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挑选一件饰物很不容易。这几乎就是一件苦役。琳琅满目的饰物中，到底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再有心计的女子在商厦里也变得没有了主意。她们在柜台前试来试去，心烦意乱。这时，她们可怜的一面暴露出来了。陪同的男性则更加恼火，只好在附近转来转去。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最害怕的就是陪女友去商场买饰物。女友不经意就消磨掉一个小时，而男士们虽然无聊，还得装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模样，讨女友们的欢心。

还有没有可能在街头寻找到一个浑身上下没有饰物的女子？父母辈曾经在可怕的时代里生活过，那个时代不允许任何女子拥有饰物。那个时代的女子都得像样板戏里的主人公一样“朴素”。这种所谓的“朴素”残酷地压抑了美和爱美的心灵。我们没有谁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去。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走向了昨天的反面：人人都必须有五彩斑斓的饰物：耳朵上、手指上、手腕上、脖子上……而且越多越好。我试图寻找一位素发披肩的女子，走过几个街口，终告失败。帽子、发夹和摩丝使女孩子们的头发不再是“头发”。我希望寻找一位素面朝天的女子，逛了若干个商场，也没有能够如愿。几乎每个女孩的脸都被各种各样的涂料和饰物掩盖了。朋友嘲笑我，只懂得欣赏村姑。而我一笑置之。

我以一名局外人的身份注视着这座变动中的城市，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女子，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女子身上的饰物。

我发现，个性在对个性的寻求中失落了。饰物是有品牌的，而女孩子们没有品牌。我们在街道上能够认出饰物们的品牌来，女孩子们却彻彻底底地是暧昧的，正像她们脸上的表情。

她们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个性。她们本来把饰物当作自己的标识，但饰物成不了她们的标识，饰物仅仅是饰物而已，饰物的背后是一长串的英文名字。成群的陌生女孩们在城市里匆匆地行走着。她们就像一条失去河床的江河，这条江河涨潮时，把沙洲和沙洲上的贝壳都淹没了。一条失去河床的江河还有没有将自己作为“江河”的灵魂？

德国作家赫塞在他的杰作《荒原狼》中，曾经写到过女性的饰物。他认为，这些“小玩意”并不能简单地看作小玩意。奢侈品并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并不只是利欲熏心的工厂主和商人的发明，这些东西既合理又漂亮，花样繁多，组成一个小小的、或者毋宁说是大大的世界——从扑粉香水到舞鞋，从戒指到烟盒，从皮带到提包等等，多得数不胜数。这些物品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爱情服务，使感觉更加细腻，使死寂的环境具有生气。赫塞感叹说，“像魔法那样用新的爱情装备死的环境，手提包并不当手提包用，钱包也不当钱包用，花不是花，扇子不是扇子，一切都是爱情、魔力、刺激的外形物质，是使者、黑市商人，是武器、战斗的号召。”

我能理解赫塞的叹息。当我注视着街头行走的女子们身上的饰物时，我也有这样的叹息。

山田君的忏悔

京城正是风沙漫天，游学日本的朋友燕子回国来看望我们。这次她不再是孑然一人，她的身边多了一位夫君——秋田大学年轻的山田正行教授。燕子告诉我，他们刚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结为夫妻。

老实说，我一向对日本人抱有深刻的“成见”。因为日本国内一直泛滥着掩盖、歪曲战争罪行的思潮，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多少忏悔之心，他们对中国的歧视和野心并没有消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可能不感到愤怒。再加上，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得的关于日本男人的印象——自私、狭隘、虚伪、阴暗、懒惰、大男子主义，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就到酒吧通宵喝酒，然后回家打老婆。在我的心目中，日本男人简直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因此，初次见面时，我对善良温柔的燕子选择日本男性作为夫君，心中有些担忧——他会不会对她不好呢？

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一疑虑。山田君一脸的纯朴。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我们一大帮朋友热烈地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却一直温和地微笑着。饭店里客人很多，半天还没有上菜，大家都有些饿了。于是，燕子便吩咐夫君出门去买些点心。听到妻子的吩咐，山田立刻穿上外衣出门了。片刻之间，他就兴高采烈地带回了一大包点心。看来，他是一个善良勤快的好男人，不仅有学识，还有一颗好心。

正式吃饭前，山田严肃地跟燕子说了几句话，然后用充满期望的眼神看着我们。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想跟大家说一些话，不知大家允不允许？”我们点了点头。山田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起来，脸上没有了笑容，神色凝重。他说完的时候，还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大概是对我们的倾听表示感谢。

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要为当年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道歉、表示忏悔。这是他到中国以后，见到每一个中国朋友时想说的第一句话。同时，他说自己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日本官方的许多政策都是错误的，包括改写教科书等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意他们的那些做法。他拜读过诸位严厉地批评日本民族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日本民族的缺点。在此，他也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燕子翻译完，大家半天没有说话。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个日本人诚恳的忏悔。这一忏悔是迟到的，是微弱的，却让我分外感动。就在我的情感受到打动的时刻，突然间，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此感动呢？这一忏悔，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已经深入到了千家万户。有忏悔意识的是大多数的德国公民，拒绝忏悔的仅仅是少数的新纳粹光头党。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着犹太遇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公司成立基金会，致力于赔偿受难者的家属和后人；德国民众定期参观惨案遗址，还不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小对孩子进行教育，以根除邪恶产生的土壤。与德国的“全民忏悔”相比，日本的“少数忏悔”又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啊。

然而，正因为少，更显得可贵。其实，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忏悔精神的民族。我还记得读到作家摩罗《致郭铁城先生忏悔书》时候的那种感动。摩罗是60年代出生的人，并没有真正参加过文革，并没有殴打过人、侮辱过人，但是他真诚地向以郭铁城先生为代表的、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中国人忏悔。他表达了一个迟到者的良知和勇气，他表达了一个身处罪恶中的懦弱者寻求新生的渴望。他不是在“越位”，而是在“坚守”。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指责日本人的不忏悔，可是中国人自己何尝又有过忏悔呢？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残害、同胞对同胞的欺骗，几千年来何尝少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人肉的筵席，谁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清白呢？

《圣经》中说：

人哪，你们沉默不语，真合公义吗？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篇58：12》）

一个人自发的忏悔，是他的灵魂得以解放的起点。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被恐惧所压垮，只要一个人还有说真话的意愿，他就有被光明所照耀的希望。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幻灭》中说过：“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忏悔表面上看很容易，但对某些人来说，却难于上青天。

其实，摩罗的忏悔与山田君的忏悔，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山田君的忏悔比摩罗的忏悔还要艰难——在多数人不忏悔的日本，作为一个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向中国人民忏悔，他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现实压力。东史郎的遭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仅仅是公布了自己当年的战地日记，就有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斥之为“民族败类”。摩罗是中国人中的少数，山田君也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本来，他们的忏悔不应当受到过高的赞美和褒扬，他们的忏悔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同胞们都拒绝忏悔、嘲笑忏悔的时候，他们的忏悔顿时显得无比珍贵。我们因他们的忏悔而感动，实际上，这种感动与一种更深切的悲凉联系在一起。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山田君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中国人与日本人就真正成了“一衣带水”的友邦。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摩罗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远离了邪恶而趋近了善良。

真实的“模拟审判”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女性国际战争法庭”庄严地在日本东京开庭了。这次审判被称之为“模拟审判”、“民间审判”，它虽然没有强制执行的效果，但是首次将日本天皇裕仁推上了法庭，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参加这次审判的有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和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人士。他们当中，既有当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也有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为了正义和公理走到一起来。这次审判虽然不可能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罪恶全部扫进历史垃圾堆，但它让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滔天罪行曝光于世人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次审判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扩张的大背景下展开，象征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又一次兵不血刃的较量。

那是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那段历史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它所遗留的苦难依旧在折磨着当年那些悲惨的受害者们。勇敢地出庭见证那段历史的中国老太太万爱花，当年在遭到多名日军残酷的奸污之后，整个腰部溃烂扭曲，后来身体严重畸形，大腿直接长到了胸口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她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煎熬的生活。她的身体本身就是对禽兽们的控诉。71岁高龄的万爱花，在法庭上因为悲愤过度而昏厥，审判一时中断，连法官也不禁泪流满面。

我在台湾出版的《台湾慰安妇报告》中，读到了一个接一个恐怖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的个案。一位受害者回忆说：“慰安所是用木材盖的，一人一间房好像宿舍，上班时间自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白天是兵仔，晚上是军官。一天要接二十多个官兵。在山里，晚上时点蜡烛接客。一个月发半打或者一打保险套，常常不够用，我们就到溪边洗一洗之后再拿来用。那是一个岛山，万谷深坑，想逃也逃不了，没有人敢逃走。有一次士兵喝醉了酒，将桌子打翻，还骂我们吃什么饭，糟踏我们。我们坐在地板上吃饭，没有幸福可言，常常随便吃点就要我们接客。”另外一名老太太痛苦地讲述了她十六岁时的悲惨经历：“我因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曾经自杀过两次。第一次是去没有多久就不想活了，因为我的年纪最小，非常害怕，喝灯油自杀，自杀后被送到空军机场部队的医务室急救。隔了没有一个月我又自杀，后来不得已只有顺从他们。”每个慰安妇都经历过一段地狱般的生活，她们面对的是一群地球上最凶残的动物。她们的抗争只能激起施虐者们更加血腥的报复，而她们的顺从也唤不起施虐者们任何的同情心。一位控诉者说：“我们被带到一个山洞里，那边已有一名日本兵在那里，强迫我脱衣服并将我强暴。我一直哭，虽然有抵抗也没有办法，再怎么也没有对方的力量强大。这个日本兵走了以后马上又来一个。接着就轮到另外三个，我与另外一个女孩年纪比较小，一直喊痛。整个过程从八点到九点半左右。从此之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必须做这样的工作。”

如果缺少一次世纪审判，如果听不到正义的强音，那么悲剧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其残酷性甚至可能超过上一次。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使用“性奴隶”。许多文告是由日本军方堂而皇之地发布的。世界上还能够找出第二个如此恬不知耻的政府吗？

我们记忆，我们控诉，我们谴责，我们愤怒——我们并不想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对方，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自己也沦落到了禽兽的地位；我们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们需要听到忏悔、我们需要得到赔偿，尽管忏悔和赔偿并不能真正弥补那些受难者的痛苦。宽恕与和解只有在忏悔与赔偿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否则衣冠禽兽们又将大摇大摆地、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写道：“日本人对妇女，干出了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干不出的坏事，还美其名曰慰安妇的‘慰┌病。……在世界公议的压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过国家责任的花样，由所谓民间团体拿出五十万，分别与每个慰安妇‘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妇，并且用这一‘成交’，来蒙混侵略者‘战争罪犯’的真相，用心至为卑鄙可恶！”这次民间的审判，终于判定逃脱当年东京审判的日本天皇裕仁，对于人道犯有严重的罪行。裕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逃避了惩罚的级别最高的罪犯。当这一判决宣布的时候，法庭上的人们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这也正印证了《圣经》上的话：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诗篇92：7》）

《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的一个说法我很赞同，他说：“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人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而作为近邻和受害者的中国人，却没有能够写出一本研究日本的巨著出来。我们恐惧日本的野心，我们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动，我们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但是，日本的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日本富裕和强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日本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回答上来。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拥有的资格。

世纪审判的最后判决，终于在今年“三八”妇女节的那天公布了。

那一天，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那一天，中国的妇女、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土地，倾听到了正义力量那悠长而强劲的回音。

杀人如草不闻声

战争与杀戮如影随形。绝大多数文献材料对战争中的杀戮的记载，对于酷烈和残忍的杀戮本身来说，往往显得相当的苍白和轻飘。

民国政坛著名活动家刘以芬著有《民国政史拾遗》一书，披露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其中，“吴佩孚汀泗桥之败”一则，记载了二十年代吴佩孚与北伐军激战武昌的场景，寥寥千字，却栩栩如生。比起堂而皇之的历史来，更有触目惊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