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会主席身份特殊，加冕之后有荣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青年联合会首脑的可能性。而青年时代能够在以上两个机构担任首脑，今后在中国政坛脱颖而出的机率则极大。所以，北大学生会主席一职，可谓万人瞩目，非同寻常。能够当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人，用一句北京土话说，都是“不一般的主儿”，不仅具有雄厚的财力后盾，而且还拥有与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关系”。既要有校方高层人士的认可，又要有广大中下级学生干部的支持；既要获得某些重量级教授的默许，又要在广大政工干部中取得强有力的支持。

近年以来，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据说仅仅“显性”的花费就在数万元以上。有的候选人仅请客吃饭就达数十桌之多，从各级官员到同乡会等组织，无所不包。酒饱饭足之余，拉选票就理所当然了。这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贿选。在“竞选”期间，有的候选人甚至在北大附近的高级宾馆里租用房间作为“指挥部”，搜集分析各种情报信息，召见各色人等。仅此一项开销，就在数千元以上，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钱的来路究竟“正”还是不“正”呢？迄今为止，鲜有人士去关注和调查。

北大校庆期间有一本风靡全国的书《北大往事》。这本书让人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个人化的讲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中。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北大往事》中的大部分文章都配得上是“个人化的叙述”，唯有一篇文章，就像眼睛里掉进的沙子一样，使人觉得跟全书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这就是北大第二十二届学生会主席张菁所写的《青春在右爱在左》。

这篇文章，一看标题，倒还像是个人的叙述，可是文章的内容却与其他文章中所描述的活灵活现的“个人”有着天壤之别——她大谈“社会工作”，作为北大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个女学生会主席，她谈学生会的选举，谈自己的“政绩”，谈自己所作的“无私奉献”，如果不是在《北大往事》中读到这篇文章，人们还以为是在听曲啸、李燕杰之流的“优秀德育工作者”的报告。

张菁还很动情地写到集体，“在北大，我特别感激我成长的两个集体：校刊记者团和九二国政班集体。”而这两个“集体”外面人看热热闹闹，在北大内部却是笑柄。校刊被北大人称为是“最空洞、最无聊的文字垃圾”，北大人有一句名言：“跟北大校刊相比，《人民日报》办得真是生动活泼。”校刊尽管分发到每个宿舍，但仔细的比例非常低。校刊上，除了领导讲话就是会议报道，语气当然是清一色的“形势大好”。校刊的思路是：阳光下，没有一丝阴影。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的智囊们曾经给他办了一份报纸，只供他一个人。北大校刊的水平，比起这份“一人报”来，并没有高明多少。

而所谓的“九二国政班”，完全是新闻界炒作出来的一个神话。

在一九九六年各大报纸关于这个班级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是说国政班有一个同学学习如何如何刻苦，在北大上了三年学，还没有在北大看过一场录像。知道内情的人们看到这个细节后笑破了肚子：原来，这个同学是北京人，每逢周末就回家去看录像去了，所以不必在学校的录像厅里看。

张菁的文章里说，“我所在的九二国政班是个催人奋进的集体，它的向心力、凝聚力在于它可以裹挟着我的懒惰、松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然而，这个“催人奋进的集体”的实际情况却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九二国政班男生宿舍中牌局之多，在全校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在晚上熄灯以后，他们仍然牌兴不减，把牌局摆到了走廊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战斗，吵得其他宿舍的同学都睡不着觉，最后引来楼长干涉。这样一群对学习兴趣淡漠的学生，被叙述成了模范班集体，难怪“模范”二字在当代汉语里有浓浓的嘲讽的意味。

在北大一般同学心目中，校刊记者团和九二国政班声誉并不佳。它们仅仅是学生干部们炫耀所谓“政绩”时的标榜而已。张菁的文字让人感到有些恐怖：从叙述语调上看就是有板有眼的官样文章，即使在涉及自身爱情的时候，也是有板有眼的，连抒情的方式也一丝不苟，读者可以发现她写作的心态——她的文章是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抒情散文”一样做作。青年时代就学会这样“做”文章，不知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让人可怜？

青年时代就轻易地失去自己，融入“主流”之中，不会用自己的心说话，“官”当得再大，又有什么意思呢？然而，今天有为数不少的北大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往上爬，往上爬，再往上爬。往上爬，成为生命的本质。

北大作为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自身却已经像衙门一样了，架子搭得很大，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比教学第一线要庞大得多，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所有部门的通病，怪不得北大，北大不可能生存在真空包装之中。北大不可避免地患上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单位”的弊病。而成其为北大特色的，则北大内部是对官僚的崇拜和对官气的培养。

前几年担任过一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某人，原来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因为成绩有几门不及格，通过关系转到哲学系就读。在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他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转系的原因说成是“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自己立志要像宋代哲学家张载一样“与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这番竞选演说，果然迷惑了不少不知道内情的学生代表。而为了当上学生会主席，使自己在竞选时多一个砝码，他把一篇学术价值不高的论文拿去参加体现哲学系学生学术研究最高成就的“爱智杯论文竞赛”，居然获得一等奖。这也成为他竞选时炫耀的一个项目。哲学系的某些教授，在进行论文评比时，为了捧出自己本系的学生当选学生会主席，放弃了基本的学术公正的标准。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最为神圣的学术，竟然也沦落为学生的“准政治活动”的附庸，这对“求真、求美、求善”的大学精神来说，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目前，北大里的一些论文评比，都丧失了“学术”的意义，成为各方面力量争权夺利的一个战场。许多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生，根本就不去参加北大的学术评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近年以来，北大本科毕业生中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能够免试直升硕士，各系当然都把自己最出色的学生留了下来。但北大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规定，专门拨给团委一定的名额，然后通过团委把这些名额强行分配到各个系里去。这些名额被哪些学生所拥有呢？拥有的当然是学生干部了。团委的意思是，学生干部干学生工作很辛苦，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不很好，但是，他们都是北大的栋梁之才，必须把他们留在北大继续从事学生工作，所以通过这个特殊的办法让他们享有与付出的“劳动”等量的“优惠政策”。

然而，导师们对这类学生最头痛。这些学生对专业知识一问三不知，却总是有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在干学生工作，我在为同学服务！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花了许多时间去为同学服务，学业上当然差一点，老师您就网开一面吧！教授们能够怎样呢？不让他们通过毕业论文？严格遵守学术标准？不行，团委很快就出面为他们的“优秀”学生们说情了。

目前，团委在大学里的权力不断膨胀。一个加拿大留学生曾经迷惑不解地问我说：“什么是‘团委’？‘团委’不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吗？它为什么能够管理其他所有的学生组织？并且有这样大的权力？在加拿大，政府和财团对大学施加的影响力，也比不上你们的‘团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而获得团委推荐的报送名额的学生，无一例外的都是显赫的学生官僚，都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之流。其他方面都面面俱到，人际关系融会贯通，恰恰没有做学问的本领，但他们偏偏就占有了为数不多的“位子”。

面对牛气十足的学生官僚——虽然仅仅是候补的官僚，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就害怕地退缩了。在某系的保送研究生的面试中，几位著名学者向一名团委推荐的保送生提问。没有想到，这名学生连这个专业方向的一些常识都一无所知。他还若无其事地说：“以后有时间，我会找几本书来看的。”气得一位老教授拂袖而去。然而，教授们依然无法阻止这类学生顺利保送读研。

有谁记得老校长蔡元培的忠告呢——“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教育指导社会，而非教育追逐社会。”人们正在南辕北辙。

一心一意地干学生工作不是不好，我们不妨为这些干学生工作的“优秀”学生专门成立一个“学生工作研究系”，让团委相中的学生们进这个系去修炼吧！他们一定能够修炼成“精”的。他们在将来的官场上纵横捭阖，为北大挣足了面子。那时，北大人就不至于叹惜说“大清天下北大荒了”。

北大校庆前夕，北大研究生会出面组织编写了一本叫《北大百年老照片》的书。编委会是由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刚组织的。许多北大博士生和硕士生都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但是，书出版之后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错别字之多，已经到了目不忍睹的地步，负责编辑的学生干部知识水准之低，使一般读者根本想象不到他们会是北大的研究生。因为，这些错误是一般中学生都不应该出现的错误。那些研究生会的干部们，连排版中打字员的明显的录入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也许他们一遍也没有看过。

例如“朱光潜”被误为“宋光潜”。这样的错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里，出现在这本署名“北研”、“树人”编辑的为校庆献礼的书里。大概是因为聪明的学生干部们忙于领导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实际事务”吧。

更让参加编写的同学愤怒的是，他们发现许多自己写的稿子，被篡改为别的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呢？赫然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李某。李某的大名堂堂正正地署在别人所写的文章的前面。他俨然把别的同学都当作他自己的秘书来看待了，秘书写的文章，当然要算是领导写的了。因为领导出“思想”，秘书出“技巧”。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但李主席就吃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津津有味。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吃白不吃。姑且不讨论道德范畴的问题，堂堂北大研究生会的主席，就连起码的法律意识都不具备，真是令天下人叹为观止。主席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起码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吗？

校庆不过是为这些蛀虫们提供了一次赚钱和捞取名声的机会罢了。他们才不知道在校庆的日子里缅怀北大的学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呢。相反，他们会嘲讽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傻的人！

不全面清理北大自身的“准官僚社群”的质地，不深刻地反思北大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现实状况，北大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不捍卫学术的独立精神和神圣品格，就拯救不了这所大学。

使学术回归学术，使思想回归思想，使官场与大学脱节，使学生与官僚脱节，是每一个北大人和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的使命。

正如弗雷德·赫钦格所说：“对于已经发生的变化和仍然无法预见的变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大学在内，如何作出富于想象力的反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传统上，大学一向是社会整个制度的重要部分，担负着维护社会价值准则并将其一代代传下去的任务。但是，大学也是社会适应体制的一部分，它是社会革新的焦点。大学一方面要保存人类的知识和道德遗产，另一方面又要将过去曾发挥良好作用且备受珍视的方式予以更新，有时且需彻底改革，这两种任务一定要协调起来。”北大不仅有一百年的现代大学的传统，而且还有两千年的古代“太学”的传统。北大不仅肩负着推动学术创新和思想传播的使命，而且还应当在社会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注视北大。

让我们祝福北大。

风暴中的燕园

“文革”时期的历史，是北大的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或者不敢去触及它了——在汗牛充栋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几乎是一个空白。北大校庆期间，在有关北大百年历史的滔滔不绝的叙述中，这段“敏感”的历史被有意抹煞掉了。

然而，无论如何回避，这道“伤疤”依然在历史的隧道口上对着我们冷笑。

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七十年代后期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北大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物质相对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学子们，对昔日北大在那场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一无所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篡改历史的那些人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掩盖历史，是因为许多有罪的人正处在风光和荣耀的境况之中，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学界名流”，牢牢地掌握着叙述和书写历史的重要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都与“文革”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着。因为处处都是罪人，导致了罪孽不再彰显，导致了忏悔成为缺席。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那些血迹，那些罪恶，那些悲惨的泪水，那些人性的高贵与人性的卑劣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是无法永远掩盖的。风暴中的燕园，是观察大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一个特殊视点。

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这是恢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尊严的第一步。

没有这样的一步，重建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当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没有想到，这种混乱会延续十年之久；人们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这场政治运动将比声势浩大的“反右”还要残酷和严峻。

六七月间，学校的领导干部被强迫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挨批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遭到了学生们严厉的批判。这些官昔日也曾经整过人的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和职工造反派不同程度的拘禁和拷打，被关进了所谓的“牛棚”——也许连造人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民族试图要将人变成“牛”、变成“蛇”、变成“鬼”。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局面。但是，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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