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做事做人，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杜甫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因为不可能再找出比“细”

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描述对物理的探索。

——李政道，引自《真情·真心·真意——温家宝总理与李政道教授交往纪事》，《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5日

长城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它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坚韧。它表现出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民的胼手胝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作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历史上中国统一的观念：尽管中国历史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过多次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合则兴，分则衰。

——杨振宁，《杨振宁传》第208页，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

所有中国人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省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所孕育出来的观念。台湾和中国大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在未来的极度竞争性的世局里面，台湾不可能不和大陆有共同的命运。我们呼吁台湾省的每一个人，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的长远利益，都能掌握住历史的动态和他们自己对历史的责任而为统一工作作出贡献。

——杨振宁《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1979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80页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过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乘务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杨振宁《父亲和我》（1984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66页

到了1972年夏天作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旅行时，我已经拿定主意，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中美科技交流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一文后记（1982年），《杨振宁文集》（上）第223页

有一天父亲给致礼（即杨振宁夫人杜致礼——编者注）

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杨振宁《父亲和我》（1997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65页

我父亲在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

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杨振宁《三十五年心路》第123页，广西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

——杨振宁接受香港电台记者的访问（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17页（四）

中国的教育方法代表了东方文化传统的教育特点，但它不应该成为新中国教育方法的特点。这种方法使学生容易产生相信“先贤”的看法，对先贤不敢持怀疑态度，或者觉得反正别人都已经做过了，我的目的只是去学习。这个态度有它的好处，比较谦虚，认为这种态度完全的坏是错误的。……但只是不断地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别人这样做他也这样做？这类想法最终他好像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我想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是有一些困难的。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与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6页，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

中国现在的教学方法，同我在西南联大时仍是一样的，要求学生样样学，而且教得很多、很细，是一种“填鸭式”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教出来的学生，到美国去，考试时一比较，马上能让美国学生输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病在于，它把一个年轻人维持在小孩子的状态，老师要他怎么学，他就怎么学。他不能对整个物理学，有更高超的看法。我到北大、清华去，他们告诉我，物理课本有四大厚本，学生喘不过气来。一个喘不过气的学生，今后不可能做得很好。他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学生，将来才行。

——杨振宁《关于治学之道——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39页

怎样改进传统的教育方法呢？这涉及整个社会风气，因而是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也是一种革命。这是个比在一门学问里面创造新的学问还要难得多的事。这是根深蒂固的事，不是一两天能改过来的。

——杨振宁在美国戴维斯和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的谈话（1984年），《杨振宁文集》（上）第469页

美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是，美国在100多年以前设立了所谓“有土地的州立大学”。这个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给所在州的农业作出贡献。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美国的农业大大发展了。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学农不感兴趣，怕将来到农村去，把农村工作看做是艰苦的，没有出路的。假如真是这个原因，我想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所能解决的。我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如果不讨论的话，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整个现代化要搞上去是有严重困难的。

——杨振宁谈中国新时期的人才培养（1982年），《杨振宁文集》（下）第10201021页

许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印象，觉得中国的研究生兴趣太窄。对物理学方面的兴趣太窄，对一般的事情的兴趣也显得太窄。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受了家长，受了学校，受了社会的压力，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地抓紧时间钻研、苦读，没有余暇关心各个方向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普遍现象。

——杨振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演讲（1986年），《杨振宁文录》第228页

我父亲是教数学的，他发现我在数学方面有一些天才。1934年夏天，父亲决定请一个人来给我补习，但他不是来补习我的数学，而是给我讲习《孟子》；第二年，又念了半个夏天，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地背诵出来了。现在想起，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才能时，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极力把孩子朝这个方向推。但当时我的父亲没有这样做。他却要我补习《孟子》，使我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对我有很大意义。

——杨振宁《关于治学之道——在上海交通大学对大学生的演讲》（1995年），《杨振宁文集》（下）第837页

我认为尽管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不可能全面，要求一个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作为年轻人，还是要注意文科和理科的均衡发展。

比如一个做自然科学的人，十七八岁进大学，如果在美国的话，头两年是不分科的，什么课都可以选，后两年才分专业。但是在国内不一样，一进校就分专业，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创新。

——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李政道接受专访话当年》，《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31日）

随时尽量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大一些。比如说随时到图书馆浏览一下，“开卷有益”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一个人会被研究工作跟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不能够花时间到图书馆去走走看看呢？我想这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不过一般讲起来，不管多么忙，抽空去使自己知识宽广化最后总是有好处的。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299300页

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是很有益的。20世纪的科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而且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开拓新领域，所以没有什么人能什么都懂。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说，我要倾全力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想要什么都懂是不可能的，想要什么都懂必然是浪费时间。但你也可能持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说，我要扩大知识面，有广泛的兴趣。我认为后者一般来说更容易成功。

——杨振宁对香港中学生的讲话（1983年），《杨振宁文录》第316页

学一个东西不只是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特别的方法，而是更要对它的意义有一些了解，有一些欣赏。假如一个人在学了量子力学以后，他不觉得其中有的东西是重要的，有的东西是美妙的，有的东西是值得跟人辩论得面红耳赤而不放手的，那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并没有学进去。他只是学了很多可以参加考试得很好分数的知识，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精神。他没有把问题里面基本的价值掌握住。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要掌握住它们里面的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精神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到一个程度时，你才是真正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杨振宁在美国与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5页

做研究工作到最后必须要做自己有所创建的东西，不是在那儿跟着别人跑。老跟人跑的研究工作，不大可能是有真正重要的建树的。这当然并不是说一开始就非要独创一家不可，那是不可能的。学问是累积起来的，所以必须要先学习别人所做的东西，然后才可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在学习过了一个相当程度以后，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见解。不能老跟着当时“权威性”的看法跑。

——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对中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的谈话（1982年），《杨振宁文录》第300301页

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

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庆20周年纪念讲座上的演讲（1983年），《杨振宁文录》第41页诺贝尔奖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李政道接受专访话当年》，《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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