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简介：钱伟长，1912年生，江苏无锡人。

着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

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做研究工程师。1946年5月回国，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195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民盟中央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5月任上海大学校长。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理论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着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弹性力学》（合着）等。

内容提要

（一）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创造了造纸、印刷和活字版的技术，发明了硝和火药，发明了燃煤。

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1951年）历史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很多是欧洲所没有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9年所见到的东西，使欧洲人大吃一惊。欧洲社会曾经很落后，从我们这里学了很多东西去。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当年最高级的科学技术，是和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的。（1982年）

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1951年）

汉字在祖国的统一大业中，是有重大功勋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国长期以来，能够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传统方块字绝不是没有功劳的。（1982年）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字是紧紧联系着的。（1990年）古代中国的刻书事业，到宋代发展到了极点。印刷事业这样发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生活的热烈追求。（1951年）

我们骄傲地继承着这笔光辉的遗产，我们热爱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无休止地劳动，不断地创造，来丰富我们光明的前途。（1951年）

我幼年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1993年）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茂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当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1993年）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94年）

后来我决心进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语文系主任叫朱自清，有个教授叫闻一多，这两位看中我了，因为我的语文100分呢。进去一个星期选系的时候，我选了语文系。朱自清非常高兴，特别把我召到他家里去，要跟我谈谈，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晓得我是钱穆的侄子，他说，你们有点家学。

（1986年）在大学一年级学习中，殷大钧、何凤元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详细地介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朱自清、杨树达等教授和历史系陈寅恪教授等的学术造诣。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1995年）

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指着名物理学家、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编者注）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他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1995年）

（二）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大学毕业后，我作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生，留学北美。两年的时间，我就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在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和波导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随后又到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从事火箭发射、弹道、超音速流的工作。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我内心满怀着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牵挂，渴望尽快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和人民。（2005年）我们不相信落后的中国不能改变，我们不改变它，谁改变它呢？外国人对这种行动颇不理解，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1987年）

我是解放前回国的，我在美国工资高得很，我也知道国内工资低，可我就没想到工资问题、待遇问题，我想到的是国家的前途。（2001年）有人说：“你爱祖国要等价交换。”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应等价交换，我们的工作不是等价交换！我们工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绝不应该反过来问人民给予了我们什么。（1982年）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问题。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不想报效祖国，那实在是可悲的，就谈不上有什么最起码的人格和品德。

（1990年）要有为祖国、为集体的思想，否则没有出路。不要认为这是“傻瓜”，天下还得要有“傻瓜”精神，我们就是要作为民族、为祖国的“傻瓜”。（1993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2007年）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1995年）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1955年、1956年一批批地回来？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美籍华人还经常回来，甚至卖了房子作路费回来讲学？这是什么心理？不从民族感情出发是很难理解的。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1980年）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前途的，他们从来就与工人、农民一样的勤奋。（1980年）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动力和信任，给了我们报效祖国的大舞台。（2004年）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兴旺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不要只考虑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个人放在第二位，否则，我们将愧对国家和民族。只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终身的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1987年）

（三）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2001年）（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资格。就是说我还能上台讲课，还能拿工资。

我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保的。（2005年）197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排除“四人帮”干扰，多次指示要抓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1980年）

1951年底，我曾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访印前日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的事项，从清晨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1954年我跟总理反映，没有杂志，科技很难发展，买是买不起的，国家买个一两份，我们翻印。总理同意，说你去办。（1993年）1956年，我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制订工作。制订全国的自然科学规划，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分歧争论在所难免。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2004年）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身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订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1993年）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高能电池研究工作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还应该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1993年）

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200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1993年）1980年，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推动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一部有着200多年历史、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的大型工具书，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而言，很有必要构筑一条联系中西文化的桥梁。小平同志再次显示出他的非凡胆识，决定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整套10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

终于在中国出版。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为处于那个文化饥渴年代的一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小平同志本人对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对知识界广大专业人士的关爱、期望和支持。（2004年）1983年，经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正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满怀信心，在上海工业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

（2004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1997年）

（四）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1987年）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2007年）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应是捉鱼的方法。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2001年）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1996年）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说你学习了以后，如果不去考虑问题，不去思索问题，那是不行的。实践早已证明，死背的马列主义，对我们国家是毫无用处的。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是实事求是的人。

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982年）

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增长学问，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2003年）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也不会选择正确的教学内容。（2003年）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作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必须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通过几年的学习，培养成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2003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1985年）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1998年）我们所办的教育，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训。我们应该让每个公民具有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修养和知识。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1986年）通识是我们干部的必备条件。现在我们有人讲通才，通才叫才干，通识是讲有更通广的知识。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人首先要有相当广泛的常识基础，以后才能讲专。（1985年）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1985年）我们主张学生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只有综合型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1997年）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家。（2007年）

论语正文

（一）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