步完成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教师不是教书匠，不能光教书，而要一边教书一边在搞科研、搞课题。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