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一九年一个阴晦的清晨，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只身从偏远的家乡来到哥本哈根，他的口袋里只有十个铜板，这是母亲最后的积蓄。

这个少年就是安徒生。三年前，随着父亲的去世，他们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他再也不愿依靠母亲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讨来维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那座北欧最辉煌的城市，去实现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很小的时候，安徒生并不知道自己洋溢的热情该往哪里投放，只知道——“我想当‘艺术家’”。这个鞋匠的儿子经常站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放声歌唱，和着浪花冲击礁石的声音和母亲悠长的捣衣声。他经常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童话里的宫殿，或是用碎布剪贴成玩偶的剧场，用鹅黄编出“围裙”打扮成故事里的村姑。别人交待他去跑腿，他唯一的交换条件是揪住对方倾听自己朗诵诗歌……可以说，小安徒生尝试过所有他能想象到的艺术形式：歌唱、绘画、剪纸、诗歌、戏剧、芭蕾。当然也少不了写作，准确地说，那时还仅仅是“编童话”——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上帝留给他的最终的幸福。

安徒生的父亲汉斯是一个鞋匠，他不可能给儿子什么艺术方面的培养和熏陶。但是，幸运的是，父母给予这个“古怪出格”的孩子以底层人家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的支持、理解和祝福。母亲并不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里，却为孩子的“异想天开”感到骄傲。哪怕，在母亲眼里，手拿剪刀制作玩偶的安徒生只是一个未来的好裁缝，母亲还是感到骄傲。

而父亲的影响更有决定意义。父亲和儿子一起制作玩偶，给儿子读《一千零一夜》和《拉封丹寓言》。父亲也许不知道儿子想做什么，但他知道儿子不想做什么。这个“想入非非”、“不务正业”的孩子就像他童话里的那棵云杉树或是那棵小春黄菊一样，蓬勃自得地生长着。

那时父亲还在世，有一天，父亲收到一名舞蹈演员的订单，开始做一双美丽的芭蕾舞鞋。从来没有玩过任何一件贵重玩具的安徒生，紧紧地把舞鞋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当顾客来取鞋子的时候，父亲几乎是从他的怀里夺走了舞鞋。为此，安徒生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当他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美妙的梦想。在专业演员的眼里，安徒生相貌丑陋、身材单薄、四肢笨拙，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材料。剧院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像乌云一样压抑，让他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于是，他给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面对打击、面对嘲讽，安徒生没有停止写作。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垂死孩童》的诗，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这首忧伤而温馨的诗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那就是：沐浴在爱中传播爱。

按照一般人的设想，这名贫困潦倒、饱经挫折的少年，一定对社会充满着仇恨和厌恶，一定会在文字中发泄他的愤怒和诅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笔下流淌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纯真的文字。

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多少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一个安徒生的故事：在孤独的旅途中，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取お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还是拒绝了她的。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文学评论家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他描述说：“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鬈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那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寒冷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

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他是一棵受伤的芦苇，却永恒地挺立着。

是爱，让安徒生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安徒生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安徒生，全世界儿童共有的父亲。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

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生活。

二

当希特勒神气活现地夺取政权、纳粹在国内推行恐怖统治的时候，德国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讲学。

他公开抨击纳粹主义。

他是安全的。

然而，他为这种安全感到耻辱。

“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朋霍费尔在给朋友尼布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决定立刻回国。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刻回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更深切地意识到，“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生活的重建。”

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在呼唤他，宛如太阳在呼唤向日葵。

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向日葵昂头向着阳光开放，太阳转至西方，它也随而转向西方，它始终面向阳光的温暖。但是，在晚上，它便收拢自己，隐匿自身的颜色，等待新的日出。”朋霍费尔采取他自己特殊的方式来“等待”新光的再度降临——他向黑暗猛扑过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朋霍费尔也没有为自己当初归国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他在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从不为自己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作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在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路程，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他没有恐惧之心，只有感激之情；他没有懊悔之意，只有喜悦之感。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破晓，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向巴伐利亚森林边缘的刑场。正如耶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走向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奔赴十字架的道路；朋霍费尔在临行前的那一刻，并没有对死亡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像平时一样温和地对着刽子手微笑。

朋霍费尔给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

这名年轻的学者在狱中写下了一批书信和零散的札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学者”或者“作家”来看待，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文字能够在身后得以整理并发表。

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薄薄的一本《狱中书简》。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方向。

我无数次地《狱中书简》。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忧伤的时候，当我怨恨的时候，当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我遭到误会的时候，当我遇到困苦的时候，《狱中书简》都是一剂让心灵重归宁静的良药。在朋霍费尔所遭受和承担的考验、羞辱和折磨面前，我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经历的一切像尘土一样微渺、像鸿毛一样轻飘。我经历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

在这些没有经过谋篇布局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隐秘细节，他的生活已经惊人地融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之中。他与所有的受难者同在。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在给父母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从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觉，属于人类更美好更珍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他的心态是如此平和与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认为自己仅仅在从事一件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理应如此”的事情。

在信中，朋霍费尔继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默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没有被灾难所征服，他以自己的坚贞反证了敌人的虚弱，他以自己的喜悦烛照出敌人的丑陋。他也没有对未来流露出一丁点的失望。他向死而生，朴实无华、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是他生命的延伸和发展。他更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强调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在“分担上帝的苦弱”。

就在被杀害之前三个月，朋霍费尔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外边“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我”存在于“我们”之中。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说：“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用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反对极权主义斗争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并在扉页引用了这段话。与海明威一样，朋霍费尔也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渴望自由的每一次被压制，人权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我们被连结在人类之中，分享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邪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正如《圣经》中所说：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就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箴言25：26》）

在备受折磨和***的牢狱生活中，朋霍费尔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并无比平静地面对死神的到来。他的文字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因为他的心灵也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

在另一封短信中，他请求父母给他送去“火柴、面巾和毛巾”，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这是最打动我内心的细节——这位圣徒，并非“特殊材料”制造的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他跟我们一样呼吸和饮食，跟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的软弱之处，恰好是他的刚强之处。他的腼腆之处，恰恰是他的高尚之处。

朋霍费尔的一位难友、英国军官佩恩·白斯特，是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他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是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很明显，朋霍费尔自觉地分担着“上帝的苦弱”，在狭小的囚室中体验着天堂。他将爱传递给身边的难友，他在把面包分给难友的同时，也分给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感情；他在把衣物赠送给难友的同时，也将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送抵他们的心灵深处。吕斯布鲁克说：“爱并不是默然无声，它永不停息地呼喊——时刻准备去爱。”朋霍费尔的呼喊穿透了监狱厚厚的墙壁，也穿透了时间漆黑的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