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简介：袁隆平，1930年生，江西德安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53－1970年在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1971年至今，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2年育成我国第一个籼型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1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1号b”。1973年育成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高产组合“南优2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设想，被公认为杂交水稻发展的指导思想。2000年实现超级稻单季亩产突破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以上的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目前，关于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目标已立项并启动，计划于2010年达标。袁隆平先后荣获国内外多项大奖和多种荣誉，其中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科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湖南省农科院名誉院长、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

（一）关于对事业的追求

我小的时候看到中国饱受列强欺负，我们总是抬不起头。我想，我们国家应该强大起来。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这是我的最大心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自己挨过饿，特别是看到广大人民都在挨饿，我才真切地感到“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说得是那么实在。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解决吃饭这个根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了天灾人祸之外，生产力低下是根本原因。从科学上寻找高产的办法，向饥饿挑战，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学农的知识分子的天职。“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的命题。我们的回答是：中国人用自己创造的高科技养活自己。

我1964年正式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一般来讲，搞水稻时间很长，为了加快速度，一年种两代甚至三代，夏天在湖南，秋天在广西，冬天在海南，用这样的方式缩短周期，尽快地出结果。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那时候条件非常差。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虽然有失败、挫折，但是我们感到前途光明，而且很有信心。杂交水稻的优势是生物的普遍现象，水稻有优势，肯定会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这个信心支持着我。如果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我的科研方法受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影响最大。在我的科学研究方面，这种辩证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内部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差异才会有矛盾，有矛盾才出现优势。我在科研道路上有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要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热讽，害怕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也创不了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科技创新既需要仁者的胸怀、智者的头脑，更需要勇者的胆识、志者的坚韧。我们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样才会取得成功。一个人要争取事业的成功，还必须懂得宽容大度。走入极端的境地，容易使人丧失理智，失去对事物的冷静思考，往往会滑入荒唐的失败的泥坑。

科学研究永无止境。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决心把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应用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永恒的事业。我还有两桩心愿：一是抓紧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二是要让杂交稻进一步走向世界，造福更多的人民。我一直认为，杂交水稻虽然诞生在中国，但属于全人类。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作贡献，造福世界是我的最大愿望之一。

（二）关于名利与地位

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因此，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

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研工作者，也才能当好一个科研工作者。

对金钱，我的看法是：要生活、生产，钱是重要的，钱来路要正；钱是来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用钱有两个原则，一不要奢侈浪费；二不要小气，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用。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我不是旗帜，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我当初研究杂交水稻的目的不是为了出风头，虽然我现在取得了一点成绩，有小小的名声。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所以说，“农民科学家”

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参加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的国际讨论会，并被授予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我因为签证的关系，迟去了两天，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其他同胞喜出望外地说，袁老师你终于来了，这下我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在5名被授予先驱科学家称号的人之中，其余4名都是美国人，我也感到很自豪。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我把自己获得的奖金捐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有人问我搞科研的动力是什么时？我说，成绩与荣誉来自于人民，归功于祖国，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现在党和国家重视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居功，应当发奋努力，在有生之年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这一辈子将永远研究杂交水稻，争取出更大的成果。

（三）关于党和国家的关怀、鼓励与培养

从杂交水稻开始研究起，就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杂交水稻是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局面的。

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的历史证明，我国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杂交水稻研究刚刚起步。当时，打倒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试验设施全被砸烂，试验材料几乎全被毁掉。在此关键时刻，国家科委发函，指示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高度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从而使我免遭批斗，有力地保护了刚刚萌芽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1967年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拨出专门经费，省农业厅为我配备了得力助手，在艰难的岁月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以鼓励和支持。

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加强了组织领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动了杂交水稻的高速发展，如1975年国务院就一次性地拨专款800万元和800万斤粮食指标组织南方13个省、市数万人到海南岛制种6万多亩。1984年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亲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视察，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李鹏委员长和朱镕基总理先后拨专款支持两系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稻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杂交水稻事业的发展，使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杂交水稻的成功，除了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大事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一曲凯歌。

党的培养教育，使我明确了许多真理。一句话，使我明确了人生的意义何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今天，面对鲜花和赞美，我反复思考，我国杂交水稻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呢？寸草仰春晖，全靠党的好领导啊！

（四）关于粮食安全与现代农业发展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现在农业所面临的艰难、危机、机遇与挑战，仍然是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必须关心的严峻课题。国家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但我认为不能够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要适当地有点储备，不能因为粮食多了就不重视它的生产。我国以占世界七分之一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提高粮食产量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

很多地方农民温饱有余，看似粮食过剩，但必须有超前的忧患意识，粮食生产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我有一个观点，叫做曲线致富观点，就是说我们努力把粮食单产提高了，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土地，搞其他的效益更高的项目，比如说养鱼，水果，蔬菜这样的东西。有粮食吃了，另外也可以赚到钱了。近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在持续增长，但农产品价格没有升值，农民单纯依靠种粮实现富裕，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当好他们的参谋。现在我们搞杂交水稻高产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广大农民的富裕。

政府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等，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还是要适当提高粮价。物价部门要发挥作用，控制其他相应产品的涨价。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所以政府出台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是件好事，对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好处。

要搞产业化，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搞小农经济，一家一户，肯定农民富不起来，一定要产业化。我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农民也会富裕起来，农业也要现代化，这样农民的数量就可以减少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其中，农业科技的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关键，这就得靠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农业科技人员应该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多管齐下，全力作为。要加强农业科研工作，创造新技术，包括良种技术、耕种技术、农用设备设施技术、农副产品加工技术等，这是基础。特别要注意围绕发展区域性的现代农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这样从实际出发，才会形成特色。要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运用新的技术，选用新的品种，发展新的产业，使农业科技成果变成现实的生产力。我们农业科技人员要在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推广服务和培养现代农民上多做工作，这样就能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论语正文（一）关于对事业的追求

我小的时候看到中国饱受列强欺负，我们那时候经常纪念国耻，如“九一八”国耻，好多的国耻纪念，都要降半旗，我们总是抬不起头。我想，过去我们国家总是受人欺负，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这是我的最大心愿。

——《走近袁隆平》第2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下同）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是自己挨过饿，特别是看到广大人民都在挨饿，亲眼看到饿死人，还了解到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在带头节食，我才真切地感到“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说得是那么实在。然而“民以食为天”，哪朝哪代解决了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解决吃饭这个根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了天灾人祸之外，生产力低下是根本原因，农民们在水田里辛苦一年，能打下的粮食只有那么多。从科学上寻找高产的办法，向饥饿挑战，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是我们学农的知识分子的天职。

——《走近袁隆平》第33页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博士提出的命题。我们的回答是：中国人用自己创造的高科技养活自己。

——《袁隆平传》第37137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下同）

我1964年正式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一般来讲，搞水稻时间很长，从种植、播种、开花、结实，周期很长，一般都要四五个月。我们搞一个品种出来，要八个代，如果一年种一季，要八年才能出一个品种，而且品种好不好还不说。我们为了加快速度，一年种两代甚至三代，夏天在湖南，秋天在广西，冬天在海南，用这样的方式缩短周期，尽快地出结果。所以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我们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条件非常差。在路途上也是很辛苦的，坐汽车、火车也没有卧铺什么的，经常熬夜。……但是有一条，我觉得乐在其中。为什么乐在其中呢？我觉得很有意义，另外很有希望，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所以心里面还是很乐观的。

——《“泥腿子”科学家袁隆平永不满足的超级水稻梦》，新华网，2007年5月25日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疲惫是有，疲惫的时候多得是，休息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条件好了，原来是步行，后来是自行车、摩托车，现在改成开小汽车下田了。80年代的时候，到国际水稻研究室，搞合作研究，看到他们的科学家都是开小汽车下田，我说真好，现在我们也是开小汽车下田。条件改善了，也就不那么疲惫了。

——《“泥腿子”科学家袁隆平永不满足的超级水稻梦》，新华网，2007年5月25日

虽然有失败、挫折，但是我们感到前途光明，而且很有信心。杂交水稻的优势是生物的普遍现象，水稻有优势，肯定会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这个信心支持着我。

——《“泥腿子”科学家袁隆平永不满足的超级水稻梦》，新华网，2007年5月25日

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人民日报》（2007年5月25日）

我的科研方法受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影响最大。在我的科学研究方面，这种辩证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内部矛盾是推动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杂种优势就是两个遗传上有差异的品种杂交，有差异才会有矛盾，有矛盾才出现优势。

——《走近袁隆平》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