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被层层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色彩的照片，是一九四○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二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的北大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的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邮票和相关的纪念邮品一项，就使得有关部门大发了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高价强行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大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有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分辨，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的、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

就内容方面来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生活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以后就炒到了三千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纷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除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是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校庆的欢乐之中，而少部分师生则敏感地意识到校庆的官气和铜臭。哲学系举办的系庆大会上，坐在显赫位置的是颇有身份的官员们。他们中有的在政府中位居部长的级别，有的是各省市的封疆大吏，全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会议的主持者在进行介绍时，也自豪地介绍说，某长、某长是我们哲学系的系友。有系友当大官，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只把眼睛盯着官员们而把学者们晾在一边，是否妥当呢？如果是中央党校的校庆这样安排，自然未可厚非，但作为北京大学这样安排，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老校长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要求师生抱定宗旨，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果欲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连北大也把学术看得轻如鸿毛，学问的前景真的就很让人担忧了。

五月四日大会堂庆典的贵宾席上，有一片地方是安排给前来庆贺北大百年华诞的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校长坐的。然而，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却很不满意。原来，他附近坐的是一个日本小企业的老板。因为这个老板向北大捐款数十万元，所以他也就成为北大的贵宾之一。东京大学校长很生气地对记者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在日本国内，国民对教育界人士十分尊重，即使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也受到普遍的敬重。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第一流的大学的校长，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内阁大臣还要高。在日本国内，一般的小老板想见上大学校长一面比登天还要难，没有想到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里，小老板却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大学校长的附近。

一位香港房地产商捐献了一百万人民币供北大东语系修缮办公楼，于是东语系便聘用其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校庆期间这一类的“赠予”比比皆是，而尤以东语系的表现最为露骨。尽管是“名誉”所长，也不能赠给对这一领域一窍不通的商人呀！谁有钱谁就能买到学问吗？东语系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年近九旬的老学者季羡林先生早早地赶到会场，而三十多岁的年轻老板却比季老晚到了好久。这一前一后让人纳闷：学术与金钱的质地哪一个更硬呢？

有几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从云南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母校的校庆。这几位校友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他们是在昆明完成学业的，从来没有到过燕园，不知道燕园的道路怎么走。他们互相搀扶着气喘吁吁地在校园里走走停停，按理说校方完全应该派志愿者来为这些学长们领路，并给予适当的照顾。但是，人手不够，虽然学校早就成立了“礼仪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漂亮的在校女生为校庆期间的迎来送往服务，但这些美丽的女孩早被安排去给有地位有身份的校友们服务去了，哪里还顾得上这几位寒酸的老头呢？他们不过是几个退休的教师罢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势，既不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也不可能给母校捐出一笔巨款，冷淡他们难道不应该吗？

一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淡淡地说：“燕园离我们心目中的燕园太远了，我们还是怀念当年在昆明的校舍，尽管那时的学校堪称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人们似乎对北大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在一个势利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势利么？在一个实用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实用么？在一个浅薄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浅薄么？

校庆期间，文艺晚会一台接一台。北大学生从来就很活跃，北大的文化氛围在全国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校庆中的文艺演出却让人目不忍睹。有一台文艺演出的主角居然是香港明星郭富城。他的身后是大幅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这个浅薄的明星在台上乱蹦乱跳乱唱，北大学子们竟然在台下如醉如痴地为他喝彩。

一位美国留学生迷惑不解地说：“我以为北大学生的品位很高，没有想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定会有学生拿西红柿扔到台上去的。”是啊，什么时候，北大学生失去了扔西红柿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已经聪明得不愿意扔西红柿了？

最大规模的晚会是五月四日晚上全国直播的那一场。北大为这场晚会耗资数百万元，北大平时老是嚷穷，好像连换一扇教室的窗户和修一个学生宿舍的水龙头的钱都没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打肿脸充胖子，俨然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为了准备这场晚会，校方甚至在北大静园的草坪上安置了供上千人座的凳子，将好不容易培植的草坪严重地破坏了。

然而，晚会的导演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导演，他把北大校庆的晚会办成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一锅大杂烩。倒有两个演员跟北大有关系，一个是牛群，一个是“大山”。在北大作家班镀过“金”的相声演员牛群，跟也是曾经在北大学习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所表演的相声，谈的是北大的事情，但内容油腔滑调，与北大校庆庄严的气氛很不和谐，相声的思维当然是肉麻地赞扬北大。而台下的学生们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跟着无聊的“搞笑”而大笑，一听到称赞北大的地方就拼命地鼓掌。

除了牛群和“大山”以外，一大群入流或不入流的歌星、影星们在台上自得其乐地表演，看不出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节目跟北大有什么关系。而北大的学生们有的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有的为歌星们摇旗呐喊。为了搞到一张入场券，人们费尽心机。这时，学生会干部的能力就神奇地显示出来了。一般人视为珍宝的入场券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校庆中最活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们了——这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北大百年校庆，在校方而言是一片欢歌笑语、莺歌燕舞，道路是平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校方看重的是获得了多少钱的捐款、传媒作了多少高格调的报道，至于其他则还来不及考虑。在校方的一次会议上，当校领导都在表功——如何千辛万苦地拉到多少多少捐款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先生不客气地问：“校庆搞得这么热闹，校庆之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究竟有多大的改变？”诸位领导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管通过校庆北大收到了多少捐款，但校庆之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北大在软件上是全国是第一流的，北大有最优秀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但北大在硬件上却连一些中等专科学校也比不上。

有一位北大博士说，在北大呆了十年，自己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为何耻辱呢？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当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的时候，当我坐在天花板上掉石灰的教室里的时候，当我在电话亭里焦急地等着打电话的时候，当我在食堂里排着长龙等着打饭菜的时候，当我光着身子在澡堂里等水龙头的时候，当我在商店里被售货员训斥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了。”

校庆之后，这些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面子工程”一个接一个地上马。即使是条件比本国学生的宿舍好得多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许多房间也是年久失修，一个台湾学生反映说：“我们房间的天花板老是掉石灰，可是打了很多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来维修。校庆前后一个样。与其搞这么多花架子，不如为学生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学校服务的核心应当是学生，而校庆所忽略的恰恰是学生们。九十年代以来，学生的声音是没有重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忽略学生的利益，对于教育者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难怪有正义感的甘子钊院士要忍不住说心里话了。

校庆之后，在北大人的一片自我吹嘘声中，也有冷言冷语传出来。著名学者、《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作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对北大需要官方来肯定自己的地位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现在老是去讲当年的荣光，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学术地位，起码说明她有了危机感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学术好比老虎狮子，都是在山林里搏杀出来的，并不是能豢养出来的。当学术主动向权力献媚的时候，学术自身的价值也就全部丧失了。对于学术来说，最可怕的命运不是被压抑被扼杀，而是成为官学。

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的北大早已不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北大、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的北大。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校庆，究竟“庆”什么呢？

为了给校庆渲染一些欢快的色彩，北大校方在南门设置了一个倒计时牌，模仿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门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每天随着校庆日的逼近，上面显示的日期依次减少。在五月三日深夜，校领导和一大群学生围在倒计时牌前面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倒计时牌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有了小小的误差，人们齐声叫：“五、四、三、二、一……”一连叫了好几次，倒计时牌还是没有“熄灭”。真有点让所有的人尴尬。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倒计时牌象征着殖民地历史的终结，那么北大的倒计时牌象征着什么呢？

不知道这个愚昧的设想是谁作出的，不过却歪打正着——倒计时牌仿佛是某种悲剧性的象征，象征着北大某些最宝贵的精神的终结。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然而我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